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没有权利选择去死_风闻

《深海长眠》中全身瘫痪、身无可望，请求安乐死的主人公

01

我要死去

人是一种蛮悲哀的生物。生和死，一生中最大的两件事，都由不得自己。

最近发生的几则新闻，颇令人感慨，都是关于生命的逝去。

一则根据《纽约邮报》报道，荷兰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6月2号那天在家里通过安乐死离开人世。

Noa Pothoven在网上公开自己将接受安乐死结束长期的痛苦

女孩叫Noa Pothoven，在11岁时遭遇性侵，又在14岁时遭到两个男子的强奸。在接连遭受到巨大伤害之后，Noa长期忍受着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患上了抑郁症和厌食症。

因为感到羞耻，她一直没敢将伤痛表达，而是将它深藏在心中。她也始终没能从心理阴影里走出来，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让她最终选择以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痛苦。

按照荷兰的法律，12岁以上的病人，凡是无法忍受痛苦，并且病情无法改善，就可以申请安乐死，但未满16岁需要父母同意。

虽然Noa的父母很不舍，但Noa已经17岁了，可以自己作出决定。

Noa Pothoven和妈妈

在接受安乐死的前一天，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已经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是否应该分享出来，但我还是决定这么做。这样的决定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意外，但我的计划很早就有了，这也不是一时冲动。最多在10天内，我将死去。经过多年的战斗，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放弃饮食了，经过多次讨论和评估后，他们终于决定让我离开，因为我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我虽然在呼吸着空气，但我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Noa的寻死之旅并不孤独，时间上颇为巧合的是，日本NHK电视台在6月2号晚上播出了一个日本女性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

不像Noa那般年轻，遭受精神伤痛，这个选择安乐死的女人55岁了，因为患了无法被治愈的疾病，最后选择去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

视频截图

在她安乐死的当天，她的两个姐姐陪伴着她走向医院。签字确认后，她躺在床上，亲眼看着医生将致死的药水倒进注射液里，随后她拨动点滴的开关，平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在最后离别的时刻，姐姐们难抑悲痛，抚摸着她的脑袋，哭泣不止，她自己却笑得没有一丝悲伤，还在一旁安慰亲人：“身体没有想象的那么痛，谢谢你们，一直陪我来医院，我感到很幸福”。

几分钟之后，她不再说话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比这两则新闻更为轰动，时间也更早的，是对岸中国台湾著名主播傅达仁在瑞士接受安乐死的视频。

傅达仁担任体育主播数十年，在以往台湾只有三家电视台的时代，可说是家喻户晓

傅达仁寻求安乐死也是因为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八十多岁了，做过胃部切除手术，左眼视力只有0.1，肌肉萎缩，2016年又被查出胆管堵塞，在胆管里放了支架，但每隔半年就要换一次。拖着这样的病躯，对他来说，每多活一天，都是煎熬，于是他选择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2018年6月7日这天，他早早醒来，和家人吃了面包、火腿和鸡蛋，签署了一些文件，以证明自己意识清醒，签完之后，他交代儿子傅俊豪把自己的骨灰带回家，“要把我带回去，一起回台湾去”。

十一点左右，他来到“尊严屋”，在家人的陪伴下喝下含有剧毒的药水，大概三分钟后，他挥挥手，作出再见的手势，“亲爱的朋友，我没劲啦。”随后慢慢倒在儿子身上。

02

生死之争

曾有诗人道：

假如生活是一场糟糕的电影，何苦还要等到结束？

死无可避免，有的人还想它早早到来。根据公开数据，每年约有5000-15000人因自杀而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4％。

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杜绝自杀，这不是个人能左右的问题。对于求生无望、一心寻死的人来说，唯一会关心的只是，如何死去才能免受疼痛，保有尊严。

安乐死似乎提供了一种最理想的方式。

说它是理想的方式，是因为人生在世，死虽然是容易的，但合法地自主死去却困难重重。基于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诸多层面的争议，安乐死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非法的。

还不必说安乐死，在新加坡，企图自杀就是犯法。依据新加坡刑法第309条，最高可判监禁一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2014年，新加坡901人因企图自杀被捕。2015年，有1096人被捕。

而极端如朝鲜，自杀的人会被当局作为反叛者处理。如果一户人家中有一个人死于自杀，那么家中其他人就会背上“反叛者”的罪名，余生都将生活在压制中。

世界上寥寥可数的允许安乐死的国家集中在欧洲，目前只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瑞士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协助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国家，有“解脱”(Exit internationa)和“尊严”(Dignitas international)两家机构面向外国人开放。

荷兰阿姆斯特丹，葬礼博览会上推出的3D打印“自杀胶囊机”。支持安乐死的澳大利亚医生并同时为发明者的尼奇克认为，这款机器的问世”不是用来杀人，而是帮助人。“

因为事关生命，纵然在安乐合法化的瑞士，安乐死也有着非常严苛的条件和谨慎的程序。

按照申请条件，只有年满18岁，被诊断出罹患不治之症，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的人，才可以申请安乐善终。

而按照流程，选择安乐死的人首先要给医师发邮件，递交自己的身体报告。报告被接受后，会有一名医生与病人进行接触面谈，假如医生认为符合安乐死的条件，会把报告递交给另一名医生，由他最后审核，审核通过病人才能被允许安乐死。

在死之前，医生会反复确认是否为本人的意愿，并且要拍摄留证，只要申请者不愿意，随时可以叫停，这是为了防止病人非自主地接受安乐死。

2015年7月2日，哥伦比亚佩雷拉，患晚期喉癌的79岁老人Ovidio Gonzalez正在签署文件，他成为该国第一个合法安乐死的人

其实这也是安乐死的执行如此谨慎、合法化如此困难的原因。**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风险在于，对那些失去意识的病人，要如何确定他们是真的想死，而不是被怀有歹意的身边人欺骗或胁迫？**只要开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口子，就存在着通过安乐死来“合法杀人”的可能性。

2015年9月，英国国会提案了一项“安乐死法案”，法案允许生命少于六个月的人申请注射死亡，但必须由本人执行，并且由两名医生和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对每个案例进行核准。

但是这项法案随后引来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游行示威反对该提案，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这项法案会使那些有钱而年老的人，在怂恿或情感绑架之下放弃生命。

最终，这项提案以118票支持和330票反对被否决了。在目前的英国，协助他人安乐死最高可量刑14年。

2014年6月24日，法国巴黎，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示威者装扮成默剧表演者

类似的争议在其他地方早有发生。1995年澳洲北部议会曾通过一个“安乐死法”，但实施一年之后，就遭到澳洲国会推翻，自此，安乐死在澳洲又变成非法行为。

在审慎的法律之后，阻止安乐死落地的，还有坚固的宗教信念。主流的宗教都并不鼓励自杀，所以对于缩短自己或他人生命的安乐死，宗教也基本不赞成。

所以纵使在瑞士，其国内对于安乐死机构的批评之声也不断。保守宗教组织反对辅助自杀的理念，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不应该靠人为力量来结束。

《死亡医生》剧照

荷兰女孩Noa安乐死之后，教皇曾如此回应：安乐死或“协助自杀”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挫败。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那些受到苦难的人，应该关心和爱护，以重拾他们的希望。

一片争议声中，在几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每年安乐死的数量仍在上升。

03

死亡权利？

法律对安乐死持反对和审慎的态度，多是基于技术性的考虑，如前所说的，这可能给予一些人以钻空子的机会，造成“被安乐死”，但在审查流程不断严格的前提下，它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决定自己死亡的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宗教观和基于现代人权观的法律在博弈。

在宗教那里，“死亡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违反人性和上帝旨意的一种杜撰。

但欧洲人权法院有不同的意见。在2011年一个针对瑞士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它这样写道：“任何人都有权力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只要他/她有能力表达出这一意愿并自己实施最后的动作。”

2017年11月3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参议院内的议员们对维州安乐死合法化法案进行发言时因情绪激动而落泪

现实困境化入艺术被表现，曾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以及根据美国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都指向了这个问题——人是否有死亡的权利？

《深海长眠》剧照

在《死亡医生》中，“美国第一位倡导安乐死的医生”Jack Kevorkian是密歇根州一名退休医生，一生从医，他见到太多承受巨大痛苦而现代医疗束手无措的病人，尤其在目睹重病的母亲而无能为力之后，他决心致力于帮助深受疾病困扰无意求生的人安乐死。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安乐死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也没有明文允许，但是主张安乐死还是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禁忌。

影片中几个医生的对话抛出了人们在争论安乐死时的一个核心焦点，病人有权自己决定去死吗？如果他不能，那么谁还能？

因为不被社会主流意见所接受，杰克帮助病人自杀只能偷偷摸摸地在车里进行。

他协助自杀的人里，有全身瘫痪三次自杀未遂的人，有不想没有意识地死去的女性老年痴呆症患者，有肺气肿呼吸极度困难的病人；有神经系统病变的病人，有晚期癌症的病人。这些病人饱受身体疼痛、心理绝望的折磨。

杰克一共协助了130多名患者自杀，直到走进监狱。故事的最后，杰克被法院以谋杀罪起诉，最终被判入狱8年半，那时他已是71岁高龄。

电影“死亡医生”的原型——Jack Kevorkian（左一）在现实中制作了帮助病人自杀的器械

电影里，杰克医生最后问陪审团，“如果你们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你实在无法忍受病痛折磨，你会觉得安乐死是一种谋杀吗？”

医生了解，对于奄奄一息的老人，“那已经不是活着了”，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医学在延长人的生命，毋宁说是在延长死亡。

协助人安乐死的瑞士“尊严”机构曾表示：“我们其实是一个预防自杀的机构，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为医生、律师、病人、家人，当然还有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提供实用和法律上的咨询，我们的初衷不是“怎样让人死”，而是“怎样让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