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研究（上）_风闻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助理教授Xuefei Ren发表于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的文章From Chicago to China and India: Studying the c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过去四十年内，以中印为代表的南营国家经历了高速城市化。本文批判性回顾了全球城市研究领域主导理论范式与研究现状，并介绍了中印城市研究的主要问题。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10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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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全球城市研究(global urban studies)自上世纪80年代起得到广泛关注，其研究领域广泛，其关注问题包括土地所有制、移民、城市边缘转变和环境正义等。

在本文中，首先，我将批判性回顾全球城市研究的三种范式，即全球城市论纲(the global city thesis)，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其次，我将指出中、印城市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两个国家在近期研究中得到格外关注。就近年来看，和很多南营城市一样，中印城市发展的历程与西方城市不同，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发达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过渡(advanced Fordism and post-Fordist transition)。这也就导致，基于西方城市的城市理论无法完全涵盖南营城市重构的不同道路。

全球城市研究的主流范式

中、印城市研究所采取的主流范式和全球城市研究所采取的范式基本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导全球城市研究的两个范式即全球城市论纲和新自由主义。此二者均受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强调城市结构和城市化进程受大国体制下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影响。从21世纪00年代中期起，全球城市论纲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越来越多地被后殖民主义传统的学者所批判。后殖民主义学者主张将研究视野超越发达全球城市这一限制，也主张不必拘泥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内，而提议进行更广泛的研究以囊括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

全球城市论纲

在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后者主张，在世界经济中，一个城市的形式与力量的统一，以及其在国际间劳动分工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其内部的社会空间关系。弗里德曼认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典型现象即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数量的增长。跨国公司能够跨越国界运营，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生产。这种新出现的经济关系的世界体系对城市有着深远影响，它产生了一种全球城市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的等级结构(a global urban hierarchy)。这个等级的顶端是“纽伦巴东”等一批强势城市。这些被弗里德曼成为“世界城市”的地方即是跨国公司起步运营之处。世界城市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交易、信息互换、建立分布办公室和员工出游的方式紧密相连。

萨森(Saskia Sassen)提炼了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并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与“世界城市”相比，“全球城市”更强调高端中介服务(producer services)（如金融、会计、法律等）的规模集聚(agglomeration)对全球城市形成的作用。全球城市论纲将一系列强势城市的兴起视为世界经济的管控中央。总的来说，世界经济中的变化促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全球城市网络，而发达高端中介服务公司的规模集聚势必在全球城市的社会网络(social fabric)中产生一种二元结构，即高薪城市专业阶层与移民为主的低薪非正式劳动力的分化。

萨森（图片来源：萨森教授个人官网）    

在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城市论纲在城市研究者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学界进行了许多研究讨论了全球城市在社会空间中的关系变化，主要关注：全球城市网络(the global urban network)，城市空间重构(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和社会网络转变。

随着学者们对全球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关注，一些地区发展的核心且正发生着重大重构的城市，也被纳入到了研究视野。全球化城市(globalizing cities)这一概念很好地概括了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它体现了形成全球城市的多元道路以及全球经济对全世界城市与地区重构的多元后果。

新自由主义

广义上，新自由主义指20世纪70年代，通过政府干预以发展市场逻辑的一系列去规制改革和政策导向。哈维等批判地理学家指出，不论南营北营，其城市重构都可视为更为宏大的市场导向的规制改革进程的一部分，而这种改革则旨在重新为资本积累和精英重获权力提供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过捍卫了财产权并促进了市场竞争起了关键角色。在西欧和北美，20世纪70年代的规制改革决定了城市政策和治理，并把城市转变为资本集聚的关键场所。地方政府也将其治理模式从管理型调整为企业型，并出现了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现象。新自由主义必须和西方后工业城市的福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Fordist-Keynesian welfare state)的衰退联系理解。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型治理的出现恶化了已有的不平等情况，并产生了新的差距。

虽然新自由主义论纲起源于西方后工业城市，它也在非西方城市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发现，地方政府有相似的趋势推行城市重构以提升城市和城区的竞争力。也有学者关注极右翼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不完备性，并强调属下阶层(subaltern class)在竞争与挑战城区的市场驱动发展计划的代理作用。由于对于完全不同历史与制度背景的城市，城市理论学者愈发主张没有纯粹抽象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因此鼓励研究者关注在去规制改革和治理内在模式的互动中的路径依赖性与语境特殊性。然而，虽然在新自由主义论纲中本身具有这种理论灵活性，但这种视角仍旧假定了全世界各城市的城市重构均是由向后福特主义过渡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因此也完全忽视了与资本积累和后福特主义关系较弱的其它可能影响因素。

哈维（图片来源：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