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淼：国外左冀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_风闻

世界上以发达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具有极强掠夺性的金融化积累模式，以及落后国家的依附性积累，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从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动荡，这是当下全球化面临新困局的根本原因。　　［摘要］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形成了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体系，目前这种世界体系已经演变为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财富的得力工具。国外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批判，尤其是世界体系论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积累机制、国际分工、霸权型体系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宣传和阐释工作，驳斥国际上对中国“走出去”的错误认识和诋毁论调，构建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关键词］国外左翼学者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形成了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体系，目前这种世界体系已经演变为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财富的得力工具。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大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援助的力度，对此，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污蔑中国在世界推行所谓“新殖民主义”。国外左翼学者特别是世界体系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批判，有助于我们驳斥这些错误认识和诋毁，也为我们在国际社会宣传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共同体的经典论述及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1.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思想

　　国外左翼学者特别是世界体系论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回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经典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由地域的、民族的向全球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形态转变的过程，黑格尔就此曾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重塑了“世界历史”概念，创立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历史的本质属性、内在矛盾与发展规律、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

　　“世界历史”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来人类社会整体性历史运动过程的概括。“世界历史”形成后，世界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体系。“世界体系”是一个结构特征性概念，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因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的整体。“世界历史”、“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下，以世界市场为纽带形成的，这也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把世界上落后国家卷进来，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一国扩展到全球，使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体系，使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广大亚非拉国家逐渐开始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与生产体系，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 “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4] 这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最重要的经济根源。此后，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摆脱落后的地位，其工业化的道路任重道远。

　　2.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

　　社会共同体就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方式和社会规范所联系起来的社会集合体。“共同体”的概念强调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国家和民族是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角度来认识社会共同体的，科学地揭示了共同体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一些统治阶级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不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 马克思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 “人的依赖关系”时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时期，“物的依赖关系”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时期，“个人全面发展”时期是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民族等较为成熟的共同体尚且是“虚假的共同体”，国际社会的“真正共同体”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弊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也形成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它不像国内社会那样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制度体系以维护基本的秩序。因此，对于国家间事务和国际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一般是一种霸权式的治理，即由霸权国家来保障国际社会的“稳定”。世界主要由居于霸权和支配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一些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世界体系中。在现实中，霸权国在国际上采取单边主义态度，不管是使用强制手段，还是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干预，其主要用意都是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实现对全球事务的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霸权利益。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常有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动荡，乃至发生世界性战争和剧烈的全球性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充分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国外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欧美及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地缘政治危机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世界呼唤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制、发展方式和积累体制。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最大的教训是，我们还远未创造出有助于遏制全球化风险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如果想让资本、商品和服务继续不受束缚地流动，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更加有效的办法来监控全球风险，让各国政府联手应对这些风险。”[7]

　　针对这些全球性风险和挑战，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

　　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

　　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掠夺性积累机制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左翼学者围绕资本积累学说，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关理论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体系的根本驱动力。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退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经济金融化的进程，以摆脱滞胀危机。意大利世界体系论学者弗朗索瓦·阿锐基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他指出，资本“金融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为另一种体制。[9]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也把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称为“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积累制度的运动首先受新的强大货币资本的集中形式(收集储蓄和金融投资的重要基金)的优先要求所左右。[10] 随着资本金融化的发展，垄断金融资本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等实体经济部门;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具有无法克服的脆弱性和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现代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金融化的积累模式具有极为野蛮的掠夺性特征，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国际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决定了它不单单满足于长期投资牟利，更热衷于短期赌博投机。金融的自由化使国际垄断资本能够不断进行“剪羊毛”行动，来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被大量掠夺，大量民族资产被国际资本猎获。因此，国外左翼学者在原始积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掠夺性积累”的概念，认为掠夺性积累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外在特征。世界著名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在今天，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存在着，甚至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以后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掠夺性积累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11] 大卫·哈维认为，掠夺性积累主要有四个特征：私有化与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国家再分配。掠夺性积累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金融资本越来越具有掠夺性。哈维还指出，投机通常是欺骗的泡沫，派生出新自由主义许多金融操控新手段，使得“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将财富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12]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称为“自主中心式积累”，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称作是“依附式积累”。正因为落后国家的积累是依附式而不是自主中心式，其发展是“欠发达的发展”，有限度的经济增长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化积累掠夺机制创造了条件，自身不能完全实现工业化，因而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阿明指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源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积累机制中的不平等地位”，“欠发达”现象完全是“有利于中心的原始积累”现象深化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价值的转移运动，这就是世界性的积累问题的本质。[13]

　　2.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

　　国外左翼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这个体系首先是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14] “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5] 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传统的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工体系发生了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控制着新型、高附加值产业，在全球形成了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指出，生产的全球化已经使得复杂的生产链碎片化和分散化，同时也使得这些链条上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范围分布和功能一体化的特点。然而，生产进程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伴随着跨国资本对全球经济支配和控制的集中化而发生的。[16] 墨西哥学者克莱门特·鲁伊斯·杜兰指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通常被称为“全球生产链”或“全球价值链”。协调全球价值链的公司一般都设在发达国家，而它的供应商建在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集团之间经济活动或经济任务进行了国际分工，反映出它们之间拥有技术水平的不对称。那些附加值相对高的生产阶段(譬如产品概念、设计、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被保留在中心经济体，其他环节(生产过程)外包给发展中国家。[17]

　　当前，由于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不同，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分工体系由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向新的垂直混合分工体系转变，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固有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愈加明显，南北之间的依附关系愈加牢固，并且还演变为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历史上存在着“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而战后的依附形式是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在新的依附形式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各种制约：新投资的可能性取决于存在一个创造外汇以购买工业部门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部门;工业发展受到国际收支波动的严重制约，国际收支由于依附关系而趋于出现逆差;工业发展受到帝国主义中心技术垄断的决定性制约。[18] 因而，正是这种新型的依附关系，战后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期发展之后又陷入困境之中。

　　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结构性的霸权体系

　　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人类渴望和平，希望依靠和发展一些国际准则和国际组织来保障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主权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体系日益紧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但却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其中，联合国是国际组织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前，一些全球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构的。政治方面主要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等，经济方面主要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但是，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旧是不公平、不民主和不合理的旧秩序，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萨米尔·阿明指出，帝国主义的“集体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三方有共同的世界体系管理工具，即世贸组织——三边世界的殖民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体殖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三边世界的宣传部、经合组织和欧盟;在政治领域，有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美国武装力量以及以北约为首的附庸工具。[19]

　　二战以后，美国通过控制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部署马歇尔计划，组建大西洋公约组织，构建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控制或主导了国家间组织和国际体系，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战略服务，建立了霸权体系。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是这样一种状况，即所谓“大国”之间进行的竞争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一个大国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权)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20] 多斯桑托斯指出，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霸权体系可以概括为：美国及其本国货币、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机构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及其他由进出口银行推动的“援助”计划的实施，里约热内卢公约、大西洋联盟公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军事协定，以及使美国军队得以建立一个隐蔽地占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的国际网络的军事关系体制。[21]

　　国外左翼学者论及的世界上以发达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具有极强掠夺性的金融化积累模式，以及落后国家的依附性积累，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从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动荡，这是当下全球化面临新困局的根本原因。

　　作者:周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四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7]《金融海啸可能催生“新资本主义”》，〔英〕《泰晤士报》2008年12月9日。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9]〔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0]〔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1]〔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12]〔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13]〔埃及〕萨米尔·阿明著，杨明柱等译：《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16]〔美〕威廉·I.罗宾逊著，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7]〔墨〕克莱门特·鲁伊斯·杜兰著，刘学冬译：《21世纪资本主义的危机与重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18]〔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9]〔埃及〕萨米尔·阿明著，沈雁南、彭姝祎译：《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2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21]〔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