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要_风闻

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要/蔡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分别在不同阶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前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4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也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既来自于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从多年的战乱中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第二阶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必经阶段。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确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国家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的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不过，中国经济的确在前30年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与世界的差距也拉大了。

事实上，由于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分隔，那一轮所谓全球化的范围十分有限。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经济体和众多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深度参与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趋同现象，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在40年里对发达国家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赶超。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以其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和全球占比提高，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除了以物质产出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之外，实现成功绩效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促进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发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建议，都是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中国义不容辞反映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

由于以下突出特征，中国及其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的显著意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其次，吸引众多学者尝试回答的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约瑟之谜，正是经济史学中旨在探索为什么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大分流这个谜题的中国版本。

从满足探索国家兴衰之谜的学术追求来看，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接近于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每一个必要阶段的大国案例。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大卫·休谟在1742年曾经预言，当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之后，艺术和科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极少甚至永远不会在同一国家得到复兴。迄今为止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创造的奇迹，已经在不断打破这个“休谟预言”。

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在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健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以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GDP总规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仅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1%和美国经济的4.6%。到1990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的占比提高到2.2%，为美国的9.2%，排在世界第十位。到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为4.5%，为美国的17.6%，排到世界第五位。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9.2%，相当于美国的40.8%。及至2017年，中国GDP达到10.2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约12.7%，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8.7%。

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增量贡献。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就超过了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30%左右。特别是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GDP增量高度稳定，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日益突出。

从统计数据看，有或者没有中国经济这个巨大的年度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来说是迥然不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GDP年增长率方差，自1990年以来明显小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总体增长率方差。而随着中国经济年度增量的绝对规模扩大以及稳定性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增长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愈显突出。在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异常变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得以显著降低。

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终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1978年至2017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全球占比从21.3%提高到35.3%，中国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从5.3%提高到36.0%。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左右。

作为全球经济趋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共享产生了提高城乡收入的整体效果，从而大幅度减少贫困，对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1981年至2015年期间，全世界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统计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11.4亿人，减幅高达60%以上，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76.2%左右。

从中国特色中提炼一般规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而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和走出去，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

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一般意义。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由于挖掘必要条件努力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相关，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是实现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手段，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要素不致流失，特别是把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欢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创造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制度需求的变革。劳动努力程度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面增加了农产品供给。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民遵循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历程；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发展规律。

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经济发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训，也有后40年的创新及其经验。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根据已经提炼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对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从时间维度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渐趋完结。从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看，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正如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领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转变。“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据每个国家面对的特殊挑战，创造出挖掘新增长源泉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考虑到改革效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空间维度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共享的逻辑。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有两种机制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产生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第二种机制则更多借助政府政策，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内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先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同时，中国擘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需要形成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即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由于发展带来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与欢迎。过去40多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具有共享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这些都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共享发展理念更好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