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他，哪怕眼看着他变成一个怪物_风闻

深读第61期，最近，HBO迷你剧《切尔诺贝利》的热播将那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再次推回至大众的视野，这场核电事故的威力是日本广岛爆炸的400倍以上。

事故发生之后，包括军人、消防员等不同职业的人们被派遣至发生地对现场进行清理，这成为了他们噩梦的开始。在电视剧中，一位消防员的妻子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涌出来……他常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而这绝不是电视剧的夸张表现手法，它来自于非虚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妻子的口述。

更让人痛心的是，对很多人来说，灾难并没有停止于当下，在那之后，有27万人因辐射而深受癌症的折磨，他们的家人同样如此。

今天的深读，就来自另一位清理人妻子的口述。我们总说爱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位清理人曾经也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有信心，我的爱会拯救我们”，多希望事实真是如此。

就在我生日那天，他去了切尔诺贝利……客人们还在桌子旁坐着，他在他们面前道别，吻了我。汽车已经在窗外等着他了。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他是安装工，走遍了苏联各地，每次我都等着他回来。那是我们快乐的时光。我们的生活依然像一对恋人——一次次分开，又一次次相聚。

那一次……恐惧攫住了我们的妈妈，他妈妈和我妈妈，而我们却一点儿都没害怕。现在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吗？哪怕拿起邻居小孩十年级的物理课本，哪怕翻一翻……他走的时候，连帽子都没有戴。

一年以后，和他一起去的同伴头发就掉光了，而他的头发却变得更密更多了。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小队的七个小伙子全都死了，都是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三年之后第一个死了，当时，他们以为是偶然的，是命运。但跟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剩下的每个人都在等着那一天，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我的丈夫是最后一个死的。他是高空作业安装工……他们的工作是关闭被迁移村庄的电路，需要爬到电线杆上。站在上面，可以俯视死气沉沉的房屋和街道。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高处，在楼顶。他身高接近两米，体重九十公斤，谁能杀得死他？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她突然笑了）

噢，当时我太高兴了！那天我回到家，看到他回来了。他每次回来，我们都像过节一样。我们办了派对。我有一条睡裙，长长的，非常漂亮，我穿上它。我喜欢昂贵的高级内衣，我有好多件漂亮的内衣，但这是一条特别的睡裙，只有特别的日子我才会穿。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

而他带着脖子上肿大的淋巴结回来了。结节不大，但是我的嘴唇能感觉它们的存在。我问：“给医生看过吗？”他安慰我：“会好的。”“你在那里怎么样，切尔诺贝利？”“就是正常工作。”他没吹牛，也没惊慌。于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里与这里一样正常。”在他们吃饭的食堂，一层是供应士兵的——面条，罐头食品；二层是供应领导和将军的——水果、红葡萄酒、矿泉水，还有干净的桌布。他们每人还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他们整个小队连一台也没有。

我记得大海……我们两人去看过大海，在我的印象里，大海就像天空一样晴朗，是蔚蓝色的，而他就在我旁边。我为爱而生……为了快乐的爱……学校里的女孩都有梦想：谁想去上大学啦，谁想去共青团工地啦，而我只想嫁人。爱那么强烈，就像娜塔莎·罗斯托娃那样。只要有爱！

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安慰自己：也许，死亡也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一种生活，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哪里呢？现在我在图书馆工作，有许多书可以读，会见到许多人。我很想谈一谈死，我想了解它。我在给自己寻找安慰。我在报纸上，在书籍里寻找……我去过剧院，希望那里有关于死亡的说法……我不能没有他，我的身体都会感觉疼痛，我不能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我没什么事，我也不觉得疼。”淋巴结逐渐长到鸡蛋大小了，我硬是把他拉上汽车，带他去了诊所。他们把他转给肿瘤科医生。一个医生看后，又喊来第二个医生：“这又是一个切尔诺贝利人。”他们不让他离开医院。一周后做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全部甲状腺和喉头，插上一些管子。这样……（她停了一会儿）这样……现在我知道，这也算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主啊！我去干了些什么呀：我跑到商店，给医生买了礼品——一盒巧克力，还有进口甜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他们都接受了，而他却嘲笑我：“你看你，他们又不是神仙。他们有化疗和放疗的设备，没有你的巧克力，他们也会给我治病的。”但我还是跑到镇子那头去买了蛋糕，还有法国香水——那时候，没有熟人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它们都藏在柜台下面。

出院之前，他们给了我一个专门的注射器，又教会我如何使用。这样，我就能使用注射器喂他食物了。我全学会了。我煮好新鲜的东西——每天四次，一定是要新鲜的——在绞肉机里磨碎、过滤，之后装进注射器，在注射器上接一根管子，一根最粗的管子，直接插入他的胃里……那时他已经失去味觉了，我问：“好吃吗？”他什么也尝不出来。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跑去看几场电影，在电影院里亲吻。连着我们的是一根纤细的游丝，而在我们看来，它又唤起了我们对生活的向往。我们尽量不去提起切尔诺贝利，不去想它。那是个禁忌的话题……我不允许他接电话，我会抢过来。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死了……这也是个禁忌的话题……

但是，一天早上，我叫醒他，递给他睡袍，他却站不起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当时他很害怕……是的……（又停住了）我们又度过了一年的时光，最后他死了……这一年里，他每一天过得都很艰难，他也知道，他的朋友们都会死……而我们还要一天一天地过……一天一天地捱……

人们在说切尔诺贝利，在写切尔诺贝利，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生和死，都与原来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你问我，经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人们是怎样死的？我爱他，没有什么比爱他更重要，哪怕是我亲生的孩子，哪怕我眼看着他……变成一个怪物……他们切除了他的淋巴结，破坏了循环系统，他的鼻子歪向一边，是原来的三倍大，两只眼睛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眼球的位置朝向不同的方向位移，闪现着说不清楚的亮光……感觉好像他已经不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在那里张望。后来，一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只希望，他不要看到他自己的样子……不能让他知道这些。但他用手比划着问我，要我拿镜子给他。我马上跑进厨房，假装忘了这回事，假装没听到他的话，或者故意岔开话题。我就这样骗了他两天，第三天，**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大写字给我，加上了三个感叹号：“给我镜子！！！”**我们就用笔记本、钢笔、铅笔，我们之间一直这样交流，因为他连低声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几乎成了哑巴。我跑到厨房用力敲打锅碗瓢盆，我不想说，也不想听。

他又给我写字：“给我镜子！！！”又是这几个惊叹号……我把镜子拿给他， 拿了最小的一个。他看了，抱着自己的头，在床上不停地摇着……我走过去，安慰他：“等你好点儿了，我们去一个没人去的村子。买一座房子，就在那里住下来。城里的人太多，如果你不愿意住，我们两人就一起去那里生活。”**我没有骗他，我跟着他去哪儿都可以，只要有他在，其他都没有关系。**他是我的一切。我没有骗他……

我不愿意去回忆，我只想静静地，不再说话。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一切是那么遥远，也许，比死还远……（她停了下来）

我可以说这个吗？我想说出来……有一些秘密……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月……他夜里还会叫我……他有欲望。他比以前爱得更强烈……白天，我看着他的时候，我都不相信夜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俩不想分开……我抚摸着他，他拥抱着我。在那些时刻，我想起了最快乐、最幸福的那些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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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我还可以给他什么？给他什么希望？他不想死，他有信心，我的爱会拯救我们。只有这样的爱！但是，我什么也不能跟我妈说，她不理解我。她会指责我，诅咒我。这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已经让所有人害怕，可这是切尔诺贝利的癌症，更可怕。医生对我说：如果癌细胞在机体内部继续转移扩散，人很快就会死。

而癌细胞正在向上移动……向身体……向面孔……他的脸上长出黑斑，他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见了，舌头会掉出来。他的血管破裂流血。“啊呀，”我叫起来，“又是血！”**脖子、面颊、耳朵……到处都在出血……**我拿了冷水给他冷敷，但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看着令人毛骨悚然。枕头上全是血……我从浴室拿来面盆……血流如注，就像挤牛奶……还有哗哗的声音……就像宁静的乡村中的那种声音……我现在夜里还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在他还清醒的时候，他会拍手，这是我们约好的信号：去叫救护车。

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岁……我打电话给急救站，他们也知道是我们家的情况，他们不愿意来：“我们帮不了你丈夫。”我只好给他打针！给他麻醉剂。我自己给他打针，我已经学会了，只是打针过后，他的皮肤上会留下淤青，不能散去。

有一次，我打了电话，救护车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走近他一看，马上就退了回来：“请问，他是不是切尔诺贝利来的？是不是一直在那里的人？”我回答：“是的。”而他，我一点儿没有夸张，**他喊道：“亲爱的，还是尽快让他解脱吧！尽快！我看到过，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是怎么死的。”**我觉得他会听到这些话……好在，他不知道他已经是他们小队留下的最后一个……

还有一次，诊所派来一位护士，她就站在楼道里，连房门都没有进去：“啊，我不进去！”而我不怕！只要他需要，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我该怎么做？救赎在哪里？他在呼喊……他很痛苦，整天在喊叫……**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伏特加通过注射器灌给他。**他安静了下来，忘记了疼痛。办法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其他女人教我的……她们也遇到了与我一样的难题。

他妈妈来了：“你当初为什么会同意他去切尔诺贝利啊？你怎么会这样做？”而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能不让他去，而他，也许，他也不会不去。那是什么时代？是军事政权时代，而我们当时都是另一类人，和现在不一样。有一次我问他：“你后悔去那里吗？”他摇摇头。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死后，你把汽车、备用轮胎卖掉，你不要嫁给托里克。”托里克是他弟弟，也喜欢我……

我还有许多秘密……我坐在他旁边……他睡着了……他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拿剪刀悄悄地剪了一绺下来……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我手里的头发，笑了。我还留着他的手表、军人证和切尔诺贝利勋章……（沉默）

最让人恐惧的是最后那几周……他把尿撒在半升的罐子里，要用半个小时才解完。他没有抬起眼睛，他害羞。“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吻他。最后一天有这样一个瞬间：他睁开眼，坐了起来，笑着对我说：“瓦柳什卡！……”听到他的声音……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单位打来电话：“我们带着红色证书过来。”我问过他：“你单位的人要来，要发给你证书。”他摇摇头：不要，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带了一些钱来，还有一个带列宁头像的红本子。我接过证书，心想：“他为了什么而死，就为这个吗？报纸上说，爆炸的不仅是切尔诺贝利，还有……苏维埃生活已经结束了。可红皮证书里面依然是……”那些人本来想对他说一些好听的话，但他盖上了毯子，只把蓬乱的头发露在外面。他们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已经害怕见人……只有我不会让他害怕。

但他就要走了……我呼喊他，但他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只是在喘息……埋葬他的时候，我把两块手帕盖在他的脸上。如果有人要看他，我会掀开……一个女人昏倒了……她曾经爱过他，我以前还嫉妒他爱过她。“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看吧。”我没有对她说，他死时，没有人敢靠近，所有人都害怕。

按照我们斯拉夫人的习俗，不可以让家里人给死者清洗、穿衣服。两个在太平间工作的男人，走来跟我们要伏特加：“我们什么样儿的没见过？”他们说，“被压扁的，被肢解的，火灾后烧焦的孩子，我们都见过……但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她平静下来）他死了，躺在那里，身体还是热乎的，不能碰……我把家里的钟停掉了……就停在早上七点……我们的手表今天也停了，不走了……我去找修表师，他摆摆手说：“这不是机械师和物理学家的事，而是形而上学专家的事。”

在他刚走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谁也叫不醒我，中途我起床，喝了水，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就又倒在枕头上睡去。现在，我也感到奇怪：我怎么能睡着？我女友的丈夫快死的时候，他用餐具砸她。他哭了：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而我的丈夫只是看着我，看着……他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道：“我死后，你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切尔诺贝利人死去后会“发光”……晚上，在坟墓上也会发出亮光……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死在莫斯科医院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埋在莫斯科郊外的米京墓地，别人都不会把死者埋在他们的旁边，都要躲开他们。死人都害怕他们这些死人，更不要说还活着的人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切尔诺贝利，只有一些猜测和感觉。

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穿的白色外套、裤子、专业工作服带了回来……这些衣服在他去世前一直放在家里的顶柜中。妈妈想：“他所有东西都得扔了。”她害怕……而我想把他的外套保存起来。我真是个罪犯！我的孩子就在房子里，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些东西带到城外埋掉了……

我读了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里，但我什么也不能解释。他们把骨灰罐交给我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用手去摸那些细小的颗粒，就像抚摸海边沙滩上的贝壳——这是他的髋关节。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去碰过的东西，没有听过，也没有感觉过，而现在我彻悟了。我记得，他死后的一天夜里，我就坐在他旁边。突然，冒起一股青烟……第二次，我在火葬场看到，这股青烟就在他上面……那是他的灵魂……没人看见，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啊！从前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他去出差……我就掐算着我们还剩多少天能见面，多少小时，甚至多少秒！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凭什么？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 他们发了一纸有红色抬头的通知书…

本文所选片段摘录自《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有删节），[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孙越 译，2018年8月由中信·大方出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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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镜子

图片来源 = 《切尔诺贝利》剧中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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