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国：东晋南朝的士族子弟也有不少穷人_风闻

　　 在东晋南朝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少孤贫”的记载，其中不乏士族子弟。《晋书》卷九二《袁宏传》：

　　 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

　　 《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宋书》卷七七《颜师伯传》：

　　 琅邪临沂人，东扬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刚正有局力，为谢晦所知。……值晦见讨，晦与邵谋起兵距朝廷，邵饮药死。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

　　 《宋书》卷九三《王弘之传》：

　　 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寻以病归。

　　 《梁书》卷一四《江淹传》：

　　 济阳考城人也。少孤贫好学，沉靖少交游。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

　　 《梁书》卷三六《江革传》：

　　 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弟观同生，少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勖，读书精力不倦。

　　 《陈书》卷三四《颜晃传》：

　　 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尝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尚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答曰“犹当少于宫中学士”。当时以为善对。

　　 类似的记载还有，如《梁书》卷二六《傅昭传》：“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礼，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刘诞，诞反，淡坐诛。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党咸异之。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这里虽然没有用“少孤贫”三字来形容傅昭，但实际上他也属于此类。

南朝著名诗人颜延之因为家境清贫，30岁还没有结婚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孤贫”呢？这首先是与当时人的寿命有关。从史料上看，当时不少人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岁。南齐萧嶷临终时召子子廉、子恪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1]萧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年仅四十九岁。任昉，齐时与萧衍同为“竞陵八友”，卒于梁时，也是年仅四十九岁。“武帝闻问，方食西苑绿沈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因屈指曰：‘昉少时常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知命。’”[2]当时人也意识到南方人寿命不长。《南史》卷六二《顾协传》：“吴郡吴人，晋司空和六世孙也。……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便称敕唤出。’于是以协为兼太学博士。”

　　 三十多岁就“已老”，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后代自然就会“少孤”，如任昉，“及卒，诸子皆幼”。[3]但是何以会一“孤”即“贫”呢？这又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

　　 通常认为，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侨姓士族在江南广占土地，建立田园别墅，经济上很富足。但是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晋书》卷七四《桓冲传》：

　　 初，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

　　 《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峤传》：

　　 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杨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乃拜峤庐陵太守。以峤家贫，无以上道，赐布百匹，钱十万。

　　 《南齐书》卷五二《王智深传》：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于家。

　　 《梁书》卷四九《袁峻传》：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

东晋枭雄桓温年少时，曾用自己的亲弟弟桓冲换羊肉给母亲食用

　　 士族家贫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这与我们通常想象的士族多拥有大地产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当时在建康的中央官吏俸禄并不丰厚，严耕望发现“自东晋以下，史传中常见有以家贫为借口乞为县令者。晋世，如孙盛、干宝、罗企生，皆以家贫亲老为辞由佐著作郎求补县令。（盛为浏阳令，宝为山阴令，企生为临汝令。）各见本传。又《李充传》，为征北参军，以家贫苦求为县，乃除剡县令。《江逌传》，为骠骑功曹，以家贫求试守太末令。而《温峤传》，子放之，为黄门侍郎，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是且以贫求为远州矣。宋世，如王僧达以家贫求郡，关康之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齐世，如沈冲以母老家贫求为永兴令。各见本传。”[4]当时地方官收入颇丰，严耕望列举有“公田与禄田”、“资给”、“送迎钱”等项。其中单靠“送故”一项，就收入惊人。对此学者多有论述。[5]以家贫为理由求县令，西晋已有，如胡毋辅之“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贫，求试守繁昌令。”[6]但大量出现确如严氏所说，是从东晋以后才有的。

　　 渡江南来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禄以外，他们并没有什么别的收入。颜之推曾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7]颜之推自幼生活在南方，他对“江南朝士”的描述不会是没有根据的。按他说，这些过江的“朝士”多数并没有土地，而是靠俸禄为生。既然以俸禄为生，则父辈中年殒没，子弟就很容易陷入“少孤贫”的境地。由此可知，像谢灵运那样“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者其实是少数。[8]《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孝武帝即位下诏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绰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恤赐。’于是三家长给廪。”徐、江、王三人均因卷入政治斗争而中年丧命，“长给廪”是个别情况，一般官员死后不可能有此待遇。

　　 “少孤贫”的例子主要出自过江北人，南方本土较少。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如沈约即是。这是需要解释的。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沈约的例子可能有一些特殊性。他在《宋书》自序中介绍自己的家世说：“史臣七世祖延始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王父从官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建康都亭里之运巷。”按此，从沈约祖父开始，沈氏这一支就迁到了建康，时间在东晋末。《沈约传》又说：“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按此，沈约离开建康，“流寓孤贫”，回到家乡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如果一切正常，他应该是一直生活在建康。从“丐于宗党”一语看，沈氏家族当时在家乡吴兴并没有什么家业可以凭藉。他的“少时孤贫”或许可以由此解释。

　　 《陈书》卷一八《沈众传》：“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沈众是沈约之孙。按他说，沈家在吴兴有“家代所隶故义部曲”。这很可能是沈约以后才有的。

　　 沈约家族的事迹提示我们，江南本地士族与侨姓士族终究有所不同。吉川忠夫曾注意到，侯景之乱后一些南方土著士人回乡里避难。他分析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乡里拥有某些生活的基础。”[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侯景乱后极少能见到侨姓士族逃难到地方。这些家族大多都是居住在建康。他们在南方是没有“乡里”的。因此之故，侯景之乱后他们所受打击也最大。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述及侯景之乱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10]

二十四史之一的《宋书》作者沈约年少时，曾因贫穷而被族人侮辱

　　 就南朝实际情况看，在维持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方面，最重要的并不在经济上是否富有，而在于文化。前引“少孤贫”的南朝士族人物，最后得以进入到社会上层基本都是靠文化。前引江革的例子最具典型性。江革“六岁便解属文”，其父江柔之“深加赏器”，以为“此儿必兴吾门。”类似的例子在南朝很多。

　　 因为文化对于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维系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一些戒子书都很强调学习的重要。王僧虔在《诫子书》中直言道：“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11]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12]《颜氏家训·勉学》篇：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之推亲历江陵朝廷的覆灭，尔后又由南入北，对文化的重要性感触更多。他亲眼见到了“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所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一语极重要。在需要靠文化维系家族地位的时代，士族子弟却是“多无学术”。这也注定了士族社会终将难以为继。从表面上看，南朝史籍中王、谢等一流家族的人物仍然很多。这似乎足以显示当时士族社会的昌盛。但是，须知经过二百多年的自然繁殖，这些家族人口众多，与见诸记载人物的相比，未见记载的人物其实更多。见诸记载的，多是在文化上有突出表现的人，这只能是少数。再往后看，经历北朝隋代，一直到唐初还有表现的南方士族人物也大都是因其文化上的业绩而被记录下来。

　　 [1]《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嶷传》。

　　 [2]《南史》卷五九《任昉传》。

　　 [3]《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4]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387页。

　　 [5]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晋书》卷四九《胡毋輔之传》。

　　 [7]《颜氏家训·涉务》篇。

　　 [8]《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9]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20页。

　　 [10]《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

　　 [11]《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12]《梁书》卷三三《王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