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根本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一】_风闻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节录）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

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讨论“资本主义”概念和它的历史渊源问题，虽然我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西方学者也困惑于这个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都非常犹豫。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对这个词极为反感，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种摈弃。”著名的年鉴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该词已用得太滥，主张取消这个词[10]。黄仁宇先生也认为，“资本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都较“资本主义”一词为佳[11]。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并试图在研究中不用“资本主义”这个令人头疼的词语，然而，“资本主义”一词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运用如此之广泛，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觉得它无论怎样有局限，都无法取而代之了。事实上，我们至今确实也没有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且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能代替“资本主义”的词汇。

黄仁宇表达的意见非常清楚，资本主义体制是早就产生了的，可“资本主义”一词却是后来才发明的，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一词的运用被强化了，因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信奉阶级斗争理论，斗争就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对象，于是“资本主义”便被想像为斗争的对象，于是乎这个概念的存在便有了依据。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被马克思很少使用或意义不甚明确的词，却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并把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几个阶段。这无疑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创造。社会形态理论长期以来被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并写进历史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这种以简单的进化论模式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是典型的线性发展观，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械唯物论，它肢解和割裂了历史。近年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判[16]。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许多迷惑和谬误的话，其根源便在于没有从词义上辨析过“资本主义”一词的内含，没有深究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对社会形态学说的滥用和肆意延伸。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论中，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证自明或毋需加以证明的概念，可事实上是每个学者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因此研究的方法、取证的材料、论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当然各有不同，自说自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没有深究，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领袖定义的，领袖的话就是真理，是毋需证明的，或者说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在这样的思维定式指导下，“中国必定存在资本主义”或“中国必定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学者信奉的信条和论证的前提，也就是说，学者们需要做的只是去找材料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存在或发展的事实，而毋需去论证“资本主义”为何物。

自说自话：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学者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早晚的问题，而不是在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个不必争论的问题，因为领袖已经这么说过，而领袖的话在1970年代以前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乎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各种“萌芽论”泛滥成灾，谁也不能说服谁。尽管“比较多数的意见是认为明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20]，但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标准，因此理论依据五花八门，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学者把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于是，我们的历史学者变成了勤奋的“拾荒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搜寻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蛛丝马迹。在很多论著中，“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说成是为‘萌芽’”[21]。

彭泽益先生指出，仅仅用雇佣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靠不住的，因为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有雇佣关系了。实际上，雇佣劳动的产生应该与人类文明的诞生一样久远。

在讨论中，多数学者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时间定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在1980年代以前几乎成为定论。学者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场，如晚明小说《醒世恒言》卷十八描写的吴江盛泽镇机户施复经过艰苦创业，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三四十张织机；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新的商业城市大量兴起，区域性大市场乃至全国性大市场逐渐形成；在社会风气和文化娱乐方面，表现为商人及其他上层人士奢侈浮华的生活，逐末盈利的拜金主义；封建礼法和等级秩序观念受到冲击，并出现了反对专制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还有的学者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证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

但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圈套。很显然，商品经济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就非常发达，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导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萌芽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随处可见。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衡量标准和应注意的问题，吴承明先生曾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应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29]，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以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第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30]。第一条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做到第二条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很多文章都是采用的举例子的方法，只不过例子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有肢解历史之嫌；至于第三条，我认为是纯粹的逻辑论证，与毛泽东的那段名言意义完全相同，无法证实。

上文已经指出，我们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资本主义的定义，所以在研究中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如有人把把手工作坊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雇佣关系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高度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把所谓的“启蒙思想”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市民阶级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这其中一个本质的特征是，很多人实际是把生产关系当作了“资本主义”的要件，无意识地成为了“唯生产关系”论者，认为只要有了经典著作中提到的某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就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31]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倒因为果”，根本了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多年来我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往往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用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待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顾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没有彻底搞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是有鉴于此，有的学者近年来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研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意义深远[32]。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李伯重就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主观的愿望。他认为，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是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套共同的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33]。王家范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节”，因为“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在中国被灌输且随处应用，正是误人非浅，“如徽商，如所谓明清‘三大思想家’，再如冯梦龙、凌蒙初的小说等等，细加考察很难与‘资本主义’相关联，这是中国社会特殊变形的结果，可现今还是搬‘萌芽’的法宝最容易”[34]。

回顾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术史，看到学者们在诸如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假问题”方面耗费了如此多的心血，走了如此多的弯路，而且在很多方面又如此误导了后人（其影响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消除），我们真是感到难过和悲哀。当然，这些“假问题”背后所蕴藏含的“真学术”（王学典语）内核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内容。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有两个论证前提，（一）人类历史有共同的发展规律，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二）在第一个前提之下，默认中国封建社会一定能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毛泽东的那段经典论述。关于第一个前提，近年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可以说这种理论在史学界已被基本否定（此点前文已述）。马克思确实说过与五种生产方式相类似的话，我们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即所谓“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的一段话[36]。可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儿，就变成了经典的五种生产方式的论述，且被斯大林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是，1870年代后，欧洲出版了大量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这些著作揭开了早期社会的许多秘密，其地域超出了欧洲，涉及了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马克思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以后，观点发生了改变，放弃了先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种观点，基本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不太严紧科学的术语了。马克思不止一次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之所以称作“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目的就是坚决反对把这个理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能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7]。在这里，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确，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论述仅仅涉及西欧，不涉及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甚至不涉及东欧、南欧、北欧和中欧；资本主义可以在西欧发生，但不一定在东欧、南欧、北欧和中欧发生，更不一定在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发生[3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在全世界发生更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么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就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社会形态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既然作为大前提的社会形态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那么第二个前提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即中国不一定产生资本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如果没有外来入侵，中国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走下去，尽管我们无法预知它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不大可能是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的历史发展道路的确有其特殊性。改变一下思维方式，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的发展道路视为一种特殊性，因为发端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当时仅发生在西欧，而没有发生在美洲、非洲、亚洲，甚至没有发生在与之毗邻的中欧、东欧、北欧和南欧。只是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这种近代化模式迅速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辐射性，其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普适的模式。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模式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从历史的发展看的确如此)，及其发展为一种强势文化后，其他文明只能被动或主动的接受。设想一下，如果人类文明仍然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那么文明的发展将会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每个文明都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放出独特的光彩。

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历史事实；既然没有，又何必苦苦来寻找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对此，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已是心知肚明，无须多说。然而，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或只能跟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迫使我们不得不探寻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资本主义何以发生？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欧首先发生？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在中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