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意识形态分歧，如何应对_风闻

【中西意识形态分歧，如何应对】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将中国人民凝聚了起来，释放了中国社会深处的巨大潜力，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让我们站到了今天颇具全球竞争力的位置上。因此中国必须坚持这一被证明符合自己国情且创造了惊世成就的国家道路，在政治上绝不动摇。

同时中国的巨大成就让包括美国这样巨人的西方世界感到了危机感，他们从不太计较中国的发展模式到开始钻中国发展道路可能会危及他们利益的牛角尖。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如何处理这一分歧成为我们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考验。

我在此谈一点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认为，意识形态分歧原本不是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对中国逐渐增长的敌意首先来自其地缘政治方向的传统思维，以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严重不适感。但是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其他问题从来都是搅合在一起的，而且前者是开展政治动员的天然工具。中国与西方的价值差距越大，华盛顿的政治精英越容易煽动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全面警惕，推动西方世界对中国不利的舆论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社会治理有必要建立起不与西方扩大意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社会治理有必要建立起不与西方扩大意识形态对立的意识。我们可以对发展道路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及重大领域进行梳理，对政治性并不强的领域也进行梳理。对前一类领域，我们必须坚持政治优先原则，确保国家的政治健康和稳定。后一类领域则可以允许与西方世界更多的相通性，缓解在普通人日常交往和生活层面上的中西隔阂，这样会大大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同时增加少数美国政治精英把意识形态作为全面反华动员工具的难度。

比如适当放松非核心领域的社会管控，增加不涉及国家安全那些领域的弹性和灵活度，让中国的社会风貌与西方有更多接近之处，是非常有利于拉近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主动做调整的空间其实蛮大的。

一个问题是，如果放松一些领域的社会管控，是否会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呢？我认为对此应该这样看：中国的国家安全风险来自于内外两个方向，目前和今后的趋势是，外部的风险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们常说的“主要矛盾”，而我们控制这种风险的杠杆相对最弱；内部风险经过综合治理取得诸多成就后，目前处在相对很低的时期，而且我们控制内部风险的杠杆非常充裕，能力也非常强。适当放松一些领域的社会管控将增加的那部分风险完全是可控的，不应被高估。而由此激发的中国社会活力以及新增的中国对外交往资源都将非常大，对增进国家安全无论从哪个角度计算都绝对利大于弊。

适当缓和中西一些观念和意识的紧张，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具有适当缓和中西一些观念和意识的紧张，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具有长远意义。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最终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落实，中西要相互靠近，而不是加剧对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展现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主动性，是我们自信的表现，也是我们打破西方政治精英对社会主义妖魔化宣传的应有作为。

我最后想说，缓和中西意识形态分歧需要双向努力。中方这方面的努力会在西方产生复杂的反应，但那些反应中一定会包括对我们这样做的积极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