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9：科幻向左，武侠向右（一）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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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五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当时正在成都气象学院读书的吴显奎漫步到了锦江河边的一个小书摊上，一本杂志赫然映入眼帘，深蓝色的封面，上面四个红色大字：《科学文艺》。

对科学和文艺都感兴趣的吴显奎喜出望外，立刻拿起杂志翻看了起来。这本杂志是《科学文艺》的创刊号，上面有马识途先生（著名作家，其作品《夜谭十记》曾被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写的发刊词。里面还有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的电影剧本《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改编为电影上映）。

从此，吴显奎与这本杂志和科幻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个国家正从文革中逐步恢复过来。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打破了思想禁锢，唤醒了科技工作者的热情，“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学的春天》油画

这一年，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现称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开始筹备《科学文艺》杂志，并于1979年成立了《科学文艺》编辑部，第一任主编为刘佳寿。刘提出要招聘编辑，条件是要有工科背景，有作品发表。此时，31岁的杨潇刚刚在四川文学上发表了作品，又是北航毕业，看到了招聘消息后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了编辑部。

此时，科幻文学正迎来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正式出版，发行了150万册，加上后来的连环画版共发行300万册，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而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等这些文革前便已成名的科幻大家也先后发表了新作，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都是科幻史上的名篇。加上迅速崛起的王晓达、魏雅华、金涛、吴显奎、宋宜昌、绿杨等，科幻创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迹象。

叶永烈在1981年提交给世界科幻协会的《1981年中国科幻小说概况报告》中说：

1981年，是中国科幻小说历史上空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发表了300多篇科幻小说（不包括译作）这一数字是超过任何一年的。中国科幻小说作者、译者，已扩大到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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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作品是在什么时候进入内地的，是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内地就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金庸的作品。

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说：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大陆上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

在台湾，金庸的小说一直是属于明令禁止的读物，直到1979年方才解禁。而在内地，第一个正式刊发金庸小说的是广东的《武林》杂志。1981年7月，《武林》的创刊号上便开始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第一期便卖出了三十万份，之后数量直线上升。

遗憾的是，《射雕》的连载只持续到第四回就结束了。此后，金庸的小说以各种方式在内地流传，在九十年代之前，可能大部分是以盗版的形式。

钱理群在《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

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却又不免有些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但后来有一个时刻我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这时候，我想起了学生的热情推荐，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

1983年2月28日，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香港无线电视台首播。1985年初，内地50余家电视台以12.5万美元，依照当时汇率为11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引进了83版《射雕》。这部剧在内地真正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境界，每天晚上播放的时候，你走在街上，几乎每家每户的窗口都会飘出这部剧的主题音乐……

作为改开以来内地引进的首部古装武侠剧（第一部武侠剧为《大侠霍元甲》），83版《射雕英雄传》真正开启了一个时代，有趣的是，这部剧在香港的口碑却没有那么好，金庸先生甚至对它颇为反感，因为其对原著做了诸多改编，却不合原作者的心意。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以后若干年，关于金庸剧的改编和翻拍会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和现象，直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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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内的科幻创作高歌猛进的时候，针对科幻文学兴起了一股批评潮流。这股潮流最初发于几家报纸对科幻的评议，直至围绕“科幻姓‘科’还是姓‘文’”这一话题，批评者和科幻作者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波及到了科学届与文学界，最终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联系到一起，使得科幻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戛然而止。

这场争论的具体原因以及过程，至今众说纷纭，其种种曲折，已不可考。而结果却是确凿的，很多作者淡出科幻届，如叶永烈转向传记文学创作，郑文光忽然瘫痪后失去创作能力，童恩正远走美国等；而大部分科幻期刊被关停，印好的书不准上市，曾经风靡一时的“四刊一报”（《科学文艺》《科幻海洋》《智慧树》《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报》）最终只剩下《科学文艺》独自支撑着科幻的一方天空。

八十年代的“四刊一报”

杂志的订数从巅峰期的二十多万册，到83年只有七万多册，主编刘佳寿调任，第二任领导不熟悉科幻，也无力将刊物带出困境。到了84年，第二任主编也要退休，原本主管杂志的四川省科协不想再派领导，打算让这本刊物“无疾而终”。

原本大好的局面却要拱手断送，无论是编辑们还是作者们都难以接受。时任省科协党组书记的邵贵民看到编辑们真诚的心愿，说：“这样吧，如果你们要继续办，那就自个儿干，但科协不再提供经费支持，你们自寻出路，自己组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要知道，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体制”的思维里，这种“四自”的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方案几乎是石破天惊。

面对着群龙无首、独木难支的局面，时任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的周孟璞和副理事长童恩正决定选择一个有热情、有抱负、有责任心、有能力的编辑出来主持杂志社的工作。他们召集大家开会进行民主选举，结果杨潇和谭楷两位编辑得票最多。

而此时的杨潇刚刚生了个儿子，人生的重心渐渐转移到家庭，对于杂志主编这一职位并无多大的渴求。但童恩正却认定了杨潇是不二人选。他和王晓达一同来到杨潇的家中做“劝说”工作。杨潇一边招待，一边围着儿子忙的团团转，童恩正看在眼里，心领神会，仍坚持劝杨潇接下这个胆子。但杨潇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彼时的童恩正是川大历史系教授，知名考古学家，著名作家，虽然快到知天命之年，但仍高大帅气，为人洒脱豪放，才华横溢，极具人格魅力。他以一种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中了杨潇，相信她能够挑起这个重担。

于是他再一次把杨潇请到自己家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勉励她说：“大家都这么信任你，你就该勇于担当……人生重要的是选择，与其去当个二三流的作家，不如争当一流的主编！”

杨潇深受触动，推着自行车从川大校门出来，沿着锦江一路走，看着滔滔的江水，终于下定了决心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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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在内地的出版发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按照金庸自己的说法：

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1984年左右，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大举进入内地出版市场并蔚然成风，由于当时大陆尚未加入版权公约，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金庸著作，据媒体报道，仅《射雕英雄传》就出了七个版本，再加上金庸剧在电视台的热播，金庸、梁羽生、卧龙生、古龙成为出版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摇钱树，风头一时无二，各种盗印乃至冒名，更加不计其数：在1987年7月下发的一份《部分非法出版物目录》的“淫秽图书”部分，一共6本书中就有3本冒了金庸之名，1本冒了卧龙生之名，新武侠作者的市场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康凌《国家政策、学术出版与市场策略——1980年代武侠小说的出版状况》）

如此疯狂的盗印自然引来更严厉的管控措施。1985年，国家文化部、出版局等连发多道批文、指示，并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要禁止武侠小说的滥印。但如此依然无法控制。1988年的《探索与争鸣》上刊登了周远的《关于新武侠小说出版之管见》一文，文中写到：

事隔几年，新武侠小说又“热”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8月20日为止，全国共出版新武侠小说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我国内地以前没有出版过的，印数最少的是《陆小凤》（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8本，印5万套；印数最高的是《书剑恩仇录》（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上中下三本，竟达60万套；还有一些书版权页上没有标明印数，可能印数也较高，估计总印数最少在500万册以上。

如此广泛的传播除了普通读者的兴趣以外，也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专业学者的注意。1985年第4期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上刊登了张放的《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这是大陆第一篇金庸小说的研究论文。

面对突如其来的武侠小说热，有人厉词声讨斥之为“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有人如临大敌，提出应采取严正措施并有所防范；有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热，严重地冲击了纯文学，向纯文学提出严重的挑战，新武侠小说审美趣味低下。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红学家冯其庸出来为金庸辩护，他在1986年第8期的《中国》月刊发表《读金庸》，认真评述了金庸小说广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作“金学”是有道理的。有一段时间，冯其庸的声音是寂寞的。到了1988年，《读书》《文艺报》《上海文论》等文艺类的核心报刊分别刊登柳苏《金色的金庸》，章巽《台港“金学”一瞥》，裘小龙、张文江、陆灏《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等文章。而这一年，引起广泛争论的是文学家章培恒发表在《书林》第11期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曾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当时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这是一次直率的发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说自身的范围，而大胆介入祖国大陆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域。（余醴《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

此后，研究金庸的文章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而此时的金庸，正在文坛和政坛之间纵横捭阖，他不仅得到两岸领导人的接见，还参与起草了香港的《基本法》，加上原先的报纸业务和影视改编，金庸在八十年代可谓风生水起。而此时距离他宣布封笔已有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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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官上任的时候，杨潇才发觉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任务。当时《科学文艺》杂志社账上只剩下六万多块钱，编辑部却有十五个人的编制。杨潇不得不大刀阔斧“精简”掉一半的人手，核心团队只剩下自己和谭楷、向际纯、莫树清等几人。

更难的还是杂志的销路问题，此时的销量只有三万多册。因为自负盈亏，为了“创收”，杨潇不得不另辟蹊径。当时的美编向际纯提出幼儿识字卡片很有市场，说干就干，于是他自组班子很快开发出了产品，投向市场后销路好的惊人，很快赚了几万块。杨潇曾许诺赚了钱可以奖他一台彩电，这下真赚了钱，杨潇便去请示领导。

但一台彩电几千块，那时候是笔巨款，领导说没有这个先例，只能奖五十。人无信不立，杨潇又去请示童恩正，童笑了笑，既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杨潇便当是默许，一下奖了向际纯几万块，把老向乐坏了。

之后，杂志社又开发了幼儿故事读物，一样畅销，赚了几十万。《科学文艺》就是靠这样“以副养正”撑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但杂志本身毕竟还是主业，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杨潇和谭楷开始考虑举办中国的科幻小说奖。当时，有名的“四刊一报”只剩下了四川的《科学文艺》和天津的《智慧树》。两家合计，先办一个科幻作者笔会。于是在1985年，两家杂志集合十来个作者，在一起合计开办第一届，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科幻小说奖。

当时，这群人对这个奖的影响力并没有一点预计，对于奖项该叫什么名字倒是动了不少脑筋。大家都知道国外的星云奖，雨果奖。恰巧那时候编辑谭楷老师发表了一首诗作《银河礼赞》，于是灵机一动说，“叫‘银河奖’吧！”大家都表示赞同，杨潇还专门打电话给童恩正，童恩正也对这个名字大为赞赏。于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幻小说奖项就这么诞生了。

第一届的“银河奖”于1986年颁发，当时还分为《科学文艺》和《智慧树》两个榜单，吴显奎、缪士、孔良、杨志鹏、魏雅华和迟方、王晓达、刘兴诗、洪梅、黄人俊分别摘取了两个杂志的一等奖。遗憾的是，《智慧树》在第一届“银河奖”之后便停办，以后这个奖项就由《科学文艺》独家承办。

1986年，日本中国科幻研究会会长岩上治先生特意赶赴成都参加第一届银河奖颁奖会。杨潇他们非常奇怪，科幻小说在中国仅一息尚存，怎么日本还有个中国科幻研究会？岩上治解释说：“80年代初中国科幻蓬勃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于是我们成立中国科幻研究会。没想到现在只剩下你们一家刊物了，我们只好研究你们了。”杨潇听了倍感凄凉。

第二年，应岩上治之邀，《科学文艺》全体编辑来到日本参加日本年度科幻会。像那个时代很多走出国门的经历一样，东瀛之行让他们极大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更加重了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感。此次经历，让杨潇萌生了要在中国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想法。

1989年，为了提升发行量，《科学文艺》更名为《奇谈》。这本杂志除了刊登科幻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收入了一些八十年代常见的“怪诞”的内容，既不纪实，也不科幻。

为了生存，主编杨潇不得不对杂志的定位做出改变，但心里却委实不是滋味。恰好应世界科幻协会WSF之邀，参加在圣马力诺举行的1989年WSF年会，杨潇孤身一人踏上了赴欧的旅程。同时她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成都争取1991年WSF年会的举办资格。

由于准备工作不足，杨潇此行十分地狼狈。原本联系的翻译因为生病无法到位，新找的翻译又坐地起价，气得杨潇一人奔赴会场，人生地不熟又撞伤了脚，好不容易赶到会议上，拿着两本词典就上去发表了演讲。

没想到，与会的科幻作家们对“去成都开WSF年会”这个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纷纷问这问那。此时，波兰和南斯拉夫都在竞争1991’WSF年会的举办权，两方都准备了翔实的材料。而杨潇却两手空空，应接不暇，只能让他们一个个提问题，她记录下来回去再作答。

杨潇（中）1989年在圣马力诺

没料到，作家们提出最多的问题竟是能不能减免五十美元的参会费，以及机票能不能报销。作为第一个参与国际科幻会议的中国人，杨潇为老外的抠门跌破了眼镜。她对这些事情没有决定权，只能说回去请示之后再做答复。

更没料到的是，这么一个只有想法没有任何实际方案的提议，竟然获得了通过。第二天下午代表们纷纷来向杨潇道贺：“We are going to your Chengdu!”这样的反转让杨潇又惊喜又狼狈，百感交集。

但天有不测风云，等杨潇从欧洲回来，事情又起了变化。

事情出于两个方面，一是有人向北京方面告状，说有人和国外的组织搞什么世界科幻大会是“里通外国”，还有国外的作家来中国是想培养“资产阶级作家”。

这个帽子太大了，几年前那场风波的阴云似乎仍未散去。时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刘国宣带领杨潇和谭楷上京“申诉”，据理力争，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去解释。有人说曾来过中国的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奥尔迪斯是来“发展资本主义”的，于是杨潇和谭楷拿出《人民日报》上邓小平接见奥尔迪斯的照片给中国科协的两位副主席看，证明这些都是不实之词。

努力终于奏效，国家科委下达了同意在中国成都召开WSF年会的批文。此时却又生波澜，由于国际气候风云变幻，WSF收回了成都的举办权，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报纸已经向全国人民播报了中国获得了WSF年会举办权的消息。

兹事体大，不能就这么放弃。于是杨潇和四川外办新闻文化处处长冉再望，以及美编向际纯组成了三人团，奔赴荷兰海牙参加1990年的WSF年会，誓要夺回主办权。

为了节省经费，杨潇一行选择坐火车经俄罗斯赶赴海牙，这一趟行程横跨了整个亚欧大陆，长达八天八夜。今天看来，这个行为本身就充满了科幻意味。

一路上，杨潇由于晕车呕吐不止，其他两人也没受过这等洋罪，加上火车上食宿简陋，这趟行程简直如同西天取经。等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到达海牙时，已是双腿肿胀，但仍拿出了最好的状态，立即投入了夺回主办权的游说工作。这次代表团准备充分，从介绍四川的电视片，到明信片，到下榻宾馆，到会议议程，到中国的科幻发展状况，到卧龙大熊猫……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各国代表深受震撼和感动。终于天道酬勤，中国夺回了1991年WSF年会的主办权。

1991年5月20日，WSF年会在成都如期举行，由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和四川省科协主办，《科学文艺》杂志社承办。这次年会被列为当年四川省七大外事活动之一，省领导极为重视，省委书记宋宝瑞、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都出席了大会，国务院和国家科委也派了两位处长全程参与。

此次年会开得非常成功，来自亚、欧、美洲的45位科幻作家和150名中国科幻作家齐聚成都，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科幻史上难得的盛会。当届主席马尔科夫·爱德华兹说：“这是WSF成立十五年来，开得最成功的一届年会！”

在开幕式上，杨潇一袭白色长裙，知性端庄，落落大方地向大会致辞。没有人知道，此时的她内心正在滴血：会前新华书店报来的最新一期杂志的订阅数只有六百多份（由于种种原因，杂志早已与邮局脱离了发行关系，由新华书店代为发行）。

会议进行了三天，最后一天下午，17辆中巴车组成的长长的车队载着中外代表们奔赴卧龙进行“熊猫之旅”。当晚，三个大洲的科幻作家们围着三堆篝火，跳起了当地的舞蹈，共同庆祝这个科幻人的节日。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返程时，忽然一场暴雨引发了泥石流，冲断了返程的路，连通信线路也被截断，将与会代表们困在了深山里。

由于多名外宾预定了第二天的机票，且很多科幻作家年事已高，如83岁的美国作家杰克·威廉森已有心脏不适的症状。情况紧急，当地值班员动用了森林火警的电台向省政府呼救。省政府立即动员武警进行清障，连同附近耿达中学的师生们，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清出了一条道路，将代表们及时送回了成都。

当时在现场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扶情不自禁地说：中国科幻前进的道路上什么困难都遇到过，这次老天爷出马，也没把中国科幻拦下来。中国科幻，前程远大！

91WSF年会后，杂志社把重心放到了刊物未来的发展和定位上来。由于之前的《奇谈》从刊名到内容很多人都不满意，经过商议和各方征集，这一年刊物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并沿用至今。

名字改了，内容也从原来的科普、报告文学、科幻包罗万象改为专攻科幻文学。然而发行量的低迷仍让社长兼总编杨潇压力山大。她提出杂志社1992年的口号是“1992：背水一战”，发动全社进行大讨论和大反思，寻找刊物发展的方向。

首先是停止“以副养主”，专注杂志本身，其次是进行市场调研，了解读者的需求到底在哪里。

这一调研才发现，原来刊物的主力读者是初中学生，而之前编辑们都认为刊物的定位应该是高中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这个思路的转变让杨潇茅塞顿开，她大刀阔斧改版，增加了动漫和图画的内容，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并与邮局恢复了发行关系。几项举措实施后，立竿见影，1993年刊物的发行量一下越过了之前“遥不可及”的三万册，杨潇喜极而泣！

发行量上去了，刊物的稿源仍是重中之重。这一年，本在河南南阳做着高级工程师工作的王晋康，因为10岁的孩子想听故事，便自己动手写下了《亚当回归》这篇科幻处女作，并将它投到了《科幻世界》。王晋康的出现让所有编辑们眼前一亮，加上之前已经涌现、以及一并崛起的吴岩、韩松、何夕、杨鹏、星河、江渐离、潘海天、柳文扬、苏学军、杨平、赵海虹、刘维佳、周宇坤、凌晨等，科幻小说的创作正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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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5年到88年，金庸主要担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工作。1989年，金墉宣布辞去委员职务，并在《明报》三十周年茶会上宣布辞去社长职务。1991年，更是宣布将《明报》转让给他人，彻底“挂印封刀”，“且自逍遥没谁管”。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大侠“退出江湖”。1992年，他又愤而出山，笔战“末代港督”彭定康。1993年，金庸再赴北京，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

影视方面，1991年，由两岸合拍的第一部武侠剧《雪山飞狐》开播，引发收视热潮。1994年，大陆拍摄的第一部金庸电视剧《书剑恩仇录》开播，也成了一代人难忘的记忆。

与此同时，在文学界，一场变化正在发生。

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著名文学理论家严家炎教授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说被看作“闲书”、“小道”而不能进入文学的殿堂，这严重阻碍着文学的发展。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打破上千年的偏见，使小说登上文学这个大雅之堂。这是当时那场文学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然而，这场革命又是不完全的。“五四”先驱者只把新文学中的小说抬了进去，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却鄙视而持否定的态度……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严家炎

与此相呼应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在自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 小说卷》中，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现代文学史中习惯的“鲁、郭、茅、巴、老、曹”中的茅盾则落选。

这两件事都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鄢烈山在当年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拒绝金庸》一文，声称：“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的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

这场笔墨官司延续了数年，而同时，金庸的小说却仍在神州大地上风行不衰。也是在1994年，老牌的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一整套36册的《金庸作品集》，金庸的小说终于以正版的方式在内地传播。而此时，“金庸热”才刚刚开始。（待续）

参考资料：

[1]侯大伟，杨枫.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2]董仁威. 天道酬勤——记《科幻世界》杂志社首任社长杨潇

[3]科幻世界三十周年纪念增刊

[4]冷夏，辛磊. 金庸传.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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