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茶社： 淮海战役大复盘：满血复活，“连续作战”？_风闻

毛泽东曾经有句名言：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 人民解放军出色的战场再生能力，不是没有来由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 那是从丰沃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复盘：满血复活，“连续作战”？

　　——《淮海战役纵横谈》之十二

何以连续作战？这是一个结！

　　淮海战役近半个世纪后，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写道：

　　本会战自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第九绥区自海州转移始，迄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十日陈官庄杜部溃灭止，前后历时凡两个月又四天，会战全程，以碾庄、双堆集、陈官庄为其焦点，歼匪军达40万，但悉皆被迫参军良民，而国军牺牲30余万，俱属国军精英，尤以装备之损失，致国军元气大伤，其对后期作战之影响，至深至巨。[]

　　暂且按下编纂者的立场不表——这个无法苛求，这段话也存在着诸多“技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歼匪军达40万”和“国军牺牲30余万”。

　　按军语定义，“歼灭”是指“毙伤俘”，而这次南线大决战，人民解放军始终控制战场，被俘不会有多少人——哪怕加上“失踪”，那么这个“歼匪军达40万”，主要就是指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伤亡。而“国军牺牲30余万”，那也就是指“伤亡”了。

　　这两个数字，都严重的不靠谱：如果60余万参战兵力规模的人民解放军伤亡是这个数字——伤亡失踪者达参战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以后期参战部队及“即俘即补”兵员100万人计，伤亡失中踪数为三分之一)，那么怎么解释这场决战的结局?如果国民党军“牺牲30余万”，那么剩下的人哪儿去了?没去把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的“残兵败将”，给吞了?

　　据人民解放军方面统计：

　　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伤亡、被俘或失踪的总计是136 524人——已经是三大决战中的“之最”了，而国民党军方面，伤亡总数为171 151人;被俘是320 355人，起义和投诚的总数为63 593人。这也就是说，国民党军伤亡以外的人数，才是“30余万”——占了国民党军人员损失数的大头。

　　人民解放军方面的数字不能说绝对准确，但也大致靠谱，不会有太大出入。

　　基于“杀人三千，自损八百”的常识性逻辑，国民党军从最高统帅到战区诸将，的确对人民解放军“战场再生能力”一再估计不足，因而产生过诸多误判。人民解放军在这场决战的碾庄、徐东、徐南、双堆集、陈官庄等诸次大的战斗中，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线作战部队伤亡很大。按“失去战斗能力者超过三分之一即等同于失去攻击能力”估计，很多部队在理论上就等同于失去作战能力。

　　然而，这场南线大决战中所发生的事实是：人民解放军几乎所有参战部队，都打满了全场。一些一线参战部队，打完了这个再打那个，搞定了这边又跑到那边。整补时间非常短暂，几乎见缝插针，即打即补。比如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先是在豫西“牵牛”，尔后伴随着黄维兵团东进，一路软磨硬泡，下绊刨坑儿，继而又参加包围和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第九、第三、第四、第一纵队，打完郑州奔汴徐线，再奔徐蚌线，摁住三个方向的敌人，然后再包围和歼灭黄维兵团，一个多月就没歇过脚。配属华东野战军行动的第十一纵队，在参加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后，又加入华东野战军南下阻击蚌埠出援之敌的作战，尔后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紧接着就是打黄维。战斗一结束，又掉过头来面对蚌埠出援之敌。

　　再比如华东野战军，南下陇海路捕击黄百韬兵团，徐东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都是苦战血战!黄百韬刚一搞定，立即转向东进南下，抵近徐州，南下接替中原野战军阻援任务，摁住蚌埠出援之敌，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对进打通徐蚌线”的计划!尔后又转兵东向，追击和包围徐州撤逃的杜聿明集团，那就是一个满场飞啊!

　　华东野战军第三、第七、第十三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还加入了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其中第三纵队又接着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如果把徐蚌战场视作以陇海、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交会点上的徐州为中心的坐标系的话，那么这支部队也是打遍了这个坐标系上“四个象限”的角色——还是一“满场飞”!

　　他们的战场整补期少则几天，多的个把星期，又拉上去打得惊天动地。

　　打过战争类电子游戏的青少年们应该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参加游戏者在不断地打斗闯关中也经常被敌人击中、负伤，战力随之下降，但只要抢到了一件宝贝，就可以马上恢复所有战力，各种武器还威力大增——电玩行家们将此称作“满血复活”。

　　当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部队都拥有这种“满血复活”的能力!

　　这个时期，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指挥文电中，多次出现“匪在各方奔跑而来，其疲弊必甚，尤其重武器与后方之接济皆不如我军之有利”[]，“匪疲弱与困难更甚于我军”[]，“匪部薄弱疲惫，甚易击破，以其包围线过长，决难处处作浓厚之纵深配备也”[]等等语句，然而在人民解放军表现出来的“连续作战”和顽强攻击浪潮面前，还是不得不发出“实令人不能想象其魔力之大而能持久至如此也”[]的哀叹!

　　其实，早在战争第二年，“连续作战”就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写入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对于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来说应该不是秘密。然而知道了却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对手的这种能力作出误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那就只能从他们主观上的不在意、或不相信来解释了——或许是太迷信自己了。

　　那么人民解放军这种超常态的“连续作战”，是如何练就的呢?又何有奥秘呢?

　　人民解放军究竟是打哪儿，得到了“满血复活”这种宝贝的呢?

　　在此，我们暂且把两支军队的性质等等问题按下不表，仅从“技术流”层面来作研讨。

　　从兵源资源来说，双方的兵员动员主要在农村进行。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曾经规定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的上限值：“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就会严重影响生产和地方经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7年6月5日，在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一点五;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十六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

　　国民党政府当时占有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地区，兵员资源是远优于共产党建立的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是通过保甲制度来征集兵员的——民间俗称“抓壮丁”。两年的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征集了近三百万兵员。而人民解放军是经过在照顾或满足群众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上——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及代耕、优抚等措施，通过政治动员来征集兵员的。

　　然而，迄至1948年10月，以解放区拥有的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人(包括动员能力很有限的新解放区)计，人民解放军能够动员的兵员额度已趋近上限值(1.66%)，而拥有中国大部分人口区域的国民党统治区，却仍然保持着不小的兵员动员空间。在“九月会议”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在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种情况：“第一，敌人第二年的兵员要比第一年充实。我们估计，今后一年敌人补充兵员的数目不止一百万人，兵员补充得很快。第二，在外线作战，军委应考虑到外线作战是否能完全自给”[]，“我们的弹药可以补给，但兵员的补充就困难了”，“中原本身扩兵没有把握”。[]

　　这的确是一个结!

“解放战士”——人民解放军独创版权的军语称谓

　　那么人民解放军是怎么解开这个结的呢?

　　这个办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向敌人要兵员!

　　没有枪炮让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兵员让敌人给我们送。

　　在战争开始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就将“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列入了“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九月会议”前的7月17日，毛泽东又就兵源问题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唐亮及各中央局：

　　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冀南、太岳会门活跃。肥乡(冀南)、遵化(冀东)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须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迄自战争第二年度结束时的1948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兵员补充问题的指示》，再度强调指出了“向敌人要兵员”的重要意义：“解放区的老区、半老区经几次大动员补充部队后，壮丁已感缺乏，而前线野战军，因战斗频繁，经常要求补充，以便连续战斗，又是必须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应从俘虏中、蒋军逃兵中及新区中设法，而俘虏与蒋军逃兵的增多，新区扩大，正是我兵员补充最好最大的来源，其中尤以俘虏为主要来源”，“除俘虏军官与土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于后方生产。许多兵团俘虏成分已占百分之八十，至少的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但部队经过三查和诉苦运动，并加强政治训练后，俘虏兵的阶级觉悟提高，已知道解放军的作战目的，解放军才是他们自己的队伍，因之较前容易巩固，并能努力作战。这种三查诉苦运动，已成为我新式整军制度，今后只要能够加强这种教育，是能把俘虏教育过来并加以巩固的”。[]

　　这些“取之于敌”的兵员，人民解放军有着一个独创版权的称谓——解放战士。

　　所谓“解放战士”，是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有人考证过，“解放战士”这个称谓早在抗战末期就出现了，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流行起来[]——史载：人民解放军在“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还“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

　　这个称谓意义深远。

　　本来，俘虏就是俘虏，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却一律将这些“教育过来参加我军”的“俘虏兵”称作“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称谓一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被视作“耻辱”的“被俘”，就成为了获得“解放”的新生。

　　一词之改，既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格局和境界。

　　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中不断“满血复活”的奇迹，正是产生于这种“格局和境界”之中。

　　这就是所谓“即俘即补即训即打”——或可简化为“即俘即补”。

　　所谓“即俘即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有过权威诠释：

　　所谓“即俘即补”，是指在火线上获得俘虏后，因战事紧急，只给他简单换顶帽子或发个证明人伍的符号、证书，就马上补入部队投入战斗，最多也只有三五天的短期审查教育后补入部队，参加战斗。战斗。在实行“即俘即补”的过程中，各部队都十分注意抓紧对俘虏兵的审查教育。一首先，是及时进行审查，大体弄清军官与非军宫，以及每个人的籍贯、年龄、家庭出身、所任职务、参加国民党军的时间和身体强弱状况，然后将家庭成分较好、参加国民党军时间不长、年轻力壮的连队战斗兵，立即补入部队。如确因战斗情况来不及审查，也要边补、边战斗、边审查，或利用战斗间隙继续审查。其次，是对俘虏兵的教育，主要是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的根本区别和当前战争形势与前途，解决好愿意人伍打仗的问题，同时利用战斗空隙进行小型诉苦，提高其阶级觉悟，及时消除其疑虑，以发挥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在教育中，各部队都十分注意用老兵特别是老解放战士以交朋友、相互谈心的方式去接近和教育他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是人民解放军保持“连续作战”效能，生成高效率“战场再生能力”的法宝之一：“解放战士”的基本军事技能已经由对手帮助培训过了，也有一定战斗经验，只要启发了其“阶级觉悟”，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认识问题，产生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瞳暻，以及“走进自已队伍”的亲近感，作战积极性就能得以空前的焕发。

　　这剂妙方，的确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一个昨天的“敌人”，今天被俘虏，经过一场诉苦，揪下青天白日帽徽再操家伙上阵，明天就能成为勇敢的战士。淮海战役中，这种“即俘即补”的事例数不胜数。就连济南起义的吴化文部，经过整训后，都出现在战役最后阶段的徐西战场，当上了“板凳队员”——预备队。

　　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唐亮回忆说：

　　在淮海战役中，我们根据后方动员来不及，国民党军士兵绝大多数是被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的阶级觉悟容易激发等特点，提出随俘、随补、随教、随打。各部队稍加教育直接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有10万多人，解放区动员了一批翻身农民参军，使我军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兵员。华野部队在淮海战役开始时为42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增加到46万人余人。某部一个连，战役开始时为150人，经过两个多月连续战斗，伤亡170至180人，结果还有160至170人。在连续、激烈的战斗中，部队数量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在军队战史上是少见的。

　　……

　　淮海战役中溶俘数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是从来没有过的。[]

　　如今关于淮海战役的史籍典册中，对人民解放军参战兵力的计量上出现了两个看似差异很大且相互矛盾的数字：一个是“人民解放军参战的兵力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另一个军，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江淮、鲁中南、苏北、豫皖苏、豫西、陕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一个是“此战役我集中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与华东、中原、华北等区之地方武装各一部共达一百万以上的兵力，在同一个战场上密切协同作战”[]。

　　这个数字差异也在诸多后世的治史者中产生了疑惑乃至争议。

　　其实，这两个数字看似矛盾或不洽，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极具合理性的动态变化：“60万”是指人民解放军在战役之初的兵力规模，其兵员数量在战役则时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断地损耗，又不断地补充，补充数又远远大于损耗数(兵员补充和地方武装参战)，“60万”只增不减，人越打越多，呈增量变化，所以最后一累计参战人数，“60万”就奔“100万”而去了;而国民党军方面则是损耗一个少一个，补充数根本追不上损耗数——实际上也没法补充，人越打越少，“80万”只减不增，呈减量变化，所以最后一算总账，也就剩不下几个残兵败将了。

　　简而言之：对人民解放军来说，“60万”，是指参战的兵力规模;“100万”，是指累计参战兵员。而“100万”这个数字，其实也与“解放战士”这个称谓密切相关：在淮海战役期间，华东解放区有11万“翻身农民”参军[](中原解放区不详);而在战役期间起义、投诚或被俘虏的30余万国民党军官兵中，成为“解放战士”的，至少有15万人以上，或更多。[]

　　光这么着说话太空洞枯燥，还是来看看当年那些创造奇观的人们留下的鲜活案例吧!

“满血复活”的法宝——即俘即补即训即打

　　《山东兵团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中举出了诸多案例。

　　以下是其中之一：

　　九纵王方团八连战前全连共一百四十七人，战中伤亡四十四人，边打边补四十五人，战斗结束时还有一百四十八人。十三纵一○九团九连战前全连原有九十人，伤亡四十四人，边打边补七十四人(补后逃亡七人，伤亡和掉队十五人)，战斗结束时，尚有九十八人，超过原有人数。一一二团一连战前全连共一百一十二人，战斗伤亡三十八人，边打边补八十四(补后伤一逃亡九)，战斗结束时，则有一百四十八人，超过原有人数更多。[]

　　这个“王方团”“边打边补”有一整套方法，非常生动具体且很有可操作性：

　　战前，团党委要求各连队把制定、落实战斗中的“扩军计划”，“做为支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扩军计划”，不是随便抓个俘虏就可以凑个数的。“扩军计划”有基于质量保证并且详的原则要求：

　　①即补对象：

　　a.出身中贫农成分较好，忠厚老实者;

　　b.被抓丁、抽丁出来者;

　　c.国民党军队中的战斗兵，年轻力壮者;

　　d.军龄，在三年以下，离家远或家在解放区者。

　　②缓补对象：

　　a.勤杂、通讯、电话人员;

　　b.士以上官佐人员(准尉;以下者);

　　c.特种技术士兵。

　　③不补对象：

　　a.尉以上官佐;

　　b.阶级异己分子、还乡团;

　　c.战场起义、个别自动投诚，但坚决拒绝加入我军者;

　　d.蒋军在作战地区抓的民夫，而又坚决不愿参军者;

　　e.归俘。

　　还有基于不同编制的数量限制：补充的数量不得超过建制班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一个战斗小组只能补充一个人。

　　还有战时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对扩充来的解放战士，应抓紧时间进行教育。[]

　　这“抓紧时间进行教育”，真有“立午见影”效果!

　　“王方团”八连三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王玉川说：

　　一被抓住，我就寻思完啦!我怕你们要我去送炸药，被炸药炸死，怕你们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们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挡子弹，堵“胡同”口。当指导员叫我拿着两个手榴弹和你们一道去打时，我寻思：“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机会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压子弹，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讲了许多部队的情况，又给我介绍了大汶口解放的傅庆祥同志。我听了傅同志谈他过去的情况后，对原来的想法有些怀疑了。我跟着傅同志向前打，那时我最相信他。打不远，敌人的飞机和炮轰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气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隐蔽。我又害怕了：“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吗?”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伸出头来一看，好几个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击，我就放心了。这时，傅同志带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药。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来，我亲眼看到去送炸药的同志没有一个是刚解放的，而且炸药响了，一个也没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个千斤担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顾虑了，跟着同志们一齐向前打。[]

　　“抓紧时间进行教育”，确保了“战场扩军计划”的落实。

　　“王方团”八连突入内城时，略有伤亡，连长挂彩，指导员马上提出：“我们要给连长复仇，瞪起眼来，多抓敌人补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机枪班伤了两个，当即补充齐了。一班伤亡3人，也补充上了。六班战士的反映：“我们六班原有8人伤亡5人，若不是在战场上扩军，全班剩下3个人，早就编到别的班去了。我们补充了4个解放战士，还是一个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务了!”总之，八连没有一个班不注意补充自己，没有一个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战斗结束，八连仍保持了原有人数与战斗力。[]

　　国民党士兵的技术战术是残酷的军阀制度训练出来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调转枪口打老蒋，不但不用培训，还可以当老师!

　　——“王方团”八连刚解放的潘子林，经教育后，马上跟着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敌人喊话。结果，他一个人便捉到3个俘虏。

　　——华野第九纵队某连边打边补的解放战士王月伦，原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师的士兵，当我机枪射手负伤后，他立刻顶上去当射手，封锁敌人，打倒敌人二三十名，荣立三等功。

　　——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九团九连在突入第三道圩墙时，俘虏敌五十七旅一六九团七连上等兵王文盛等，补入连队后，发现老战士不会用新缴获的枪榴弹，当即现场教授使用方法，让枪榴弹很好地发挥了大量杀敌作用。他还喊话瓦解了不少敌人。王文盛在战场上代理四班班长后，对新解放战士说：“排长既然这样信任俺，俺们要好好干!”结果，又缴了10个人的枪。

　　——华野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一连二班俘虏了16岁的小伙子王成吉，经简单教育后，即拿起枪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补充两名俘虏兵，班长叫王成吉去教育他俩。那两个新补充的解放战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来打俺?” 王成吉说：“我昨天解放后，就参加了解放军。你们缴枪，就优待不杀。”在王成吉的影响下，那两位新解放战士也表现很好。[]

　　有一个例子比较有趣——刚抓的俘虏兵也知道了“解放战士”这个专有称谓：

　　第十三纵队一一二团轮训队政指碰到从城里来的俘虏，问：“你们从哪里来?”

　　答：“我是城里来刚解放的。”

　　“怎么里面还响枪?”

　　“里面还打仗。”

　　“你解放了不行，还要解放他们，走!走!走!”

　　就这样，俘虏即驯服地跟着走了。[]

　　更有趣的是，山东兵团这个报告还举出了不少负面案例以总结反思。

　　其中一个是“本位主义”：

　　有本位主义的现象。特别在兵少、伤亡又大时，营连以下单位最易发生这种现象。据十三纵廖(海光)政委谈：过去长期在根据地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大家都想搞几个兵，过去有的部队对“上级一定给补充”的保证，不大相信，认为“补充当然好，但补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边打边补”中，就产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几个兵，不大愿意上交。该纵陈(华堂)副政委也说：“各个连都有个小埋伏，个别营也有以多报少的，准备逃亡后好补充”。[]

　　也就是说，统计上来的“解放战士”数量和比例，实际上还是比较“保守”的。

　　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粟裕说：

　　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这是个很令人吃惊的数字：参战兵员近三分之一战损，却由来自对手相同乃至更多数字的兵员“即俘即补即打”，一再“满血复活”，保持“连续作战”且战力不减反增!真就是“风水大变幻，乾坤大挪移”啊!不知道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编撰《勘乱战史》，对这样一种奇观该如何面对和诠释!

　　到1949年2月全军整编时，华东野战军全军编有4个兵团15个军和两广纵队，另一个特种兵纵队，计58万余人——不用说，这里头的“解放战士”，仍然是个大头。

　　中原野战军的“即俘即补”的情况应该与华东野战军类似。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举例说明了“即俘即补”的效力：

　　9纵79团5连1排，王湾战斗只剩下9人，马上编成1个班，第2天参加了大出击。经两次伤亡，由3排调了两个老战士，补充了7个新解放战士，接着又参加了三颗树的攻击。3纵19团3连马围子战斗伤亡只剩22人，始终保持排班建制，第2天又配合攻西马围子，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4纵32团1连2排杨围子外围作战伤亡10余人，排长亦阵亡，8班长王槐同志自动代理。调补兵员，不论是预备兵员，本战役中的俘虏或机关紧缩出来的人员，都应按伤亡情形由纵队、旅统一分配(团机关紧缩出来人员由团统一分配)。人员调补要注意到对突击部队、战斗作风与旺盛士气的保持，和模范、典型单位的培植，不能平均分配。随着战斗的连续，伤亡的增大，干部的缺额也就增大，为了迅速整顿组织，以求再战，要在战前执行3套干部制度，包括配备正职和学校训练储备(纵队、旅分别训练连排干部，团教导队训练班级干部)。战役中保存干部，在职排、连、营副(特别是前两)干部，在不影响战斗的情况下抽出参加战勤工作。

　　即俘即补，主要有以下几点做法：一、审查：短期俘训队，主要审查军官及将老弱与可补入部队的士兵分开，以便及时补充部队。补到部队后，则以干部、党员、骨干分子个别谈话、了解历史情况与了解思想情况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审查。二、教育：掌握新解放战士的思想特点，及时具体地解决其对战斗的思想顾虑。解放战士中的老兵因有技术、有战斗经验而不太怕打仗，但受敌欺骗教育较深，怀疑我的战术，如说我们是“人海战术”，“用俘虏送炸药，炸死自己”等。新兵因本身没经验、没技术，一般的怕打仗，尤其怕飞机、坦克、炮等。因此，除一般地说明我们的战术，揭发敌之欺骗外，针对其具体的顾虑，进行演习，教会技术，效用更大。如演习小组动作、实验爆破、手拉炸药、如何攻、防坦克等，以提高技术，打破其顾虑，亦即提高了其信心。要结合战场鼓动，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解除其战中产生的顾虑。新解放战士，一般没有攻坚经验，尤其是新兵，在战斗中遇有伤亡，或敌人火力强时，最易动摇。要即时表扬，特别是战中记功记好，不但可以发扬新战士的积极性，同时亦可打破新战士怕我们不相信的思想顾虑。9纵80团特等战斗英雄王学志，就是宿县解放战士，这次战役3次立功，提为副班长，经领导上的培养，成了该团典型，为一般解放战士树立了前进方向，对改造解放战士作用很大。利用战斗空隙及战壕中的小型诉苦，提高新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转入自觉参战，复仇立功。干部、党员、骨于分子，具体地了解每个新解放战士的历史，从其切身问题上给以提高，同时亦使新老关系很快地密切了。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具体的帮助，主动团结新战士，打破新老间的隔阂。很多老同志，帮助新同志做工事，甚至把自己的工事让给他们，对新战士感动很大。[]

　　淮海战役共进行了65天，战役中被俘，战役中参军，战役后成为班排长的“解放战士”，不乏其例。中原野战军在战役前的兵员为7个纵队计15万人，到次年整编扩充为3个兵团9个军共28万余人。

　　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简直就是撒豆成兵。不，比撒豆成兵，还要厉害!《孙子兵法》讲过“因粮于敌”，人民解放军这是“因卒于敌”——化敌之卒，为我之兵，彼消助我长，我长促彼消，那就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啊!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说：

　　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

　　这种战场“满血复活”的再生能力，不仅为时人所惊叹，也是一个战争奇观。

　　人民解放军出色的“战场再生能力”，“即俘即被即训即打”占了很大一头。

　　“即俘即打”这个主题下的内容很丰富，简直可以说是关联了整个中国近代战争史几乎所有的课题——从建军思想、战争动员到军队管理，再到战场心理，其案例举不胜举!本书囿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只能有待高手另辟专题，单独成书，以飱读者。

“战力不衰”的奥秘——边打边建的党组织和骨干队伍

　　这个法宝属于“战场政治工作”的范畴。

　　一说“政治工作”，可能有不少读者会翻白眼或表示怀疑——这能盯啥用?

　　这也难怪，这些年但凡沾上这几个字儿的文字，大都是假大空式的说教。

　　然而在当年，这个事实是铁的——这几个字儿下头的内容，就是顶大用!

　　大战之中的“连续作战”，最大的问题是产生严重伤亡后部队如何保持战斗力保持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和意志的问题，以及如何保持战斗能力的问题。在这个课题之下还有诸多小课题，如基层干部因伤亡产生的缺额问题，基层干部伤亡后指挥如何延续的问题?新补充来的兵员如何迅速适应战斗和产生和保持战斗意志的问题?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扬和何保持战斗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大篇幅才能说道明白的问题，本书只能作简要归纳，点到为止。

　　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首先要解决的是决心、意志、纪律和两军间的配合和团结问题——而且必须是从上到下都得整清楚弄明白，不能含糊，不能马虎。任务不能推，只能抢!在这个问题上，两大野战军首长态度都很坚决，贯彻都很到位。

　　战前，华东野战军召开了前委扩大会，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华东野战军首长特别强调：“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以大局为重，不惜牺牲局部，不怕吃亏“啃硬骨头”，不怕打消耗大、缴获少的阻击战，勇挑重担，主动配合，密切协同，胜利时不争功，受挫时不抱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门在战前准备中，“在抓好战场纪律与党的政策在新区落实的同时，重点抓了顾全大局，加强两大野战军之间团结协同的问题。”[]

　　华东野战军上上下下在战役中执行命令非常坚决，群众纪律也贯彻到位。比如九纵在追击中遇到一条三丈宽的河流，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二连一排10名战士奋勇跳入河中，用肩膀扛起了一座便桥让部队迅速通过，成为脍炙人口颂诵一时的佳话，后来还写进了小学课本。

　　中原局、中原野战军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着重强调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提出的政治号召要准备“拼老命”，“人人都要有‘烧铺草’的决心!”刘伯承讲话中有针对性的强调：“打仗总有主攻方向和牵制方向，总有吃肉和啃骨头。过去我们顿顿吃肉，现在啃一回骨头就受不了的样子，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思想方法呢?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上回啃了骨头，这次就叫你吃肉。要准备这次啃骨头，下次还是啃骨头，第3次还是啃骨头。”[]

　　于是，“烧铺草”在中原野战军成为流行语，部队都以担任艰苦任务为荣。比如六纵在双堆集战斗中伤亡很大，友军来接替任务时他们还坚持不去，一定要与友军并肩突击，共同承担“最后一击”的任务。[]

　　因战斗激烈，部队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兵无人带”是很突出的现实问题。于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战斗保垒作用”就体现了出来：人民解放军所有部队都是连有支部，班排有小组，还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互助小组”——定陶战役中牺牲的“解放战士”王克勤的发明权，关键时刻一定会有人主动站出来接替指挥，哪怕是干部伤亡殆尽，也会有战士主动站出来接替指挥。

　　那么党员也伤亡很大咋办呢?有办法，当时有个口号叫“边打边建”、“火线入党”,在火线上扩大党的组织，并且随时在火线上补充和提拔干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还总结出了三点经验：

　　战时基层干部伤亡大，及时得到补充，对保持部队持续作战能力关系极大。大批基层干部从何而来呢?淮海战役实践的经验有3条：

　　第1条，采取“群众推荐，党委审查委任”的方法。“战前领导确定预提对象，战中随缺随补”，“边打边提，随缺随补”。这是连续战斗中，及时补充基层干部的主要方法。华野各部队在“大胆提拔、宁弱勿缺”的口号下，只要作战勇敢，对人民解放事业忠诚，又讲究战术，都可以大胆破格提拔，缺了就补，随缺随补。一些连队在作战中干部伤亡大，甚至有的连队基层干部全部伤亡，就选拔优秀的班长当排长、副连长、代理连长。在火线上1天连升2、3职的不为罕见。

　　第2条，从英雄模范人物和优秀战士中选拔苗子，采取“代理”、“见习”、当“第2副职”等方法，培养基层干部。他们经过锻炼，很快具有与本职相适应的组织指挥能力，能随时任用补缺。

　　第3条，有计划地保存干部。在进入战斗时，分队干部不宜太多，抽调部分副职做战勤工作或集中训练。这样，既可避免基层干部过多伤亡，又便于随时归队补充。通过火线提拔，尽快培养与有计划储备相结合，较好地解决了干部缺额问题，保证了战时的急需。

　　党的基层组织的边打边建，是保持连队持续作战能力的关键。这不仅因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战时特别重要，还由于战斗伤亡大，减员过半的连队必须进行火线编并，有的刚调整好，由于战斗残酷，又要进行新的整编。在淮海战役中，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是标准上有了新观念。衡量一个人够不够入党条件，主要看他战斗中的勇敢精神，能勇于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与敌人决斗，这是最高贵的革命品质。所以火线入党把作战勇敢列为第1个条件，纠正了把那些作战勇敢而平时有些小毛病的人拒于党组织门外的做法。二是形式上有了新方法。比较普遍地开展了群众推荐党员的活动。在基层进行形势教育和开展诉苦、立功创模等活动的基础上，使党员和非党员的阶级觉悟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加深，真正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无尚光荣的前提下，在战斗过程中自己申请入党或群众推荐入党。不少先进分子在火线入党，有的负了重伤、奄奄一息还要求入党。有些牺牲的战士口袋里，还装着入党申请报告，这其中许多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了。这样，不仅提高了党的威信，也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和数。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役中，火线发展党员达1124名，使基层终终保持有30%左右的党员队伍，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当年曾在战壕中写下了《一旅围困待攻中战壕政治工作活动》，刊载于1948年12月4日中原野战军《军政往来》上，文中举出两个鲜活的实例：

　　以党员为核心的互助小组，最适于战壕活动。连里的张公店和宿县战斗解放战士，未经一天训练，就参加了双堆集战斗。战壕里展开了互助组的谈心。新老战士在谈心中，比国民党共产党的不同，比敌我困难的不同，比敌我战法的不同，比民心背向，谈大家所见的敌人暴行，这成为最生动实际的入伍教育。七团打了一个胜仗，二连张公店解放战士于书琴在战壕里自言自语地说：“解放军为什么老打胜仗？因为有互助小组！——干部伤亡了，战士还能指挥战士继续作战!”一个老战士待在战壕里不耐烦了，说：‘守在这里，光挨敌人的炮，咱们的炮也不打啦了!，一个张公店解放战士还向他作解释：“咱们的炮多的很：这还没到总攻的时候呀!上次一八一师师部，就没有没挨炮弹的地方!”不少堡垒间，互助组与互助组互派代表送信挑战，展开革命竟赛，战壕中你来我往，热闹极了。

　　……

　　纵队慰问我们的每盒纸烟，都由我们贴上战斗快报。一团炮兵连的战士说：“吸烟人的困难，上级都想的周到，吃了这一盒烟，要打死一个敌人”，另一个说：“不，一枝烟打一个。”张公店解放战士接到了烟，马上想起往事，说：“中央军发烟，副官处全给卖了，当兵的摸不到一点。”七团三营自动挑出10盒带锡纸的，送给一营二连，称烦他们的英勇。而二连士兵委员会.又把上级奖励他们的肉分一部分给一连，去信说：“没有老大哥的火力配合，我们也完不成任务。”上下级、前后方、友邻部队之间，战斗的团结热情洋溢在围困双堆集的战壕中。[]

　　在战斗中“边打边建”的党组织和骨干队伍，示范作用巨大——尤其是对“解放战士”：

　　新解放战士由于过去受蒋匪长期欺骗，如说我军用新解放战士送炸药，炸药爆炸后再把尸体拖回来，但在实践中事实就很快地打破了这一顾虑。又如有的新解放战士，看到我们让他到防空洞去，就认为要活埋他。后来看到干部也进去了，敌人飞机接着投了炸弹，才知道是爱护他们。还有部队干部、老战士在战斗中对他们的关心照顾，对巩固他们作用也很大，如解放战士王文盛之所以表现好，就是因为他认为“当兵在哪里都为吃饭，可是在这比那里好，那里当官的打仗在后面，这里当官的打仗在前面；在这儿大家都信任我，待我像亲兄弟一样”。一一二团三连五班副见新补充的同志怕飞机大炮，当部队休息时，他即安置他们到防空洞里去隐蔽，洞里潮湿，战士吕仁福还找了一些草给铺上，耐心地告诉他们“好好隐蔽没有事”，感动得解放战士胡德民说：“解放军同志真好，你们在外面把洞让给我们!”九纵某连边补战士王月伦立了三等功后说：“同志们待我好，我不好好干对不起大家!”我军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也给解放战士以很大的感动，如一一二团三连五班副林吉桂趁战斗空隙教育新同志说：“遵守城市政策，这是解放军的规矩，谁也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当部队到大楼底下防空时，地下有许多东西，吕仁福马上对他们说：“谁也不准拿人家一点东西，遵守政策、纪律是解放军的规矩。”结果新解放战士没有一个拿东西的，并且点头称赞道：“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解放战士对我均生活满意，说：“在战场上可以吃包子，吃得饱。”[]

　　昨天是敌人的时候缺血怯场，如今成战友时满血登场。

　　——这不是魔法，这是真实的力量!

“活力递增”的杠杆——立功运动和军事民主

　　“立功运动”，也是人民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战力增生的法宝之一。

　　“论功行赏”，是古今中外军队的普世通例，但人民解放军的“立功运动”却大为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立功运动”的群众性。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民主性、主动性、参与性。

　　比如国民党军队也有功勋制度，其最高荣誉是获授“国光勋章”，其次是获授“青天白日勋章”。根据荣鉴光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记载，抗战期间，“国光勋章”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含美军受勋者4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军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

　　人民解放军也有勋章——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一大批参加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人民军队指战员，被分别授予一、二、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一、二、三级“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但是，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我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荣获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甚至连一枚纪念性质的勋章都没有获得过。

　　人民解放军最高荣誉并不是获得勋章，而是获得英模称号——与世界大多数军队都有所不同，人民解放军体现最高荣誉的英模称号，全军将帅无一人荣获，绝大多数都授予了基层指战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从人民解放战开始迄至新中国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称号，除去难以查明职务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职级分布大体如下：班长以下战士415人，占比50.06%;连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营职干部49人，占比5.91%;团职干部8人，占比0.97%;师以上干部为0;民兵、工人和群众41人，占比4.95%。连以下基层指战员及民兵、工人和群众占比93.12%。[]

　　这并非人民军队将领缺少英雄，而是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人民解放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他们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或“高风亮节”，而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

　　人民军队的英模制度，公然颠覆了“阵前苦斗獬豸将，旗下旁观草木兵”的战争文化观!

　　人民解放军的功勋制度，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旨在以“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受古今中外“普适”特色的影响：功勋评定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的，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

　　在抗战后期和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这种功勋制度开始走向“群众性”，形成了“运动”。

　　立功运动的雏形，是功劳簿。

　　抗战结束不久，新四军第一师二团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抗日根据地的自卫战争中，多数连队开始建立功劳薄，目的是为选举英雄积累材料——该团政治处在1946年7～8月间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薄上”的口号，有效激励了部队的士气;当年10月8日，该团在号召“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首建头功”的同时，建立了“三证”制度，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功劳证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三营战士建议的);连队有一个“功劳薄”，记功在案;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不断地深化认识和实践，逐渐形成了“群众性”。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肯定山东和华中的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同年12月1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

　　群众性的立功运动热潮，随即蓬勃兴起。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立功运动“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强调“除在军事斗争各部门应继续普及加强外，还应该在军民生产中间与土地改革中间，按着工作的性质与需要创立起规模来”。

　　在火线上开展“立功运动”，也是人民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有效手段——当年的口号是“所有连队把功劳簿建立起来”。在群众中发现典型，又用群众中出现的典型示范且激励于群众。这项群众性的运动在这支军队中产生出了“你追我赶”，相互挑战的活力。很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同在一支队伍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都会想：他并不比我强多少，他能立功，为什么我就不能立?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就列举了11项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经验”，包括：立功的发动，立功竞赛，互助立功，评功、记功、查功，报功，报功榜，贺功，立功旗，立功上报，发挥老战士、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解放战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运动与翻身运动两大巨流的汇合，等等。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写到过这样一个生动场面：

　　在“不让敌人逃脱一个”的口号下，总攻之前，在围困双堆集中，我们每天也是有仗打的。七团二连六班打垮敌人十一师三十二团突围企图，在出击中捉到了9个俘虏，团党委当时就给二连宣布记功，立时“学习二连，寸土不让”的声浪，响遍了战壕。这时，六班又打退了敌人第二次突击，团把俘虏很快送到各连，叫各连战士听他们的“诉苦”。当听到讲“我们出来找红薯，谁知你们打得这样硬”时，战士们都抿不住嘴笑了。三连战士说：“十一师为什么不从我们这里突?——叫我们也捉几个俘虏!”三连有5个有功战士，在战壕中经过群众评论、支部讨论接纳入党。[]

　　“立功运动”也涉及到“解放战士”，他们有功咋办?

　　照立不误——有老战士“思想不通”，那就得把“工作做通”：

　　……有的新解放战士参加作战立了功，大家思想还不通，说：“我们不带他前进，他不会立功”，不了解只要能争取解放战士向敌人放一枪，也就是他的伟大功劳，早参加一点钟，就应该承认一点钟的军龄。[]

　　“立功运动”不仅在前线部队中开展，在支前民工大军中也开展得很活跃。而且把“立功运动”变成了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运动”——评功的同时也指出过错，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评功又结合检讨。对破坏群众纪律、开小差、说破坏话的民工在评功中亦根据其错误的轻重，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记过，从检讨方面教育民工。胶东海阳担架团有一个民工立了一等功，但因为他破坏群众纪律三次，即又给他记了一次过，在宣布功的时候说明他为什么立了一等功和记了一次过，他听了以后说：“我弄了个功过双全，下次我坚决立下大功去掉过！”对教育民工也有很大帮助。

　　同时，民工也给干部进行评功。如渤海三分区担架团，在评功中除给干部评功外，同时对干部的缺点也进行了批评，如民工给三中队王指导员提意见说：“他别的没孬，动不动光熊人，没人愿意接受他的。”有的民工给五中队三排长提意见说：“他有事情，光知道指挥别人去干，自己在那里不动，吃饭的时候，别人不吃，他先吃。”有的民工说：“有一次转运伤员时，伤员喊大便，把他吓跑了!”被批评的干部，都虚心接受了意见，进行了检讨。这样对干部有很大的教育和帮助。[]

　　赏罚分明!这么着整运动，再落后的分子也得变着法儿地求“进步”啊!

　　人民解放军的战场再生能力还有一个法宝：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军事民主”(如“诸葛亮会”)和革新挖潜来弥补这样的缺陷。比如缺乏炮火的中原野战军围攻武器精良的黄维兵团时，就遇上了“器不如人”的问题。于是“军事民主”和“革新挖潜”相结合的“大杀器”——“飞雷”，就派上了大用场。

　　创造这些“新式武器”的人们，那就是“立功运动”的大热门儿!

　　“飞雷”比较正式的称谓是“炸药发射筒”，其发明人各说不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副排长高文魁的“技术发明和革新成果”，而《中野一纵创造的炸药发射筒的说明》则称这个发明出自该纵队“一个叫顾顺帮的同志”[]，而且还给出了相对规范的性能数据：

　　炸药发射筒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步兵中强大的摧毁武器。它具有携带方便，能在各种地形上运动和运用：造价低廉，威力强大等优点。是群众发明创造的硕果之一。

　　它在1947年至1948年的历次战斗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不仅能摧毁一切工事，而且能反坦克，抛射手榴弹时能杀伤暴露的散兵群。敌人曾称之为“原子炮”。

　　口径：40至100cm。

　　可发射炸药量：25至40市斤(最大口径的发射过100公斤，在淮海战役中攻击小马庄战斗时使用了一次，效果良好)。

　　射程：100至200m。

　　炮身长：1至1.3m不等(均系用汽油桶铁皮做成)。

　　发射盘：依口径而定。

　　发射药：黑色发射药包，依射程和炸药量而定。

　　角度：15°至45°(以标示法赋予射向)。[]

　　《说明》中“效果良好”的“小马庄战斗”，有记载如下：

　　如我纵一旅七团一营和旅特务连，配合[二十旅]五十八团于1948年12月12日16时30分向敌小马庄和独立家屋阵地发起攻击。此次战斗集中了30余个炸药发射筒，在10分钟内发射出2000斤炸药，在我炮火压制与炸药发射筒的猛袭下，敌工事全被摧毁，全歼守敌十八师工兵营和第三四二团，敌三四二团第一营大部分炸死和震昏。[]

　　笔者看法，这个发明权很可能是集体的：你提出，我补充，他完善……，转一大圈儿后，越整越上档次，不断传播，不断推广，直至成为一件“准制式化”的武器。

　　也就是说，甭管是谁的发明权，都属于人民解放军。

　　姜思毅在《回顾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中，对参与发明和使用这件“大杀器”的英雄在战役中的表现有过生动介绍：

　　22岁的青年工兵、共产党员、战斗英雄高文魁，在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做了80多个飞雷，用了1700多斤炸药。在攻占李围子、沈庄、杨围子3次战斗中，他的飞雷阵地就设在离敌140多米远的地方。他亲自看到他的20多斤重的飞雷象一个大西瓜一样，怎样飞到天空，又怎样落到地下，敌人的鹿砦、工事、死尸怎样飞起几丈高。

　　攻占沈庄，他指挥的3门飞雷，一连打了22发，就有21发射中了敌人的工事。战士们看到飞雷的神威，高兴地喊道：“好飞雷!好飞雷!”

　　攻占杨围子时，上级命令高文魁的飞雷排配合兄弟部队轰击村东的敌人阵地，他们的飞雷不断轰击着敌人的地堡群。忽然右边交通壕里跳出一位教导员焦急地喊起来：“高同志!你怎么搞的?要突击了，最前面的大地堡还没有打下?”原来他只注意打地堡群，却把最前面的一个地堡忘掉了。这时敌人的机枪从工事里“哒哒哒”地叫着，我们的各种炮火都开始渐渐转向敌人的纵深了。高文魁一看只剩下1发飞雷，他瞪大眼睛大声地回答道：“好!我最后一个飞雷解决它。”

　　他亲自瞄准发射，最后一个飞雷炸塌了敌人的工事，教导员和战士们都拍手叫好，接着突击队很快冲了上去。[]

　　毛泽东曾经有句名言：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

　　人民解放军出色的战场再生能力，不是没有来由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

　　那是从丰沃的土地上，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