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 | 由郭沫若而来的整体历史视野_风闻

编者按

刘奎老师新著《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全面探究抗战时期郭沫若各种身份和表达，思考郭沫若“诗人革命家”身份下的时代意义。当今学界在郭沫若研究上面临很多困境，如文学史陈旧的刻板标签，学院教条行话的含糊不清，更有挟怨含沙的攻击抹黑。这部新著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强调“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郭沫若与历史人物郭沫若充分融合起来，“知人论世”，使历史获得表达。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现实性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性”，全面向历史敞开，才能谦逊地面向未来。还原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生动场景，让这位在当下“去政治化”语境中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接受客观公正的审视和理解，是重新理解这位伟大革命作家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本文是《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的绪论部分。感谢刘奎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诗人革命家

 文 | 刘奎

“抗战时期”的视野，提供的是开放的历史视野，展示的是远未完成的历史想象力。对于郭沫若来说，这种想象力不仅通过他的政治家、革命家及其社会实践得以体现，更通过文学家郭沫若的形象得以体现。这里所谓的文学，并不是狭义的“文学”，而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的概念。即不仅指现代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在内的文学（literature），而是类似章太炎所说的：“文学者，已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1】。”章太炎的说法对我们的研究有两点启发，一是从广度上看，凡是写作均可称为文，使我们可以突破现有学科的限制，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诗词唱和乃至行政公文纳入研究视野，从而走出狭义的文学史范畴，从现代文学史家所设想的“大文学史【2】”的角度，考察战时郭沫若的历史形象；其次，从性质层面看，文学不再是一个独立，或者说更多是与美学关联的范畴，而是与政治、伦理、礼乐等有着本质的关联。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创作，即便是“文学性”最强的话剧创作，也无不带着政治与伦理的视野。因此，文学与政教之间的本质关联，为我们探讨郭沫若其人其文的复杂性，尤其是他身上所具有的传统士大夫的一面，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刘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05-01

抗战时期郭沫若写下了大量的文字，除七部话剧《甘愿做炮灰》《棠棣之花》（修订）、《屈原》《虎符》《孔雀胆》《筑》《南冠草》之外，还有大量的政论文、学术论文、公文、杂文（批评）、散文、诗词，以及少量小说和报告文学等。这构成了文学家郭沫若不可忽视的存在，使他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家、学者或作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和研究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读者群或社会影响。从文坛来看，以当时他的文学地位（最直观的表现是，他的作品常被置于刊物的显要位置），他的文学创作和美学理念，即便不构成引领文坛的风尚，也是其他人的重要对话对象，至少难以完全被忽略。事实上，他往往构成了文学论争的重要一极，如他所参与的“国防文学”口号论争、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形式论争等均是如此。他的学术文章，虽然后来学界有不少争议甚至是质疑，但当时却既引起学院的关注，同时也广泛地影响到了社会。如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国统区引起轩然大波，更受到延安的重视，并一度被共产党列为整风文件。而学界研究甚少的旧体诗词，不仅是他抗战时期创作的主要文类，也在历史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如毛泽东《沁园春·雪》遭受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时，也是郭沫若以诗词的形式为之辩护。至于他的话剧创作，如《棠棣之花》《屈原》等，不仅是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政治的成果，同时也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可见，文学的视野，不仅是我们理解郭沫若其人，更是理解其所处时代丰富性的重要媒介。因此，对于战时的郭沫若，我们除了要研究其革命行动与社会实践的一面外，还要注重其参与社会实践的独特方式——文学。

 《甲申三百年祭》

正如传统“文学”这个概念，从本质上与政教就具有关联性一样，文人郭沫若也与革命活动、社会参与等难以截然分开。而郭沫若也从未将自己划归于某个特定的领域，或归属某种身份。作为一个以西方文艺复兴知识分子作为参照的新文化人，郭沫若的知识结构和人格想象也类似“百科全书式【3】”人物，这也就是他以孔子和歌德为模型所描摹的“球形天才【4】”形象。能自由出入于艺术、科学、教育、革命与政治等不同场域，从而突破了现代学科对他的限制。这实际上也对学术界的专业化研究视野提出了有力挑战。从他的成就来看，虽未能完全达到“百科全书派”那样的高度，但形制近似。

但无论是“百科全书派”还是“球形天才”，对郭沫若来说，都不仅仅是文学、政治青年的理想或抱负，而是切实地参与到了他的主体建构过程之中。因此，他关注的领域不仅广泛地涉及政治、经济、艺术、学术等领域，而且以实际行动参与了革命、抗战和政治运动。因而他的身份看起来是不断地在改变，但实际上可能是他主体的不同面向在某个时段的凸显，其经验也并非是后者对前者否定——虽然他有时候很决绝地作自我否定，而很可能是不断地积累与叠加，是历史进程反馈于主体，并由主体主动做出新的回应之后，形成的某种诗人政治家或政治文学家的主体模式，并综合地在其后的实践中发挥作用，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在特定的案例中知识分子把其以前的身份融合在他们自己的新的组织关系中【5】”。较之现代其他文人，这也是郭沫若的独特性所在。探讨这种独特性的具体内涵、在郭沫若创作与社会参与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如何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本书要处理的问题。

在郭沫若所设想的“球形天才”中，诗人显然只是与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等平行的一种身份，但从郭沫若的实际情形来看，诗人身份对他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诗人之名，更在于浪漫派诗人的思维、想象方式对他现代主体生成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对他此后革命、政治实践的内在影响。“五四”时期，郭沫若凭不拘一格的新诗创作进入文坛，这构成了他个人历史的某种起点。这个起点不仅意味着他诗人身份的确立，也在于他现代审美主体的建立【6】。尤其值得留意的是，郭沫若一开始就建构了一种“诗—诗人”的一元论图景，如他那著名的说法——“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7】”便是此意。这种形式与主体的一元论，并不是“文如其人”的现代版，而需颠倒过来，是现代美学理念对主体构成了一种召唤，即人要如某种“文”。因此，与其说诗人从属于球形人格，毋宁说郭沫若的“球形天才”正是基于他的诗人想象而建立的，文学构成了其主体的某种基始性存在。他转向革命之后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他之转向革命，本来就有赖于诗人的浪漫气质，正如北伐时他对俄国顾问铁罗尼的评价：“他是由于他的浪漫的热情而成为了革命家【8】。”郭沫若既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继而率先成为革命者，这其间的关系并不是偶然的。“五四”及其后的大革命时期，浪漫话语与新文化、革命思潮等交互为用，经过文学、意识形态和革命实践的中介，成为塑造新的文化主体和历史主体的有机因素【9】。经由这个历史过程，郭沫若的主体也就生成为一种“诗人×革命×……”的形态。这个层叠形态在当下看似一个问题，但对于蒙学为传统教育的郭沫若这一代人来说，则并不稀见，这是传统士大夫的现代变体。不过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是，现代审美主体，尤其是郭沫若的浪漫诗人身份，实际上本身就带有乌托邦的政治和社会视野，如《女神》以美学的形式对人格、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重新想象等均是，更不必说文学革命本身的时代诉求。也就是说，在郭沫若及其多数同代人这里，文学与革命从一开始就有着内在的可沟通处。

郭沫若 《女神》 1921年8月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他的各种身份尚相互冲突，彼此需要调和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他的这种主体模式便走向了圆融与成熟。可以为证的是，在这八年之中，他的各种身份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长，却不必有早期那种激烈的转换。因此，从他人格理想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可说是郭沫若最为丰富的时代。那么，鉴于诗人身份对郭沫若主体形态的基始性作用，我们将他抗战时期的诸多面向依旧概括为“诗人革命家”。这种概括给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带来了一个整体视野，但它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端。首先，它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描述，即这并非指郭沫若就是一个诗人革命家，或者只是一个诗人革命家，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描述郭沫若的主体形态。同时，这个指称本身便暗含着选题的中心议题，也就是本书问题的出发点，即情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诗人政治家的身份，显示了他不同于单纯的文人或职业革命家，从而彰显出他独特的情感政治世界。虽然在本雅明的描述中，职业革命家的波西米亚风格，与文人的激情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10】，但这只是出于诗人之口，政治家往往强调的是纪律与法则，诗人气质不仅意味着对法规的逾越，更是斗争力量的耗损。因此，中国传统的儒家诗教便强调“温柔敦厚”，强调对情感的克制。西方传统更是如此，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因为当人们需要“统治情感”的时候，“诗歌却让情感统治了”他们【11】，对理性构成威胁；亚里士多德虽然从诗学层面对诗人气质予以肯定，但悲剧的效果“卡塔西斯”——无论是译为“净化”还是“宣泄”，最终指向的都是理性的复归；同时，诗人气质也可能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强调其自身的创造性与独立性。诗人的创造性是指由想象所开启的虚构性和未来向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不同于历史学家记述已发生的事，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2】。更为关键的是，诗人不仅有想象的天赋，而且诗人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所创作的作品，反而比历史更具普遍性，这为文学的独立性提供了起点。对文学能力的这种自信，到浪漫主义时代达到顶峰，浪漫主义向内发现了自我，凭借文学建构了一个足以抗衡现实的独立世界。正因如此，在马克思所设计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中，文学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浪漫主义更是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并从阶级论的角度批判了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卡莱尔等人。葛兰西也认为，“热情”“会造成不能行动”，与党的“预先规定”与“行动的计划”相矛盾【13】。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预见性，在中国现代的瞿秋白那里，不幸得到了证实。在瞿的最后告白中，诗人气质与革命是如此难以调和，以至于瓦解了他的革命事业【14】；更有意思的是，在他死前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回忆起大革命时期，二人在武汉“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的“豪兴”，但他肯定的却是郭沫若所引领的浪漫主义运动，认为其“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15】。诗人气质对郭沫若的革命事业也确实构成问题，如北伐时期邓演达就批评他是“感情家”，为此他一度闹着要辞职，因为他“自信自广东出发以来是很能遵守纪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16】；抗战时期周恩来也委婉地批评他“太感情了一点”【17】。因此，对于郭沫若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融合这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个问题对革命青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郭沫若处理这个问题的特殊之处，以及他的革命道路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何内在关联等问题。

如果说情感与政治的问题，是郭沫若参加革命后所要面对的经常性问题，抗战时期则是这一问题的具体化。对于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来说，问题更在于，诗人革命家此时有何新变。无论是从写作传统，还是情感模式的角度，诗人这一称谓，并非单指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也指向传统的诗词。传统诗词的写作、唱和与传播，不只是表达方式的转换，它背后关联的，是整个士大夫的传统，这包括士大夫的美学趣味、文化心理与社会连接等方面。在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被重新激活的士大夫传统，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社会参与有何意义，对他的历史认知有何影响，这是诗人革命家所引出的第二类问题。

除诗人革命家本身内涵的问题性以外，它还为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其方法论意义在于，既然诗人是郭沫若球形人格的基始，这就要求我们回到他的文学，对其作品进行美学处理，从文学形式的层面，探讨其在创作上的独创性，尤其是诗人革命家的视野所带来的文学形式的创新问题。这要求我们从文学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重新回到文学的审美研究，从形式层面探讨郭沫若文学的创造性所在。既然郭沫若以文/诗名，将其文学成就作为出发点是有必要的。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文学作纯粹的内部研究，而是要在前文所述的历史化、语境化的观照下进行【18】，对文学作美学意识形态批评。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文学如同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monad），具有文学的自律性，但它超越单子封闭性的地方在于，它“也是一个时代之整个精神总体（overall spiritual totality）的诸契机，该总体继而与历史和社会纠缠在一起”【19】，从而具有一定的征候性与开放性。这种观点的启示，不仅在于从美学形式出发，我们可以如历史研究一样，接近所谓的历史真相。更在于文学形式的独特性，可能保留了历史叙事所遗落的碎片与矛盾，即“纠缠”的痕迹，这对于我们重返郭沫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概念化的人物，是尤其必要的。

还需提及的是，虽然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各种身份特长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它们呈现的并非是共时的辐射状态，或者如郭沫若自己所描述的“球形”，而依旧是一个历时展开的过程。不过，在八年之内他能够自由地发挥各种身份的优势，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如前文所述，他的主体性最终经由社会实践而得以建立，人格走向了成熟，因而能够在各种身份之间自由转换；另外就是他的各种身份都各自对应着相应的时代问题。前者表明“诗人革命家”这个概括的有效性，后者则有助于我们论述的具体展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是从作家论的视野，进入“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这个论题，但问题的展开，既是为揭示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复杂性是需要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代问题之中的。充分展开人物与历史话题之间的对话性，才是我们论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郭沫若的不同身份，我们也将集中处理不同的问题。而人物与历史话题之间的中介，我们依旧要从“诗人革命家”着眼，即借助于文人的“表达方式”，从而探讨人物身份、主体形态与时代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达方式”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文学者”郭沫若这个视野决定的，其次，这也与他身份展开的方式有关。抗战时期他不同身份的历时性展开，也伴随着表达方式的转变。这就为我们在社会身份、表达方式与时代问题之间所做的关联提供了历史依据。抗战伊始他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抗战，表达方式主要是诗歌、报告文学等与个人情志、见闻密切关联的文体。任职第三厅期间，他面对的是抗战动员问题，故表达方式转向演说，写作也转向政治文告一类。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他在热衷考古发掘之余，也喜旧体诗词唱和。而1941年年底的“寿郭”运动，及紧随其后的“左翼戏剧运动”，又激发了他的戏剧创作热情，以至于一年之内他便写了多个剧本，达到了文学者郭沫若的又一高峰，也使他深入地参与到了当时的左翼文化运动之中。1943年开始兴起的民主运动，又使他回到了学者生涯，从传统中寻找“建国”的资源。而到抗战结束前后，随着国共政争的日趋激化，知识分子的路线选择日渐成为问题，左翼知识分子也积极地从国际或国内寻求资源，郭沫若适时的苏联之行，以及对延安文艺的积极推介，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历史转折关头的文化与政治实践。正是身份、表达与问题的这种内在关联性，使我们在以时间为序探讨问题时，能够兼顾研究对象的身份特征、表达策略与时代问题，从而生成“人物—表达—历史”这样一个三维一体的问题空间。

抗战时期郭沫若编写的话剧剧本《屈原》

(三峡博物馆供图)

本书的研究框架正是循此思路建立，各部分概要如次：

第一部分，“由情以达意”：浪漫的情感政治学。该部分结合作家论与文学史的视野，探讨郭沫若如何进入他的“抗战时代”。抗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战争带来了战争乌托邦的情感与想象，但它也现实地带来了破坏性，如都市文化场的破坏、民众的迁徙，并对文人的社会使命提出新的要求。对于郭沫若来说，问题在于他如何回应这些时代问题。他的意义在于实践了一条较为独特的“由情以达意”的抗战/革命之路，发挥了其诗人情感结构的政治学优势。这包括将浪漫派的热情从外在于历史的消费性，转化为介入现实的方法和能量；并将这种能量具体化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实践行为，这表现在他对“文艺如何动员民众”的思考与实践，以及为文化人的报国热情提供现实的通道，如他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就是整合文化人力量的渠道；但其情感政治学在提供历史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我们以反思的眼光审视，这主要在于情感容易为权力征用，成为国家机器统治的修辞术。

第二部分，诗词唱和与士大夫情怀。作为诗人，“表达方式”的转变及其意识形态图景，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抗战前夕，郭沫若对郁达夫要转向旧体诗词的说法还十分不以为然，但转眼之间，旧体诗词也成为他自己创作的主要文体。更值得留意的是，抗战时期，新文人写旧诗，成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因此，对于郭沫若旧体诗词的研究，既是对他个人写作问题的探讨，也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思考。在笔者看来，郭沫若之转向旧体诗词的写作，不仅在于写作能力上的、他早年所受的传统文化训练；或文化心理学视角的、“旧形式”对这一代人的“诱惑”【20】，更在于抗战时期的文化氛围，以及他现实的社交需求。因此，该部分将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同时，更多地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勾勒郭沫若的诗词交往情况。不过，诗词唱和背后关联的士大夫传统，其对郭沫若战时言论、心态与行为的影响，以及郭沫若对这一传统本身的挑战，也是文本所要关注的问题。简要来说，古典诗词为郭沫若等处于战乱年间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美学的救赎，郭沫若对这一传统的挑战在于他最终找到了历史救赎之路；同时郭沫若与政治人物的唱和，又使作为士大夫交往方式的唱和传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政治色彩。

郭沫若,于立群与《屈原》导演和演员在舞台上留影.

第三部分，屈原：一个文化符号的生成。屈原在现代从一个地方诗人上升为世界文化名人，其地位基本上确立于抗战时期。屈原爱国形象的建构，与抗战时期询唤爱国诗人的时代语境相关，同时是“抗战建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家工程，也是政党政治角逐的文化象征符号。而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及关于屈原的学术研究，在其间都起着关键作用，以至抗战时期郭沫若与屈原几乎成为一对文化镜像。因此，屈原这个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内涵，及郭沫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我们考察战时郭沫若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形式的中介。同时，话剧《屈原》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作为作家的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能达到的文学上的最高成就，因此，《屈原》提供了一个样本，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讨，作为诗人革命家，他在美学形式方面所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政治的内涵，以及文化人在抗战建国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第四部分，学术研究的历史想象力。现实的斗争往往需要从历史寻找依据，从这个角度，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展现了他历史想象的时代性与开放性。该部分既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郭沫若的学术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探究他如何以学术的方式，回应他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现代的诸子研究，崇墨贬儒是整体趋向，因此，郭沫若的崇儒贬墨，不仅让一般学者不以为然，左翼知识分子更是认为他在为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张目，乔冠华、陈家康等党内“才子集团”，以及胡风、舒芜等“七月派”，甚至联合组织了相应的批判文章，但因政党的干预而不了了之。但这种分歧，显示了郭沫若40年代问题意识与治学路径的独特性，其背后关联的是建国想象的丰富性，这种分歧在后来的“评法批儒”中再次显现出来。这种现象也可视为他不满足于既定的文人身份，试图通过对儒家的重释，重新为革命寻求历史来源、使命和前景。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更是建构了另一种知识与革命的关系，试图重新锚定文化人在历史变革中的位置。

第五部分，文学、制度与国家。抗战结束前后，郭沫若的言论变得日益激进，这是历史转折年代，知识分子开始做出政治和历史选择的征候。与此同时，随着抗战的结束，建国问题也变得更为紧迫，不同政治和文化势力纷纷呈现各自的建国设想和方案。郭沫若与延安的革命政权本来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他不仅参与了共产党所组织的文化运动，后期更通过文艺与毛泽东等人取得了直接沟通。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的评价，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随着毛泽东文艺体系的逐步建立，他也开始积极回应并参与这一体系的建构，他对毛泽东的文艺观也从“有经有权”逐渐转向了“以权为经”。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班头”，除了本土的革命经验以外，郭沫若也积极向国际左翼，尤其是向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建设成果取经，以之为“建国”问题建言献策。他抗战结束前夕的苏联之行，为他实地考察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提供了良机，苏联为他展示的民主、富足形象，反过来强化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进而转化为他的叙事动力，他以此为基础写的《苏联纪行》，便将苏联作为中国的历史前景。他归国后关于苏联的写作、演说等，成为转折时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参考。郭沫若在抗战后期综合利用左翼资源，参与到建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另外，需略作补充的是，郭沫若向来被视为主流，但在我们看来，首先要追问的正是“主流”这个概念的意义。它在叙述中往往被本质化，它的矛盾性、变异性，及其内部不同主体的差异和辩难也常被遮蔽。在这种定势思维下，主流往往成为一个前定的对话对象，一个虚无缥缈的靶子。学界近年来便多将注意力转向边缘，尤其是在海外中国学的影响下，这种思路在瓦解革命的宏大叙事方面尤其有效，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试图从各类边缘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故事，但这种解构色彩颇重的重新叙述，实际上很难真正切进中国现代问题的核心结构。我们并不否认边缘的意义，尤其是它所保留的历史经验，但也并不想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另外建构一套看似完整的叙事。因此，本书更想叩问主流本身的历史性、问题性和复杂性。对于郭沫若来说，这个长期被视为主流的左翼文人，已渐渐被符号化了，文本所要尝试的，正是要探讨这个“主流”是如何生成的，其内景如何，有何历史经验等问题。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需要关注的是“处于某些群体中发扬了特殊的思想风格的人，这些思想是对标志着他们共同地位的某些典型环境所做的无穷系列的反应”【21】，这种方法试图从整体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把握研究对象及其时代。而郭沫若无疑是这样的人物，也能提供这样的整体性历史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