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明代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建立与消亡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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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它的设计者朱元璋也是这么想的。

古代王朝维持统治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

有人说是军队，有人说是科举，还有人说是“顺天应民”。

这些都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最主要的。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笔者看来，对古代王朝来说，经济基础就是钱粮税赋，而这些事情都离不开对人口和土地的精准统计。

君不见，秦末刘邦在攻入咸阳后，众人都去争抢金银财宝，唯独萧何进入秦朝的“中央档案库”，把其中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等资料一并收集好，为之后的战争后勤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高祖刘邦

可见，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掌控全面而准确的人口和土地数据是“一切胜利之本”。

这一点，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想到了：出身贫民的他，自然理解基层对一个帝国的重要性，而户籍制度是这一切的基础。于是，他决定重建这个制度。

以当时明朝的疆域和人口，这些数据可谓是个“超级档案库”，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成。所以，朱元璋为它设计了“两步走”的路线：

第一步是实行“户帖”制。这个主要是继承元朝的制度，简单地说，就是从朝廷开始，一级级地将指令传递到县一级，最终由县衙里的小吏挨家挨户上门登记；之后再逐级汇总数据并上交户部。为防止有人徇私舞弊，朱元璋还特别要求军队派出文书人员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审核抽查，即“驳查”。在完成这一切工作后，再向皇帝提交驳查报告。

第二步， 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推行“黄册”制。这个可以说是明代户籍制度的一大创新，其关键之处在于“里甲制”，即以一百户人家为单位，其中每十户为一“甲”，并从中选出一户为“甲首”来管理这十户；再设一名“里长”，负责管理十个“甲首”。接下来，就到了整套制度的核心部分：

这些“甲首”“里长”并不是由官府指派，也不是由百姓选出来，而是实行“轮换制”，即按照富裕程度，排在前十的人家每户轮流担任“里长”一职，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排在第十一到二十名的人家则担任“甲首”，任期也是一年，同样在甲内轮换任职。每年到了催办税粮均需时，县里把命令下发到里长，然后里长再通知到十个“甲首”，让他们回去督促自己手下的十户人家交税。

看到其中的奥妙了吗？没错，“里甲制”把原本掌握在帝国基层的“土皇帝”（如富户、乡绅）手中的权力打散，分给每一个人（轮流担任里长、甲首），可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既防止了基层“一家独大”、侵蚀国家权力，又使得民众之间互相监督、防止弄虚作假，保证户籍、税收等政策能落实到位。

在完成了户籍的统计之后，接下来就是土地了。

其实，在之前在登记“黄册”的过程中，已经把每户所拥有的土地登记过了，只不过当时只登记一个总面积。而这一次则是要把更加详细的信息统计出来，比如每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乃至地形、肥瘠程度等等。

想想这只是一块地的信息，要是把全国土地的信息都统计出来，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天文量级”难度的工作，其繁杂程度远在“黄册”之上。而且，相较于人口统计，田地丈量是一个更具技术含量的活儿。因此，对于这项工作，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

对于这一点，朱元璋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从顶层到基层分别培养选拔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朱元璋坐像

他要求当时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里的学生在学习到一定年限后，必须去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提拔任用。这对于人才培养的好处不言自明，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练，可以迅速上岗。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他的命令执行到位。

其次是“粮长”的设置。“粮长”是介于县衙和“里长”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税赋。设置这个职务的目的在于和朝廷派来的人形成配合：虽说国子监里的官员能力出众，但毕竟不了解地方实情，需要和本地官吏配合，才能更有效地开展清丈工作。

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十分到位，加之“黄册”的铺垫，“鱼鳞图册”（明朝对土地登记资料的叫法）的编制进行得很顺利。但即便如此，全国范围内的土地登记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才完成，前后共经历十几年的时间。

至此，大明朝的百姓就牢牢地被控制住了：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和人口相关的税赋，“鱼鳞图册”则掌握了田地租赋。这三者构成了一道道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上，无法动弹，化为稳固的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鱼鳞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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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它的设计者朱元璋也是这么想的。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就是过于理想化，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很紧，希望他们世世代代都捆绑在土地上不动。

其次就是过于依赖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从整个过程不难看出，朱元璋做为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而他又是出了名的精力旺盛，所以他在位时，这套制度尚能执行；但在他之后的皇帝，却很难有他的这份精力和决心。而如此庞大复杂的体系，一旦最高领导人不予重视，其效率下降乃至错漏百出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在朱元璋身后，这套制度渐渐发生了异化：

首先是数据造假。这个其实不难想象，因为如此庞大的数据，且关乎每家每户的税赋徭役，其中的利害不言自明。豪绅富户通过贿赂勾结户房主事，擅自涂改黄册，把应服的徭役转嫁他人，从而使穷人负担了越来越重的徭役。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明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也是在“两册”的编制过程中造假，故意隐匿土地和人口，使得中央无法掌握基层真实的情况，进而使这个问题愈演愈烈。

其次是“黄册”本身带来的利益压榨。由于明朝规定，县以下地方的“黄册”建造成本由本级官府负责筹措。自然地，这笔钱又被摊派到了百姓头上；而官府正好借此“狮子大开口”，以高于真实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数目向百姓征收，所得的银两几乎尽数落入官员的口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围绕“黄册”这一制度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其上不仅有底层负责执行的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更有皇帝和大臣贪婪地注视着由此带来的“额外收入”。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从天子到小吏，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借此敛财，使“黄册”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印钞机”，至于“黄册”本身的作用，反而没人在意了。

“黄册”逐渐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万历年间，“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已经瘫痪了。朝廷也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它还能带来“创收”以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清朝顺治年间，户部统计前朝的户籍文件，发现一些府县在崇祯时期的“黄册”中的人口数字竟然是照抄洪武年间的；更有甚者，把未来几十年的“黄册”一次性编造完，只为到时交差。

最终，这些记录了大明子民两百多年繁衍生息的书册随着天下的改朝换代而湮没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