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构成的关系模式——场_风闻

世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这里的对立，就是各个个体，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各自的个性，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各自的惯性，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各自既定的存在与变化状态，而相对地拒绝与其它个体相联系。

这里的统一，就是各个个体，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各自的个性，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各自的惯性，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各自既定的存在与变化状态，而相对地接受与其它个体相联系，以尽可能地应对各自的环境压力。 

由于各方既对立又统一，这种矛盾的状态，就导致这个对立统一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这种动态平衡关系的模式，就是以各方之能力与价值造就的权力为纽带，而构成的一个场。 

了解这个场，对于我们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我们每一个家庭、企业、团体，乃至于国家的本质与发展前景，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什么是场？

场，其基本之义，就是人们用于生活与工作的平坦之空地，比如，场屋、场院、操场、球场、工场、广场，等等。

然而，场也有引申之义，就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形式，如磁场、电场等等。

像场屋、场院、操场、球场、工场、广场等等场，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当然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很紧密，其所承载的内容，可以随时变化，而这个场本身，却不会因为其所承载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像磁场、电场这样的场，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关系就要紧密得多。

可以说，场是由其所承载内容的产生而产生，也会随着其所承载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场本身，其实也是对其所承载内容的一种保护方式，其自身的存在与变化，也会对其所承载内容的存在与变化，发生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所在的客观世界之任何自然性的事物，都是以场的形式来表现的。

比如，鸡蛋，就是表现为一个场。

鸡蛋与携带磁场的地球，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除了两者都是非对称性的圆体之外，鸡蛋外面的一层蛋壳，是否是与地球外面的一层磁场相类似呢？

它们都是对其内部的内容，起到承载与保护作用。

鸡蛋之蛋壳的里面，是一层蛋膜。这层蛋膜，不就相当于地球外面的大气层，是对其内部之内容的第二层保护吗？

在鸡蛋蛋膜的里面，是蛋白。这不就相当于地球上的地壳，不但对其里面更核心的内容进行保护，也为里面更核心的内容提供物质交换吗？

而在鸡蛋蛋白的里面，是蛋黄。蛋黄也并不是鸡蛋的最核心内容，而是和蛋白一样，是对其里面更核心的内容进行保护，也是为里面更核心的内容提供物质交换的。同样，在地壳的里面，是地幔，地幔也并不是地球的最核心内容，也是和地壳一样，是对其里面更核心的内容进行保护，也是为里面更核心的内容提供物质交换的。

在鸡蛋蛋黄的里面，有什么呢？

在鸡蛋蛋黄的里面，有由公鸡与母鸡的精、卵细胞相结合而组成的受精卵。这个受精卵，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它才是鸡蛋之最核心的内容，整个鸡蛋，就是以它为基础，是因为它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在地球的地幔里面，也是有地核。地核，也是相当于一个受精卵，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它才是地球的最核心内容。

我们如何知道地球的地核，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呢？

地壳的板块运动，是因地球内部的变化而产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在西方文化向全球扩张之前，地球上的人类，是明显地按照地域之不同，具有四大文化板块，即欧洲文化板块，亚洲文化板块，非洲文化板块，美洲文化板块。四大文化板块既因为各自文化内涵的性质而明显不同，也因为各自文化发展的快慢而明显地不同。

那么，这种明显的不同，是怎么产生的呢？它难道不是对地球内部地核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之结构的曲折反映吗？

原子的外层是电子层，就相当于鸡蛋的蛋壳、蛋膜、蛋白、蛋黄等等；原子的内部是原子核，就相当于鸡蛋里面最核心的受精卵。而原子核的结构，是由许多的质子与中子“挤压”在一起所组成的。这些“挤压”在一起的质子与中子之间，难道不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吗？

同样的道理，地球内部的地核，绝不可能是一个毫无分别的统一体，而只能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这样才能够造成地球内部的运动，使之发生由内而外的许多连锁反应；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地球才是一个非对称性圆体，地球相对太阳的运动，也就呈现出对称性的偏移。

地球是一个非对称性圆体，地球相对太阳的运动呈现出对称性的偏移，都是由于地核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不绝对地平等与平衡的原因，是由于地核中的对立统一各方，质量上并不完全相等的原因。

鸡蛋是一个场。而由鸡蛋发展而来的鸡仔，同样是一个场。

鸡仔内部的肝、胆、脾、胃等脏腑之间，是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外部的左、右翅膀与左、右鸡爪以及翅膀与鸡爪之间，也是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鸡仔的脏腑与躯体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鸡仔的大脑神经与脏腑、躯体之间，也是两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而在这些对立统一关系的外面，鸡仔的羽毛，包围着鸡仔全身，从而组成一个场；在这个场之外，鸡仔的体温——由鸡仔身上各细胞、各器官散发出来的众多微细粒子，也组成一个场，从而对其内部的那些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起到一种承载与保护作用。

从以上这些场的形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关系结构外面的运动性或者固定性的外壳，它对其里面的对立统一之内容，起到承载与保护作用。

那么，这些场，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由男人和女人的夫妻关系所组成之家庭，是一个场；由人群中之卖家与买家以及市场管理员所组成的市场，也是一个场；而人之本身，更是一个场，并且是一个更为高级的场。我们就来通过对这三种场的分析与比较，仔细地看一看，这些场，是怎么产生的吧。

家庭这个场的内部，是由丈夫与妻子之间，所组成的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

这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是男人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与变化趋势而需要女人，女人也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与变化趋势而需要男人，他们才相互吸引，形成了统一；

但在相互吸引，形成统一的同时，男人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与变化趋势，也有保持自我之独立性的需要，女人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与变化趋势，也有保持自我之独立性的需要，因此，他们各自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与变化趋势，为了避免自己既定的存在与变化趋势被对方所彻底地改变，而都相对地要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在相互统一的趋势中，他们又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趋势。

当这种相互的统一趋势与相互的对立趋势达到平衡，这种相互的统一与对立关系，就稳定下来，从而形成一种既定的结构状态，这种既定的结构状态，就是家庭。

而在这种既定的结构状态之下，夫妻双方，为了保持各自相对的既定地位，维护整个家庭既定的结构状态与发展状态，就必须要各自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以作为维护自己的相对地位，维护整个家庭之既定结构状态与发展状态的基础。

那么，双方的能力与价值，是以怎样的形式发挥出来的呢？

就是以场的形式发挥出来的。

双方的能力与价值，是通过自身的某种形式的变化，比如，把自身生理结构的一部分，变化成生殖能力，变化成劳动能力，变化成商品交换能力，变化成社会影响能力，弥漫在自己的周围，弥漫在家庭的周围，从而给对方，给环境，以施加影响作用，以给自己，给家庭，制造出一个场形式的保护壳，以达到保护与发展自己，保护与发展家庭的目的。

市场这个场的内部，关系结构比家庭的关系结构要复杂和高级一些，从而导致其外部的场，也就比家庭外部的场，要复杂和高级一些。

在市场这个场中，卖家与买家形成一个基础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在这个基础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上，又有一个市场管理员，来与卖家与买家分别形成对立统一关系，从而使这个关系结构，上升到一种高级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结构中，有一个实心性的中枢性主导结构，那就是市场管理员。

而由于其内部的关系结构中，出现了一个占主导性地位的中枢性结构——市场管理员，这就导致其外部的场，导致其外部的能力与价值之发挥的成份中，除了占据基础性地位的卖家与卖家所发挥出来的能力与价值外，还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由市场管理员所发挥出来的能力与价值。这个由市场管理员所发挥出的占主导地位的能力与价值，不但统合了卖家与买家的能力与价值，使得三种能力与价值能够一致性地对抗外部环境的压力，从而保护这个市场，而且还能够弥合卖家与卖家之间的能力与价值之分歧，克服这个场由内而外的离心力，从而使这个场相对能够更稳定、更安全地存在与发展。

其实，在家庭性的关系结构中，也是有一个中枢性的主导结构的，那就是夫妻之间的孩子，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共同利益。

但是，由于孩子或夫妻之间的共同利益，难以发挥出足以对夫妻双方之能力与价值具有决定性制衡作用的能力与价值，所以，这个中枢性的主导结构，就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的主导性作用，从而使家庭这个场，在事实上，还是一个空心性的场。

实心性的场，与空心性的场之间的区别，就是实心性的场，具有强烈的中枢性主导作用，从而保证这个场，具有足够的能动性，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动性地对抗外部压力与内部离心力，从而维护这个场的坚定性的存在与发展。相反，空心性的场，由于没有中枢性主导作用，这个场就是一个很容易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场，它没有足够的能动性，来灵活地对抗外部压力与内部离心力，从而很难坚定性地存在与发展。

当然，实心性的场与空心性的场之间，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需要对立统一的双方或各方作为基础，都是需要通过对立统一的双方或各方，在某种程度上以自身的某种形式的变化，来形成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弥漫在自己与对立统一关系结构的周围，从而形成一个保护自己，和保护这个对立统一关系结构的场。

相对于家庭与市场这样的场，人之本身，就是一个更为高级的场了。

人之本身这个场，是由一个高度发达的人类大脑作为主导性的中枢结构，来首先分别与人的内脏与躯体这两大基础性的系统结构，建立起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然后，大脑不仅是主导了内脏与躯体这两大系统结构，甚至是更进一步地深入到两大系统结构的内部，直接主导了两大系统结构中的各个器官，从而使得两大系统与各个器官，完全失去了各自的相对独立性，造就了人体之整个关系结构的高度统一，极大地消解了各方基础器官之间的相互对立。这样的一种关系结构，就几乎是彻底地消解了关系结构内部的离心力，使得整个关系结构能够高度地协同，一致地对抗外部环境的压力，从而赢得整个关系结构的坚定性的存在与发展。

但是，尽管大脑这个高度发达的中枢性主导结构十分给力，它也仍然是改变不了这个关系结构，是一种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结构的基础性事实，它也仍然是代替不了各个基础性结构所发挥出的能力与价值，它也仍然是要尊重各个基础性结构因为它们所发挥出的能力与价值而显示出的地位，它也仍然是只能在各方之间起到中枢性的协调作用。在这个关系结构外面，保护这个关系结构的场，仍然是由包括大脑发挥出的能力与价值在内的人体各个器官，所共同发挥出的能力与价值组成的。保护人体不被冻死或热死的人体周围的温度场，是需要人的大脑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进行及时调节的；但是，温度场本身的产生基础，却是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人体的各个器官，通过它们的生理结构的变化，而产生温度，形成了一个温度场，从而确保人体在环境的变化中不被冻死或热死。

从以上的场之产生，我们可以知道，场，其实就是对关系结构起到保护作用的一些能力与价值。

能力与价值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这种形而上的概念所对应的形而下的现象，就是由关系结构的变化所发散出来的，某些基本性的、粒子性事物所组成的粒子团或粒子流，比如货币。这些粒子团或粒子流，是受发出这些粒子的本体结构所支配的，其存在的地方与运动的轨迹，就是围绕本体结构而形成的一个封闭之圆。而当这些粒子团或粒子流在相对的运动过程中与相应的环境事物相遇，它们就与环境事物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自己为本体结构服务的能力与价值，它们也就在实现这个为本体结构服务之能力与价值的过程中，失去与本体的联系，而变成本体结构的牺牲品。

那么，这些场所产生与形成的原理与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场所产生与形成的原理，就是事物的惯性与环境的变化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场所产生与形成的机制，就是权与力的制约，就是权力的制约。

一般来说，惯性，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

在物理学中，任何一个物体，都有自己的惯性：静止不动的物体，有静止不同的惯性；运动着的物体，有运动的惯性。静止不动的汽车，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比正常行驶时付出更大的动力才能够启动，这就是由于静止不动的汽车具有静止不动的惯性，动力在启动汽车的时候，不但要克服地面的摩擦力，同时也要克服汽车自身的静止惯性力，才能够启动汽车。运动中的汽车，在停止提供动力之后，仍然会向前滑行，这就是由于运动中的汽车具有运动的惯性，即使没有动力驱动，它也会在自己惯性力的驱动下继续前进。子弹受到火药的击发之后，即使没有火药力量继续驱动它，它也能够继续向前飞行，这就是由于飞行的子弹具有飞行的惯性，它是在自己飞行惯性的驱动下继续前进的。自由落体在向下坠落的过程中，会呈加速度的形式向下坠落，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也是由于落体在每一时刻，都有每一时刻的不同的运动惯性，而在每一时刻，它又一直受到相同大小的地球引力的向下拉扯的作用，这个地球引力的拉扯，就在不断地改变它的每一时刻的运动惯性，从而使它的坠落速度越来越快。

而惯性这个物理学中的概念，其实也是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上来的。

在生物学中，每一种生物，一旦其基因定型，它就具有由这种基因所控制的生命特征，这种生命特征，其实也是一种生物惯性。在社会学中，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一旦形成，他的这种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就很难改变，往往会左右这个人的一生，这也是一种思维惯性，是一种意识与文化惯性。

任何一个事物，一旦在某种条件下形成某种既定状态，它就具有在一定能力支撑下的，保持其既定状态不变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惯性。

这就是哲学上的惯性概念。

进一步地分析，惯性，其实就是一种众多个性的合成性。比如家庭这个事物，它里面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丈夫、妻子、孩子各有不同的个性，而这个家庭所表现出的性质，所表现出的惯性，其实就是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合成性状。

家庭惯性的这个合成性状，其实跟这个家庭外部的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家庭就是寄生于其外部环境之中，它里面的一切，都是依赖于其外部环境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外部环境条件的支撑，也就没有这个家庭。

但是，外部环境是一个广泛的空间，这个空间里，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这个空间的秩序，并不是十分地确定的。所以，这个空间，这个外部环境，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而一旦支撑这个家庭的外部环境与空间，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家庭，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支撑；它也就面临着失落，面临着存在不下去，面临着要被变化的环境所改变。那么，面对这一切，这个家庭，会怎么应对呢？

因为它具有惯性，因为它具有在一定能力支撑下的保持其既定状态不变的性质，所以，它就要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以与变化中的环境对抗，以通过对抗，来保证自身的既定状态不被改变。

这就是关系结构的场，所产生与形成的基本原理。

场之所以产生与形成，就是因为其所在的关系结构，在自身惯性的主导下，为了与变化中的环境对抗而发挥出了自身的能力，以通过自身一些有限的改变而产生的能力，去与环境进行联系与契合，以保证自身的既定状态不被改变太多。

那么，场所产生与形成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场所产生与形成的机制，就是权与力的制约，就是权力的制约

权，本义为黄花木，因其坚硬难以变形，被用于秤之杆，意为权衡。进一步地说，权，也是指能够起主导支配作用的中枢性力量。

力，是事物对事物的作用。

其实，事物对事物的作用，只是力的一种表象。

这种表象的实质是什么呢？

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说，力，就是事物自身的某种变化；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力，就是事物自身的某种变化相对于另一个事物所产生的能力与价值，是另一个事物之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

现代物理学把力分为四种，即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

其中，引力就是一切物体之间相互吸引的力；电磁力就是在带电荷的粒子之间引起的力，或是电荷、电流在电磁场中所受的力；强力就是强子之间作用于大约在 10^(-15)~10^(-10) m 范围内的力，是使核子结合成原子核的力；弱力就是造成放射性原子核或自由中子衰变的短程力，它作用于所有物质粒子，而不作用于携带力的粒子。

如果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四种力呢？

引力，其实就是事物在环境作用之主导下，所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之力，是一种相对的弱势者所表现出来的主动作用之力。男人和女人之间产生相互的引力，是受先天性的生物学规律控制的结果。这些生物学规律，一是男女之间的生殖规律，二是男女之间的体力与脑力活动的规律。这些生物学规律，是男人和女人的与生俱来所逃脱不了的生物学环境、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男人和女人，相对于这些环境是弱势的，是只能在这些环境的支配下，被动地应对，而有限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去相互吸引，以共同对抗与适应环境的支配作用。

电磁力，其实就是事物发展到具有实心性的中枢性主导结构的时候，由中枢性主导结构能动性地应对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力。也就是说，这时候，事物相对于环境作用，显示出了强势者的气质，能够能动性地应对环境的压迫作用，能动性地选择自己所要的结果。电磁力中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就是一种由中枢性主导结构显示与发挥作用的能动性选择。

强力，其实就和电磁力一样，也是一种事物发展到具有实心性的中枢性主导结构的时候，由中枢性主导结构能动性地应对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力。强力发生在原子核内部，就是原子核内部产生了一个中枢性的主导结构，这个中枢性的主导结构能够弥合各方的对立与分歧，而使各方团结在一起，以共同应对环境的压力。

弱力，其实就是环境对于粒子的吸引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结构中，由各方与生俱来的惯性所产生的对立统一性中，对立性的一面所产生的离心力。弱力显示于放射性原子核或自由中子的衰变之中，其实就是由于原子核或中子中的中枢性主导结构无力或失效，原子核或中子抵抗不住环境的压力以及关系结构中各方之间由于惯性而与生俱来的对立性，所显示的离心力。

综合这四种力的形成原因，我们再来看：力，其实就是事物依赖于自身的惯性与环境的变化性，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程度与形式的变化。在事物自身的中枢性主导结构所主导的事物惯性能力，强于环境的变化性能力时，事物就显示出电磁力与强力这两种作用状态；在事物自身的中枢性主导结构所主导的事物惯性能力，弱于环境的变化性能力时，事物就显示出引力与弱力这两种作用状态。

而到底事物是要显示出哪种作用状态，这就必须要事物根据自身的惯性能力和所面对的具体的环境变化能力，来进行权衡，来发挥出自己的能动性。

这种权衡，这种能动性，也是事物内部关系结构之间的纵横捭阖。

比如，一个市场内，供货太少，需求太多，就会在短期内使货物涨价，长期内使顾客流失；相反，供货太多，需求太少，也会是短期内货物压价，长期内商家流失。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市场整体性的繁荣与发展不利的。但是，对于个体性的商家与顾客来说，却不一定是不利，反而是一个机会。所以，市场管理员，就在这时候会与顾客或商家产生博弈，市场管理员是要保证大家对于市场的向心力，而商家与顾客，或许会在这时候产生对于市场的离心力。如果市场管理员有足够的能力在各方之间纵横捭阖，尽力弥合内部分歧，那么，他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就会显示出像电磁力与强力那样的能动性作用；相反，如果市场管理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市场内部纵横捭阖，弥合分歧，那么，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市场内的商家与顾客，而只能是使自己与自己所在的市场，被动地显示出像引力那样的对于其它市场的相互吸引力，或者是使自己市场内的商家与顾客，显示出像弱力那样的离心力。

当然，市场管理员，在这里对应的是哲学上的中枢性主导结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好多人应该是感到神奇——这个中枢性主导结构，怎么这么神奇啊？它是怎么具有这种中枢性主导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具有能动性的啊？它是怎么具有那种在各方之间纵横捭阖的能力的啊？它难道是上帝派来的吗？或者，它本身就是上帝？

其实，对于中枢性主导结构的这种能动性作用，我们可以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概念的介绍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到人脑所产生的特殊机能，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

其实，这仅仅是从形而下的角度，解释了意识的来源与本质。

那么，从形而上的角度，我们又该怎样理解意识的来源与本质呢？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意识其实就是惯性。意识就是惯性的反复叠加与融合。从惯性，到基因的记忆与遗传，到人脑之意识的形成，与从惯性，到电路集成，到计算器之人工智能的形成，其实是殊路同归，它们都证明了，本能性与能动性，其实只有距离，没有鸿沟。本能性是能动性的基础，能动性是本能性的发展与叠加。

作为中枢性主导结构的市场管理员，其实与作为市场之基础的商家与顾客，在本体构成上，并没有区别，只是他们的地位不同，角色不同，他们才显示出不同的本能，显示出不同的能动性而已，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来源于惯性。

总而言之，惯性，是一种无时无刻的存在，正是因为惯性，正是因为惯性的叠加与融合，正是因为惯性集团与其环境之间的对抗与联系，才形成了对立统一，形成了对立统一结构之外的场。

以这样的一种场之模式以及这种场之模式的形成原理与机制，我们来联系一下现实，看一看近期被我们的网络所热议的柳传志和任正非，以及他们所在的企业——联想与华为，我们，又会得出一种什么样的观感呢？

谈到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企业，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早期与之合作的倪光南。

倪光南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爱国人士。

然而，海外华侨中，不仅有倪光南，也有吕超然。

倪光南因为爱国，而毅然地放弃国外的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吕超然则因为仇华恨中，或者，并不是因为仇华恨中，而仅仅是因为想在国外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比以前要稍微好一点，就毅然地加入与中国军队正面对抗的外国军队，甚至于在与中国军队正面对抗的行动中，利用自己的华人华侨之身份，来欺骗作为自己昔日之同胞的中国军人，而赢得自己在外国军队中立功受奖。

那么，同样是华人华侨，同样是经历了背井离乡的他国生活，为什么他们的差别，就会如此之大呢？

这恐怕就不能不联系到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中枢性主导结构，不能不联系到他们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各自的大脑意识对于他们各自的这个场的主导作用。

因为大脑意识，因为中枢性主导结构之性质的不同，使他们相对于所在的环境，一个成为强势者，一个成为弱势者。

倪光南相对所在的环境为强势者，他就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对抗环境的压力，而自主地选择脱离那个环境，回到自己的祖国，报效祖国。吕超然相对所在的环境为弱势者，他就不具有能动性，而只能被动地被环境所征服，从而归化为环境中的一份子，反过来随着环境，与自己的祖国对抗，与自己昔日的同胞对抗。

那么，对比倪光南这个强势者，柳传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柳传志其实和吕超然一样，也是一个相对于环境的弱势者。只不过，他所面对的环境，不是异国他乡，而是当年中国太穷的经济局面。

柳传志与倪光南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后，他们便发生了分歧：倪光南要搞“技工贸”，而柳传志则要搞“贸工技”。

这种路线上的不同，其实是他们个性的不同，是他们意识形态的不同。

那么，真理，到底是向着谁呢？真理，到底是在他们的哪一边呢？

我们要知道，柳传志和倪光南当时所在的联想企业，并不是一个私营企业，到现在仍然不是。联想企业，当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柳传志等人开创经营的一个国有性质的企业，到现在，这个企业虽然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却仍然是由中国国有资本控股。所以，她现在仍然是属于中国的国有企业。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当年倪光南为什么会出局，为什么联想企业，会由柳传志继续主导，走上“贸工技”的路线。

实际上，不论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压力，中国精英阶层和领导阶层，从来都没有忽视科学技术，从来都是把科技发展，放在发展实力、振兴中华的重要位置。

但是，发展科技，那是要钱的。只有有钱，你才能够发展科技。只有拿钱发展了科技，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钱。

而没有钱，你拿什么去发展科技？

可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太穷了，当时的中国急需的，不是要发展技术，而是要：搞钱、搞钱、搞钱。

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为了发展经济，连军队都要“忍一忍”；为了发展经济，邓小平不惜以自己老革命的资格，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以快刀斩乱麻的决断，裁军一百万。

而倪光南的“技工贸”路线，所戳中的，正是当时中国太穷，急需发展经济，而没有多少钱来发展技术的软肋。

所以，倪光南的出局，不是因为柳传志个人与他个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因为他与当时中国总体的经济局面的矛盾与冲突，是因为他与当时中国总体的经济政策的矛盾与冲突，是因为当时联想企业的主管部门，他们的“上面”，要让他出局。

从中华民族的这个总场之角度来看，联想这个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中国这个场的能力与价值，就是中国这个场，面对于自己环境压力的牺牲者，她是为中国这个场，与中国现实的环境作斗争而服务的。

而柳传志与倪光南，作为这个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都不过是“上面”的“棋子”，他们的命运，必然地都是由他们的“上面”来决定的。

倪光南和梁思成一样，都是中国的国宝，都是中国的高级技术人员、专业人士。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专业，所以，他们就不全面。他们有专业性的长远眼光，却难以有火烧眉睫顾眼前的现实实操能力。

梁思成当年提议，为了保护文化，北京旧城不能改造，而要在旧城之外，重新建设一个新的北京城，以供发展之需。

这种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否决了他的这个“富有远见”的提议。北京旧城，该拆的，还是要拆。

为什么呢？

钱啊，钱啊。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让拆旧城，你拿钱来建新城？你有那么多钱吗？拿来！拿来！

倪光南其实就是和梁思成一样，光顾着去想自己的好事，却不知道，当时中国的现实；不知道，中国当时最急需的是什么。

所以，后来柳传志成功之后，一些人把柳传志吹上了天，那其实也都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是只看到前面跳舞的，而没看到后面导演的。那些吹捧柳传志的人，其实也是一对对的咪蒙眼啊。

那么，如今的柳传志，为什么又那么臭呢？如今的中国国有企业联想集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她死呢？

其实，柳传志还是从前的柳传志，中国的国有企业联想集团，也还是从前的中国国有企业联想集团。

之所以柳传志现在变臭了，之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联想集团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她死，是因为，从前的那些咪蒙眼，现在，还是一些咪蒙眼；是因为，没有哪一个从前的咪蒙眼，现在一下子就变得比以前透亮了。

柳传志是坏人吗？

柳传志崇拜褚时健，为褚时健站台、鸣不平，确实可以拉低人们对他的观感。

但是，柳传志和褚时健又毕竟不同。

他没有坐牢，没有被“喝茶”，他甚至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有关当局所认可与嘉奖的著名企业家。

那么，他现在又为什么变得那么臭呢？一些中国人，又为什么要那么地恨他呢？

这里有一个比较：相对于任正非的华为集团，柳传志的联想集团，虽然也是一个高科技企业，但华为集团作为中国的一个私有企业，却扛起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旗，成为了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联想集团，却恰恰相反，她不仅没有扛起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旗，甚至还处处惹恼中国人，成为一个许多中国人眼中的“美国良心”，这怎么能不让他变臭，这怎么能不让一些中国人恨他呢？

但是，我们又有没有人，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一个长期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扛起中国高科技企业大旗的，却反而是一个民营企业，而不是那些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呢？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有一个时代的主流与非主流，是有一个组织纪律与个性自由的问题的。

在主流与非主流方面，当年，搞钱就是主流，搞科技就是非主流。

正是因为这个主流与非主流，所以，才有当年国有企业的组织纪律。

搞钱，就是守纪律；搞科技，就是“自由主义”。当然，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铁路以及军工等部门，除外。

所以，当年的国有企业，除了铁路部门和军工部门，凡是具有竞争性的行业，都是以搞钱为主。

搞钱多，发展快的企业，就是国家的好孩子。搞科技，拖后腿，耽误了自身发展步伐的企业，就是不守纪律、不务正业的坏孩子。

所以，当年的一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就都是以搞钱为主。中兴、联想等国有企业，都是因为搞钱多，发展快，所以，就都是国家的好孩子。至于他们的技术发展得怎么样，因为那不是当时的当务之急，所以，当时就无关紧要。

但是，任正非的华为企业，不是国有企业，而是私营企业。所以，他们就不存在守纪律不守纪律的问题，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搞一些“自由主义”的。

而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任正非却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曾经是一名军人。他的军人经历和共产党员的素质，决定了他的企业，尽管是私有企业，却不能不和国家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不能不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而他的知识与才干，又决定了他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他会比其他的企业家，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明白，中国现在还没有多少技术，所以，无法与世界列强进行正面竞争，只能是处在生产链的底端，在世界列强的压榨下，进行一些低端的生产，赚一些可怜巴巴的小钱。但是，中国不可能总是处在生产链的底端，中国将来一定要奋然而起，和世界列强进行一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作为国有企业，在现阶段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是只能韬光养晦，以发展经济，打好基础为主，不能贸然地去冒犯世界列强，过早地惹祸上身。但他这个私营企业，就不必那么地去和国有企业“步调一致”了，他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大不了就是“不务正业”，“自寻死路”。

有道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现在，大家都对任正非仰慕至极，认为他高瞻远瞩，是一个大英雄。可如果，当时的他，一蹶不振，把事情搞砸了，把企业搞垮了，那么，谁又知道他的远大理想，谁又知道他的鸿鹄之志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当时的国家，是鼓励国有企业一心一意赚钱，而不要过早地去冒犯处在生产链顶端的世界列强；但是，对于像华为这样的私营企业的“不务正业”，国家，又应该是大力支持的。华为的起步与发展，应该与当时的国家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大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所以，看似不合乎逻辑的事情，其实，它是很合乎逻辑的；看似是一个偶然的个性化事件，其实，它又是有其必然性的。

这就是中国智慧；这就是中华民族七千年的文明。

那么，当年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可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摊牌了，贸易战已经打起来了，可联想的一些人，还在“叽叽歪歪”，“死不悔改”，还是要醉心于他们的那个“贸工技”，还是扬言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他们就把生产线搬到美国不加征关税的地方去。他们怎么就那么地没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呢？

其实，要论“血性”，大家所崇拜的任正非，也是没有“血性”的。

当初中兴遭难，国人震愤的时候，任正非就曾经大夸美国这好那好，说美国还可以领先世界一百年，华为要在美国办研发中心，向美国人学习技术。

这不是“跪舔”美国，又是什么？

如今，华为自己被美国人封锁、打压，任正非有时候不得不说一些“大话”。但他始终，还是想“和气生财”，还是不想和美国人硬杠。这又怎么显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血性”呢？

其实，血性，是要在自己的骨子里，而不是要在自己的脸上，更不是在自己的言语上。柳传志们，骨子里有没有“血性”，我们看不出来。然而，任正非的骨子里，是有中国人的血性的，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

那么，在不给柳传志们贴标签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柳传志们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有什么不对吗？

到目前为止，中美对抗，中国仍然是弱者，美国仍然是强者；所以，中国对于这场战争来说，仍然是抗战的性质。

既然是抗战，我们就不能不回想当年的抗日战争，不能不回想当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因为你是弱者，所以，你就别想一战定乾坤，那就别想一劳永逸，你就要想办法打持久战，以拖待变。

但是，这个以拖待变，不是被动地等待机会，而是要主动地创造机会。

怎么样创造机会呢？

就是到敌人后方去，斩断敌人伸向中国经济的黑手，打碎敌人“以战养战”的梦想，让敌人在战争中耗尽他们的国力，难以把战争无限地进行下去，从而赢得最后的抗战胜利。

那么，中国如今的抗战，同样要开辟两条战线，一条是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正面战线，一条是抢占市场份额的敌后战线。

正面战线，自有华为等一些已经具有一定高科技实力的企业担纲。而敌后战线，就不是需要多少技术的问题，而是需要占坑，需要多多地联系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包括美国的消费者，需要抢占市场。这样的工作，像联想这样的企业，不是正合适吗？

所以，联想企业，虽然没有处在正面，像华为等企业一样和美国人硬杠，但作为一个中国国有资本控股的高科技企业，她也是这场贸易战中的一份子。只是，她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她的表现，就让一些中国人，看起来不舒服。

这其实和当年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地位，所以，他们的表现，也被当时的一些人指责为“消极抗战”，“游而不击”。

但是，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作用及其地位来说，他们要表现得那么“积极”吗？他们用得着去天天“喊打喊杀”，和敌人硬碰硬吗？

只要他们能够极大的占领地盘，控制人口，削弱敌人“以战养战”的能力，他们就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战略任务。

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占领地盘，控制人口，极大地削弱了敌人“以战养战”的能力，所以，抗日战争，才能够从战略防御阶段，最终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而一旦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再也没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多大的正面进攻了，所以，他们才会下定决心，来清剿后方，巩固他们已经占领的地盘，提高他们坚持战争的能力。

这时候，八路军、新四军的压力，就来了。

后来的有些人，把日本人当年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说成是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新四军之实力的结果。

这其实是没有战略思维的侏儒之见。

其实，从战略上讲，不管八路军有没有发动过“百团大战”，只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存在，限制了敌人对于其占领区人员与物资的获取，妨碍了敌人“以战养战”之策略的实施，那么，敌人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就是必然的。

放在今天，联想企业等一些中国其她类似企业，之所以还没有被美国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不是因为她们是“美国良心”，而是因为她们没有占领高科技制高点，她们不处在中美贸易战的正面战场，美国人一时还不能重点地注意到她们。而一旦美国人的战略进攻被扼制，贸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那么，联想如果还想做“美国良心”，怕就难了。

作为一个中国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她占领了世界高科技产品之市场的很大份额，美国人不打击她，还去打击谁呢？

所以，联想的做“美国良心”的日子，是不会持续多久的。或许，她将来的局面，比之于今日的华为，怕是还要艰难。

关键是，她在外面受到外国人的打压，里面，还要受到中国人的抵制；她的内忧外患，不会受到国人的理解，反而会被一些国人，幸灾乐祸。

问题是，联想企业，是中国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也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至少，他是一个中国企业。而且，这个中国企业，并不是柳传志或者杨元庆个人的私有企业，而是一个由柳传志杨元庆作为具体领导人的股份制性质的中国企业。

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想要一个中国的企业死呢？

这里面不排除，具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有意操纵。但更多的，怕还是我们的许多国人，头脑简单，双眼咪蒙，分不清事情的真假，看不到问题的实质。

也有人更直接地点出了，联想企业之所以是“美国良心”，是因为她的产品，在美国卖得平宜，在中国卖得贵；她可以对美国人搞赠送，而对中国人，却斤斤计较；她的产品在外国出事，就要召回，在中国出同样的事，却要中国人“支持中国民族企业”。

总而言之，联想，就是一副“奸商”嘴脸，一副“卖国贼”的形象。

其实，像联想这样的“奸商”嘴脸，不但联想有，许多外国的在华企业，也有。

一些外国企业的产品，在外国卖得平宜，却在中国卖得贵。在外国必须召回的问题产品，在中国却可以拒不召回。

只是，因为人家是外企，不是中国企业，所以，人家就不是“卖国贼”。

那么，为什么一些企业，对于中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会有两种态度，两样的做法呢？

恐怕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人家企业身上，而是出在中国自己的市场本身。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中国市场的管理水平，和外国市场的管理水平不一样；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维权意识，与外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维权意识不一样；整个中国市场的市场层次与市场氛围，与外国市场的市场层次与市场氛围不一样。这恐怕是有些企业在外国为“义商”，在中国则变成“奸商”的根本原因。

而联想企业，作为一个国有资本控股企业，她的价值观念，是受国家赋予她的使命所约束的，是受市场竞争所约束的。

国家赋予她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要搞钱，就是要活下去，就是要发展壮大。

市场竞争容纳她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她能够搞得到钱，就是她能够经得起竞争。

而要想经得起竞争，要想和那些“奸商”们进行竞争，联想，她能够当“圣母”吗？

她只能和那些“奸商”们一样，自己也做成一个“奸商”。

承认柳传志们，和任正非们不同。

任正非们，面对环境，是强势者，他们能够保持自我；而柳传志们，面对环境，是弱势者，他们只能随波逐流。

但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强势与弱势，决定不了一个企业的性质。

企业的性质，是由她的所有者决定的。

联想企业的所有者，不是柳传志，不是杨元庆，而是中国，是中国的有关部门。

所以，联想企业，尽管在道德层面上，不如某些中国人的意，但是，这不影响她作为一个中国企业的价值。

联想企业的真正价值，不是在她的道德层面，而是在她的经济层面。

联想企业的使命，就是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就是为中国经济抢占市场。

但是，在一些“有道德”的中国人的忌恨之下，联想企业，怕是越来越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怕是越来越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