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博评：假如当年屈原不投江又会怎么样？_风闻

网闻博评：假如当年屈原不投江又会怎么样？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本来是源于“上五千年”大同社会的传统民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中国人才形成了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此而言，人们为屈原叫屈鸣冤，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楚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屈原投江自尽，这当然是令人酸楚的历史悲哀。那么，两千多年以后的后来人，又会不会为我们今天的人们感到哀怨痛楚呢？这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时代拷问。

    对此，我们不妨先快速浏览一下网络信息时代的要闻资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美国为何要发动贸易战？

    网闻博报注意到，俄罗斯媒体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正处于经济实力的顶端。日本的汽车及零部件、办公设备以及电器热销全球。当时日本对美出口大幅超过了美国供应日本的商品总额。全球民众都开始将日本视为在技术领域已赶超美国的全球翘楚。作为美国的盟友小弟，日本的经济发展可谓风生水起，直至它开始对自己的庇护者构成威胁。为削减贸易逆差，美国在1985年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央行逐步陷入瘫痪。在此之后的数年里，决定日元汇率的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国。1990年东京股市崩盘，令日本深陷通货紧缩之中。上世纪90年代也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

    据参考消息网2019年6月7日报道，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6月4日发表题为《中国不会让自己被美国吞噬》的文章称，华盛顿对华发动贸易战外加“技术胁迫”，希望削弱中国经济，与它当年成功对付东京的做法如出一辙。但中国拥有一系列优势，不会重蹈东京覆辙。

    文章称，中国汲取了邻邦的教训，拥有一系列优势，不致重蹈日本的覆辙。首先人民币与当年的日元不同，它并未如前者那般深度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当中。中国也不会轻易被国际金融义务所束缚，强加给日本的《广场协议》不会重演。北京对华盛顿的依赖度不及当年的东京，因而能在平等基础上与美谈判，迈出独立步伐。其次，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近14亿消费者。尽管美国的施压来势汹汹，但中国市场对压力的应对可圈可点。政府正在大举培育国内需求及消费，希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现如今中国经济的规模要比当年处于巅峰时期的日本雄厚得多。中国现在的出口规模远超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此外，中国将重点放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如今，在其出口中占据最大份额的是昂贵的高技术产品，包括播放设备、电脑、办公设备、集成电路、手机等。

    网闻博报同时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北京接受彭博独家专访时称，“如果事态恶化，我们的货币政策将有效应对，我们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上有充足的空间。”不过，易纲表示，目前中国的利率处于相对合适的水平。据证券时报网2019年6月7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6月7日表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包括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他还说，非常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美联储考虑最早6月降息！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跌破6.96关口

    网闻博报注意到，今年以来，美联储最高领导层观点转变之快速令人颇为惊讶。全球最有权力的央妈去年底还坚持加息，并预测今年会加息两次，引发风险资产市场撼动。年初美联储突然实现鸽派转向，表达对利率决策“等候与观望”的立场。此后，美联储似乎“越来越软”，仅本周，央行头三号人物均暗示，将在必要时刻采取措施维持美国经济扩张，这些表态强化了观察界对年内降息的预期。

    据《华尔街日报》2019年6月7日报道，美联储“三号人物”、FOMC永久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周四承认，当前持续的低通胀是比通胀过高更严峻的问题，美联储及全球主要央行应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策略、目标及实施工具。尽管他选择对美国短期利率路径的变动不予置评，但强调了应保持开放心态看待变化的现实。

    报道称，美联储“三号人物”威廉姆斯在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致辞中称，更缓慢的经济复苏和持续的低通胀，说明发达经济体正在面临更深层的问题。老龄化趋势、人口及生产率增速降低都直接导致了更慢的经济增速，进而带来大幅降低的长期中性利率水平。更低的长期中性利率为货币政策带来挑战，令央行没有过多空间来应对下一次危机，也说明未来的经济复苏将会放缓，中性利率和通胀偏低“不仅已成为事实，而且将成为新常态”：“但持续的低通胀会创造一个恶性循环。通胀持续偏低将降低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下滑会拖累现实的通胀率；如果通胀下跌，央行就有更少的政策空间来应对经济下行。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重新审议策略、目标和工具，包括评估如何实现2%的官方通胀目标。”

    财经媒体CNBC的分析指出，这说明美联储“三把手”支持央行调整政策来对抗低通胀，威廉姆斯明确表示：“我会永远对通胀过高保持警惕，但通胀过低是更严峻的问题。” 彭博社也认为，威廉姆斯看起来在加入降息阵营，代表至少降息是联储官员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了。《华尔街日报》对美联储的分析素来被业界看重。其今日的头条文章称，美联储开始讨论是否最快在6月18-19日的FOMC会议上决定降息，与一个月前联储主席鲍威尔亲自“上场”调低今年夏天的降息可能性形成鲜明对比。文章称：“贸易紧张局势恶化了美国经济前景，提升了未来几周或几个月降息的可能性。如果两周后的FOMC不作出相关决定，可能在7月或稍晚的会议决定降息。官员们需要决定什么因素足以触发降息、在作出决定前还需要多少额外信息，以及如何向公众沟通这种意向和计划。”

    报道称，上述分析认为，多位美联储重量级官员在本周的芝加哥研讨会上暗示，他们更关注经济增长的放缓程度可能超出预期这一风险，这表明即将召开的几次FOMC可能会讨论降息。不少央行官员提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时央行采取了“保险政策”，用降息来对抗潜在的经济疲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确实在研讨会首日公开表态称，美联储将采取恰当措施维持经济持续扩张，正在密切关注贸易谈判和其他事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分析称，鲍威尔表达了“对必要时降息的开放态度”。美联储“二把手”、副主席克拉里达呼应道，如果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或潜在通胀低于预期，美联储将采取适当政策；美联储理事Lael Brainar昨日称，如果经济形势恶化，美联储已做好准备对利率采取行动，这些永久FOMC票委的表态都相对一致。

    报道指出，威廉姆斯今日并没有暗示出降息的迫切程度。他仍强调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强劲，这一动能将延续至二季度，也令上半年美国GDP可能远超趋势增速。他不认为3个月与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是经济衰退的神谕”，与其他市场指标一样，只是显示对前景风险的担忧在升温：“美债收益率曲线强烈地暗示市场预计利率将下降。当评估美国经济前景时，我不认为收益率曲线倒挂意味着经济会陷入衰退，而是在强调一种不确定性。我认为FOMC利率处于中性状态。”这一观点与副主席克拉里达相仿。克拉里达认为，政策制定者将关注市场，但不能被价格和收益率的上下波动所束缚，只有当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持续一段时间”，他才会对此“严肃地”看待。同时，威廉姆斯也力求保持开放性，认为FOMC可能需要维持利率不变，也可能需要调整。他认为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将推迟商业投资，加重商业对未来规划的担忧：“当前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美联储应当考虑合理的政策，以实现经济强劲增长，美联储非常努力地致力于培育长期经济扩张。基本情况是良好的，但需要准备好调整看法。”

    报道称，芝加哥商交所CME根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交易算出，6月FOMC降息的概率约为21%，小于一天前的近22%；7月会议降息的概率接近68%，小于一天前的70%，但远超一个月前的16%。9月降息的概率高达91.5%，代表市场基本认定，美联储再收集一段时间数据、观望一下贸易形势等外部风险的进展后，将选择最早在7月降息，9月甚至可能迎来第二次降息。

    另据凤凰国际iMarkets2019年6月7日讯，北京时间6月7日下午，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跌破6.96关口，创2018年11月来新低，日内跌超300点。

      “日不落帝国”解体衰亡余震连连！谁在制造“不平等骗局”？

    网闻博报注意到，5月24日早上唐宁街10号，泪眼朦胧的特蕾莎·梅声嘶力竭说出的那句“妥协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这是“英国版辛德勒”尼古拉斯·温顿爵士曾给她的建议，梅这两年来正是如此行事，寻求各方妥协，但她终于没能挺过脱欧的几道关卡，也终于在今天正式辞去保守党党魁职位。接下来保守党新一轮竞选程序开始，7月有望选出新的领导人，并接任首相。据凤凰网新闻深度分析栏目“风向”2019年6月7日报道，从2016年6月23日震惊世界的公投到如今，不到三年时间，英国脱欧“干掉”了两位首相，其杀伤力不可谓不大。时至今日，这些情况似乎并无改变。为什么英国“脱欧”久久不决？为什么政客争吵不休？昔日光辉的日不落帝国，怎么就成了一个国际笑话？2016年6月28日Politico深度评论文章《不平等推动了英国脱欧，而非政治家个性》，副标题为《焦虑、异化和怨恨推动了离开欧盟的投票》。文章从根本上梳理英国困局的社会根源。

    文章称，从伤害穷人的社会政策，到技术革命及全球化的冲击，英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社会撕裂越来越严重。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持续的愤怒、僵局和混乱。政坛辞旧将迎新固然可喜，但如果这一切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不进行调整，再换多少位首相也没用。5月初，整个世界都屏息以待英国王室新成员的降生。随后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带着新生宝宝亮相温莎城堡大厅。这位小继承人来到了身家达880亿美元的英国王室。梅根王妃的置装费估计有100万美元，而威廉王子之妻凯特王妃的多数服装价格则不低于2000美元。仿佛是在世界的另一头，来自坎布里亚（英格兰西北部的郡）的校长林恩无奈地表示：“比起学习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意味着可以填饱肚子……学校食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学生偷偷把食物塞满口袋，这种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偷窃，但这些孩子只是想活着，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顿有没有东西可以吃。”这是每天都在同一个国度真实上演的故事。

    文章指出，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大量资金涌入英国东南部地区，而北部地区仍笼罩在昔日的阴影之中。即便是在世界金融中心、充满了金钱与欲望的伦敦，贫富差距也依然惊人。富人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上一流的学校，去巴黎和东京厨师开的高档餐厅吃饭，为今天该穿哪双皮鞋苦恼。而穷人却因为福利被削减没钱付电费而发愁，喧闹的街头随处可见乞讨者，塔楼附近的教堂内，义工正在分拣的捐赠品中有Ralph Lauren床单、Prada大衣、Gucci手包。

    文章称，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在收入不平等的国际排名中，英国接近榜首。而英国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数据显示，去年英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在不断加剧，英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了4.7%。相比之下，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6%。对于极少数处于财富金字塔顶层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数百万普通英国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最坏的时代。这当然会影响政治，据研究，当年决定脱欧意愿最强的20个选区里，收入中位数为18000英镑，而在留欧意愿最强的20个选区里，这一数字上升为了27000英镑。前者16%的大学毕业率，也要大幅低于后者45%。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是谁的责任？

    文章认为，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本来应该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在“二战”后一段时期，随着国家责任范围的扩大，英国的所得税税率呈上升趋势，福利国家也由此初具雏形。特蕾莎·梅经常被拿来与撒切尔进行比较。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后，情况发生了逆转。税收减免和福利削减几乎成了英国政治40年以来的主旋律。前者减轻了富人的负担，后者增加了穷人的负担。在她担任首相期间，所得税基本税率从33%降至25%，高税率从83%降至40%，这是她努力缩小政府“规模”、释放私人收入的一部分。1997年大选后，新工党政府承诺不会提高所得税基本税率，直到2007年都一直保持在22%。2008年，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将税率降至20%。之后又经历了卡梅伦、特蕾莎·梅政府的一系列减税。

    文章称，今年4月份开始，英国政府又启动了耗资28亿英镑的减税计划，支付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20%）的门槛从11850镑提高至12500镑，支付高税率（40%）的门槛从46350镑提高至50000镑。这是自2011年以来一系列减税措施的延续。财政大臣哈蒙德自豪地表示，“拮据的时代终于结束了”。表面上来看，减税计划将使英国家庭具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然而，来自英国著名智库决议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给了哈蒙德一记响亮的耳光。该项报告显示，事实上，对于基本税率（20%）的纳税人来说，减税仅值73英镑，而一个典型的高税率纳税人将因此多获得327英镑——比基本税率纳税人高出4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对已经不交税的四成劳动年龄的成年人根本没什么用。

    文章指出，总体而言，85%的减税将惠及收入最高的一半家庭，超过三分之一（35%）的福利将惠及英国占比仅十分之一的少数富有群体。未来的英国，富人越富，穷人只会越穷。如果说减税给顶层民众带来了压倒性的优势，那么福利削减则是抽去了底层民众的救命稻草。“二战”时受到的巨大创伤促使英国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国家制度。80年代，英国在撒切尔的领导下，开始削减调整福利项目。尽管如此，根据世界标准，英国的安全保障水平仍然很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公共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卡梅伦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财政紧缩目标，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并将矛头对准福利制度。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结果，给未来英国经济增长前景和紧缩政策的继续推进投下浓重阴影。接替奥斯本担任财政大臣的哈蒙德明确表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紧缩计划。

    文章称，2017年2月，哈蒙德建议到2019/2020财年各部门预算削减6%，继续冻结劳动年龄人口的福利。特蕾莎·梅执政后，哈蒙德重申要继续推进紧缩计划。福利开支在英国政府开支中占据最大份额，因而是财政紧缩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来看，英国近年来的福利改革中，以下几项值得关注：一是下调福利水平，限制福利金最高限额。同时，还取消了随物价涨幅上调社会补助金的做法。二是个人独立金将逐渐替代16~64岁残疾人生活津贴，以减少长期疾病或者残疾导致的额外福利开支。三把原先的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等6种福利金合并为单一项——统一福利救济金。四是缩减福利房，开征“卧室税”。根据新政，一个成年人或一对夫妇可拥有一间卧室的福利住宅，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两个16岁以下同性孩子要同居一室，10岁以下孩子不分性别要同住一间卧室。这一系列打着“大社会计划”旗号的福利改革，把原本就已十分窘迫的底层人民推入了绝境。

    文章指出，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尔斯顿教授，在对英国进行考察后发布报告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贫困，并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特别是对于工作贫困人口、面对重重生活困难的单身母亲、已经被边缘化的残疾人，以及陷入贫困循环中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儿童。在访问期间，奥尔斯顿与很多穷人进行了交谈，包括那些依赖食物银行和慈善机构才有下一顿饭的人们，无家可归、没有安全的地方让孩子睡觉而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的人，为了钱或住所而卖淫的人，还有那些在贫困中长大而前途未卜的儿童。奥尔斯顿说： “我还遇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参加帮派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而残疾人被告知他们需要重新工作，否则就会失去福利，即便这样做违反医生的指示。”

    文章称，对于统一福利救济金，奥尔斯顿指出，这一体系被“默认为数字形式”，这无形中给数字素养较差的人挖了坑。比如，统一福利会把评估收入的时间定为某个月的1日至月底，如果因为周末或者银行假日，薪水提前支付了，就会被记录为领取了两次薪水，从而导致可以领取的福利金“大幅减少”。决议基金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以来出台的所有税收和福利政策意味着，到2023年至2024年，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将减少1400英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将增加300英镑。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扣除住房成本)损失高达惊人的五分之一。其结果是：未来几年，儿童贫困率将直线上升，并有可能在本世纪20年代初达到创纪录的高点(超过34%)。

    文章指出，除了内生性的政策问题，全球化与技术革命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一方面，全球化使英国国内和低收入国家的低技能劳工直接展开激烈竞争，进口别国价格低廉的商品和服务导致英国低技能劳工的相对工资下降。另一方面，全球化通过在更大的市场中，增加对高技能工人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增加对相对稀缺的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同样，一方面，技术变革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自动化、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降低了低技能劳动的成本，取代了低技能劳工。而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这既包括对他们开发先进技术的技能的需求，也包括对操作这些技术的需求。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英国的低技能劳工不断被边缘化，他们认为，是全球化、技术革命还有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机会，摧毁了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并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

    文章称，所有这些席卷穷人的洪水猛兽背后，到底是什么强大的力量在支配？从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为富人大规模减税、碾压工会组织、放宽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外包及竞争，到如今的税收减免、福利削减和让人们无处可躲的全球化浪潮，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一脉相承，都是信奉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竞争为人类关系的根本特征。税收与监管要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应该私有化。不平等被重铸为高尚品德：它不仅是实用性的奖励，更是财富的来源，层层流淌下来，可使每个人都富裕。努力使社会更加平等不仅会适得其反，更会败坏道德。市场会确保每人得到其所应得的。

    文章指出，四十年来，英国始终没有走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无论政治上还是思想上，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舞台上唯一的主角。剑桥教授马丁·雅克甚至认为：“政坛里的人们除了新自由主义，不具备其他的思维或处事方式，它已经成为某种常识。”然而，新自由主义在今天却越来越受到质疑。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石，对英国全球化、轻监管的资本主义模式造成了打击。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长期的工资停滞，也刺激了民众要求“夺回”过去几十年主导经济力量的控制权的决心。

    文章称，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崛起，以英国“退欧党”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将英国与全球的不确定性隔绝开来的愿望。此外，工党领袖科尔宾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盟是一个可恶的新自由主义项目，阻碍了英国的发展，他发誓要“击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他们本应服务的国际银行家。民众日益感到，他们陷入了一个“不平等骗局”，在这个“骗局”中，财政紧缩政策成了最新出炉的恶棍：伦敦银行家炮制了一场金融危机，通过不计后果的赌博实现了财富倍增；伦敦政治家以预算赤字为借口，削减对穷人的开支，却对富人实施减税政策。新自由主义咆哮着，变成了资本的狂欢盛宴和大部分公民的噩梦。四十年来，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分裂进一步深化，给英国社会埋下了一颗有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文章指出，根据基尼系数、帕尔玛比值、p90/p80比值和s80/s20比值这四项指标（均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指标数值越大，代表分配越不平均），1981年后，英国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平民、党派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各方对现实的认知存在巨大偏差，很难达成理性的妥协与一致意见，公众辩论和政治进程陷入了僵局。弥合社会撕裂，不能只靠脱欧换首相。特蕾莎·梅走了，被撕裂的，不仅仅是她的内心，还有她身后的整个英国社会。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创始者，英国在经历了四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磨砺后，社会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日趋严重。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这一刻黯然失色，前途未卜。

    文章最后认为，那些寄希望于通过“脱欧”来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英国民众终将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弥合英国社会撕裂的巨大伤口，不是换首相，甚至脱欧就能够解决的。可以预见的是，即使英国通过某种形式解决了“脱欧”问题，其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裂痕仍将无法弥合，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因此，相较于“脱欧”这一事件本身，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内生性的缺陷，才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网闻博评：中国人能否看懂货币贸易战争的“不平等骗局”？

    所谓“眼见为实”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觉差异，就是因为个人核心价值观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只有上升到“忘我无私”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才能够普遍实现宇宙观“大一统”的大道至同。可想而知，地球自转一周，就会有一个昼夜的阴阳变化。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便会有一年四季的景象。太阳自转一周，就会有“一个太阳系昼夜”的阴阳变化。太阳绕银河系中心公转一周，就会有“一个太阳年”的四季变化。银河系绕宇宙中心公转一周，则会有“一个银河年”的四季变化。宇宙自转一周，也会有“一个宇宙日”的阴阳变化。以中国式“道术用”与“时势位”天人合一阴阳易变系统运动思维来看，这种“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的感觉，就是超然物外和光同尘“没身不殆”的永恒境界。

    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和太空探索，永远到达不了物质世界的边际，更不可能“殖民征服宇宙”。只有在内心世界的宇宙探索中，才能够找到自身已经迷失了的灵魂。在这个地球村，自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割韭菜”体系，人类社会却依旧不能实现“合作共赢”的均衡发展。难道说，通过“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和太空探索，就能够实现“殖民征服宇宙”的“合作共赢”均衡发展吗？

    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自从“盘古氏开辟鸿蒙”，直到“伏羲氏教民演易八卦通天道”和“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人类道法自然法则“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曾经进化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上古文明，也曾经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大生产均衡发展。只是从“黄帝战蚩尤”和“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开始，才形成了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级礼法制度，也才有了“化干戈为玉帛”的金钱货币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商业经济。特别是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神话时代以来，再经“君权神授”的奴隶制古罗马帝国军事殖民扩张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专制”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又经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人类世界就陷入了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纸牌屋游戏”的贸易战争恶性循环。

    时空穿越猛回首，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创建“统一货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便是终结了群雄争霸“春秋无义战”的货币贸易战争。在这场长达五百年的春秋战国乱世风云中，楚国当然有自己的“主权货币”。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最终走上了投江自尽的绝路，正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懂这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货币贸易战争。再从“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有汉必有奸”开始，直到“鸦片贸易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依旧没有跳出“五胡乱华”的货币贸易战争天下兴亡周期律。直至社会主义新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才终于破解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货币贸易战争“金箍咒”。那么，面对今天这场“美国优先”的货币贸易战争，难道还会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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