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 | 走出求法与传道的留学怪圈——中国百年留学现象的反思_风闻

为了建立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也为实现真正互通有无彼此平等的文化汇通下的思想学术交流，中国人需要走出“求法与传道”的百年留学怪圈，在结束政治化和泛国民化的留学运动同时，也当切记不要重回“传道”的老路上去，无论是西方人欧洲中心主义文明传播论式的，还是东方人反向的申诉抗辩式的传道。真正个人化主体性的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则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文化差异、坚持文明多元的世界主义高迈理念以及个人兴趣爱好之上。这样，也才能终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留学精神史上的种种悲情和扭曲心态。

引言：东西方文明汇通中的留学现象

 一百年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巴黎和会召开在即，全球面临“文明危机”、政治重组与文化汇通的激荡时刻。一个使20世纪得以铸型并影响至今的“大势”已然形成，这就是伴随着战争与革命而“文明”在世界各区域各层面深度地撞击和交汇，致使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无法局限于其内部，必须在文明的抗争与互鉴中推动自身的改变。其中，经过二百年工业革命而形成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性遭遇到发展的“危机”以及同时出现的“资本”摆脱民族束缚向全球的强势扩展，无疑是构成这种政治重组和文化汇通的主要动因。正所谓“西力东渐”，其以“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态势激荡于全球。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自然也是在这样的世界情势下胎动、形成和蜕变的。

需要指出，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汇通”是在物质技术上的进步与落后、精神心态上的进取与保守，以及力量结构和态势极不平衡的状态下发生的。正如“西力东渐”一词所表征的那样，西欧文明的强势作用成为“文化汇通”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而不同于往昔异质文化系统或地区间局部的由高到低的自然流动。由此，产生了种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和问题。中国百年留学大潮，其运动和制度的产生与建构乃至留学精神史的形成，就是这种结构不平衡之文明撞击和文化汇通的结果。人们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海外归国留学生一手推动的。那么，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百年五四运动，这个留学现象就值得做整体综合的考察，或许它将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新文化乃至现代教育制度的内在问题和结构特征，并为今后的留学方式提供省思的路径。

综观20世纪中国的留学现象，我认为有三个相互作用而紧密关联的层面需要综合的考察，即留学运动的展开、留学制度的建设和留学精神史的形成。我们已知，容闳是近代第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他到达美国入耶鲁大学是在1847年。1871年清政府批准面向美国的中国教育计划和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则可视为中国留学制度草创的起始。从1881年该计划的终止到甲午战争失利后10年间大批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由此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留学大潮。

这个潮流虽有起伏，例如一战期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留日运动迅速落潮，代之而起的是列强以庚子赔款在华办学并选拔留学生而逐渐兴起中国人留学欧美的新潮，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于上世纪50年代大量派遣学生留苏再到改革开放全方位海外留学的再兴，却一直延续至今。而运动和制度的先后及因果关系则已难以仔细分辨，基本上是一个互为因果、彼此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复杂结构。但是，为了反思运动的过剩和制度的利弊，我们还是有必要区分这两个层面。至于留学精神史的问题，则是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在个人乃至群体心理层面的反映，足以深刻呈现近代中国自称“弟子国”，其留学生的自卑与自大心理以及在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之间作为“文化中介”而主体性缺失的尴尬位置。其背后，更有一个“师法日本”“学习英美”“以俄为师”乃至全面向外谋求现代化经验这样一个延绵不断的民族悲情和国家使命的过重负载，使得百年中国的留学运动异常起伏跌宕而始终未能摆脱“求法”于异域的模式。

 这个“求法”模式，自然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而社会转型工程巨大、传统文明未能给现代建设提供直接有效的资源所导致。同时，也有西方强势文化诱导利用的所谓“传道”模式配合，即西方国家与宗教组织直接来华兴办教育和留学预备校而间接推动了中国留学运动的潮起。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主权得以回归人民，外国在华办学制度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中国人要“求法”异域他乡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来“传道”，或者反向地，东方人为了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辩而努力宣讲自身文明的价值，这样一种隐蔽的文化心态依然残留不去，成为影响中国留学潮流走向和教育制度建构的内在心理因素。难怪有人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改革中，依然要疾呼“大国崛起的根本标准就在于结束中国留学运动”。

 因此，在回顾百年中国留学现象之际，我愿提出以下主张：为了建立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也为实现真正互通有无彼此平等的文化汇通下的思想学术交流，中国人需要走出“求法与传道”的百年留学怪圈，在结束政治化和泛国民化的留学运动同时，也当切记不要重回“传道”的老路上去，无论是西方人欧洲中心主义文明传播论式的，还是东方人反向的申诉抗辩式的传道。因为，文明对抗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实现真正的文化汇通，反而会导致过剩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利于虚心坦怀的文明对话与和平共生。而真正个人化主体性的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则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文化差异、坚持文明多元的世界主义高迈理念以及个人兴趣爱好之上。这样，也才能终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留学精神史上的种种悲情和扭曲心态。

 留学潮涌与教育制度的本来目标

 如果将古代和现代联系起来观之，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的游学或者留学其目的不外乎两种类型：求法与传道。当然，因时代和历史的差异，中古和现代所求之法与所传之道其内涵已大不相同。在世界普遍经历世俗化和西欧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后，现代教育制度下的留学的宗教意义已经渐渐失去，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及其殖民扩张造成世界不同地区的差距，从而产生“弱势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以取经现代制度和学术技艺，或者西欧人士来到东方以实现所谓文明传播的使命，包括东方人反向地向西方申诉抗辩式的传道。这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政治意涵的“求法与传道”留学模式。

 而留学运动，首先是在世界“弱势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的独特现象。所谓“运动”，指超出教育体系中留学制度所规范的边界，成为一时一地人们竞相投入的一种社会趋势或现象，又因为时局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产生潮起潮落的波动。中国自19世纪末出现“留洋”现象，到20世纪最后30年即改革开放时期留学大潮再兴，一百年来大致经历了四波运动的高潮。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至废除科举的1904年前后，留学东洋日本一时出现大潮，其人数多达两万余人。这第一次潮流的兴起有种种社会历史的条件和动因，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学习西方经验的有效，使变法维新中的国人对日本的改革刮目相看，废科举又促使人们涌向“洋学堂”乃至海外，而同属于东亚民族的“同文同种”的幻想则助长了赴日留学的社会心理之形成。然而，也正是这个“同文同种”的幻想，当遇到已然成为世界列强的日本以帝国主义态势威逼中国时，其幻灭和心理反弹也就更为激烈，从而导致留日运动在“五四”前夕迅速降温。

 中国留学大潮的第二波没有第一波那么集中迅猛，但持续时间长而影响中国教育事业和学术文化巨大。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德·詹姆斯和传教士明恩溥建议罗斯福总统用多余的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两年后年美国签署行政命令，准备在中国建立留学预备校。这促成了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学生47人赴美和稍后清华学堂的建立（1911），由此开启了中国留学欧美的新潮。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出现赴美人员人数剧增的现象，遂将持续三十余年的这股潮流推向高峰，并呈现出“运动”的态势。有学者指出：“五四学生运动后的十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留美学生更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西方，不在转手于日本。到中国成了西方思想的战场后，留学生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增强。”

第三波热潮则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期，在“一边倒”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有大批学生被派往苏联和东欧留学。从大的历史脉络上讲，这个热潮无疑是20世纪以来留日和留欧美两次潮流的一个延续，但并没有形成“运动”。因为，这始终处在新中国教育制度和国家对外交流的规范与控制之下，个人的自由选择有限而社会上也未形成趋之若鹜的现象。更由于东西方冷战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留学的制度导向十分清晰。据悉，当时有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学习和生活，这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最正式、最规范和持续性最长的文化交流行为”。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赴苏留学生虽然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意义重大而作为对外的唯一渠道发挥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但其明确的政治性和文化交流的单一性也反映出留学制度建设的弊端，需要加以反思。

莫斯科大学

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建高等教育体制并重启留学计划，包括公派、自费、公派自费等制度的灵活敞开，强有力地推动起第四波全方位海外留学热潮，一时间大有晚清留日和抗战后赴美大潮再兴之势，而明显呈现出“运动”的态势。据教育部最新统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2018年为止，中国大陆约有585万人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三条渠道，前往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留学。几乎涵盖了全部现有学科专业，规模亦前所未有。目前学成回国的约有365万，在外继续深造的则约有153万人。这的确是一波波涛汹涌的留学大潮，在世界教育史乃至文化交流史上也属罕见。而联系百年中国留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波留学热潮其背后依然贯穿着那个“求法”域外的思想逻辑，即要全面学习和接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至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那一代留学生那里是如此，故能共鸣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

 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百年留学大潮，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其历史功绩显而易见而无人能够否定。但是，留学成为“运动”而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也不可忽视。早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著第一部《近代中国留学史》就曾指出：“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来看，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在教育和政治上过度依赖海外留学生以及外部思想资源的情况，今天这种情况似乎已有所改观。但是，留学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心理乃至文化思维定势，其对主体性教育制度的建设和民族本位的文化自觉的形成恐怕依然有负面影响。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以往那种“求法与传道”的留学模式？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百年留学大潮的当初，观察其运动生成之际就蕴含的种种问题。这里，胡适作于1914年的《非留学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献。

 作为最早利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人员之一，胡适在到达大洋彼岸约四年而正当24岁风华正茂时所作《非留学篇》，的确是一篇感时忧国、痛切时弊而思虑深远的重要文章，难怪谈论中国百年留学史和教育问题的学者都要提及此文。1914年，正是中国近代第一波留日大潮将落而新一波赴英美学习的潮流将兴之际，身为一个当事人处此新旧更替的当口，胡适的逻辑思考起点高远而针砭问题切中要害，令我们今天读来亦深受启发。所谓逻辑起点的高远，在于他将留学问题置于东西方文明撞击与汇通的大背景下，其立意指归在“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这仿佛预示了不久将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而所讨论的具体问题，就集中在留学运动之弊端和教育方针之确立这两方面。

胡适

胡适认为，曾经有“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的我国，如今“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实乃奇耻大辱。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其浩荡之势席卷全球，中国旧文明已经无以阻挡这股西方现代文明大势。因此，派遣学子留学异邦而“作百年树人之计”，的确必要而势在必行。但是，晚清以来40年留学成为潮流和运动，国人忘记了“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和“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结果人心趋之若鹜而政府推波助澜，其方针不注重本国的教育振兴而完全依赖于国外培养学生。更有甚者，民国成立之后，不仅没有改变前清的教育政策，反而“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更助长了以留学追求功名利禄的社会心理。留学生本身又多为此而求其速成且偏重实业轻视文科不讲究国术，致使现代教育的唯一方针——为吾国造一新文明无法实现。为了改变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几乎成为留学预备校，胡适还提出慎重选择留学生和增设大学的具体建议，其根本在于回归留学的本来目的和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长远目标。《非留学篇》结论曰：吾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学，决不能达此目的也。必也一面亟兴国内之高等教育，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一面慎选留学生，痛革其速成浅尝之弊，期于造成高深之学者，致用之人才，与夫传播文明之教师。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然后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吾所谓“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者是也。

 文章最后所谓“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主张，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于今天仍然意味深长。这当然不是要否定留学行为和制度本身，而是希望结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竞相效仿趋之若鹜的留学运动。我们不能不说，胡适当年所论留学根本目的在于“造一新文明”的高远理想至今仍未完全实现，因为我们的留学运动似乎还没有彻底终结。而他所提倡的高等教育独立自主，辅之以“留学为国内教育之预备”的建议，依然有其参考价值。同时，结束留学运动也是要终结百年留学精神史上的种种悲情和扭曲心态。

 留学精神史的问题所在

 罗志田在为美国学者史黛西·比勒的《中国留美学生史》中文版（2010）所作序言中，强调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数次留学大潮均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他也注意到，在此起彼伏的留学运动中留学生也是鱼目混杂，其中一些人未尽“沟通中西文化之使命”，常常只是“文化贩子”而招来国人的“不满”。留学生群体始终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尴尬的阶层，“处于中西之间的边缘人”位置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的话来诠释这种现象，即“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换言之，在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激烈撞击的大历史中，身处边缘人位置和发挥留声机作用的留学人员的身份实在微妙。尤其在外强我弱而东西方力量结构极不平衡的状态下，受到来自外部的民族歧视及文化差异的冲击和本土内部的猜疑与不信，加之身上背负着过重的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政治使命，由此形成了一部波澜跌宕的百年中国留学精神史。而这种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状态，在“读西洋书，受东洋罪”（郭沫若）的留日学生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近些年来出现了多部研究留日精神史的著作。其中，尤以严安生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日文原版1991；中译本，2018）和李兆忠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2010）最为丰富深刻。两位作者也都是改革开放后留学大潮中赴日学习的亲历者，他们带着个人的经验追溯上一代前辈的精神史，大有感同身受而着眼大处落笔细微的特色。前者主要叙述晚清第一波留日大潮的群体命运，后者借留学生文学创作重点分析五四以来奔赴东西两洋的留学历程而又以留日为主。其中，呈现出来的种种面向和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灵台无计逃神矢》同时关注晚清留日群体的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也包括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在内，试图对其作出全景式描述。作者从中日近代历史脉络和生活细节出发，层层剥离身处异文化环境中留学生的种种精神心理面向。作者认为，中国赴日留学热潮的兴起正发生于两国不幸时代揭开序幕之际，因此精神史的考察也必须以此为基点，而贯穿这个基点的则是纵横两条轴线。纵线是甲午战败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人开始产生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意识，而日本则乘机灌输“东洋对抗西洋”的东亚连带论。“这样一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以及东亚的时空条件，成了发挥正面作用的横的轴线。因此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然而从留学生活的维度看，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一条经常发挥负面作用的轴线。这就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而作者则“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从而剖析了留日大潮中国人种种复杂的精神史。

 如果说，《灵台无计逃神矢》关注的主要是留学生在域外的生活体验和思想变动，那么《喧闹的骡子》则透过对留学生文学写作的考察，讲述的是一百年来中国学子从海外搬运“外来”文物制度、思想学问于中土，在这个过程中历经的文化心理震荡的故事。作者注意到，一部留洋史就是中国学子屈辱受难的历史，同时也是睁眼看世界而求得新知的过程，这决定了在“反帝”与“崇洋”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其文学写作中常常呈现出的“弱国子民”心态，最是回肠荡气而感人至深。如前所述，现代世界的文明冲突与文化汇通始于西欧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扩张，而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一开始是在力量结构不平衡状态下发生的。即，从现代性的起源地西欧中心地带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人员移动是呈离心状态的向外扩散的运动，具有文化帝国主义的“传道”色彩；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向现代性中心地带的人员移动，则呈向心状态的“求法”取经态势。这是一个强弱有别主次分明的等级序列、征服与受动的霸权关系结构。我认为，上述“弱国子民”心态概源自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关系。

 这个“弱国子民”心态，作为中国学子与西方相遇中所产生的具有精神外伤特征的文化心理，在归国后又容易转变为胡适所谓仿佛“外国传教士”的情结，即以国外的新思想新学说固执地宣讲于本国并促其内部改革的“一种批判的精神”。“批判精神”固然是宝贵的思想态度，但“固执”己见到不可通融的程度就会演变成“教条主义”而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因此，也就有了现代中国两大伟人鲁迅与毛泽东对留学生身份的形象化否定性定位。即，《阿Ｑ正传》中那个极具讽刺批判意味的“假洋鬼子”，成为有留学背景或与外国关联的一类中国人不光彩的代名词。而到了中国本土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于大获全胜之际所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则“假洋鬼子”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造就的代理，最终被定义为“买办”和“洋奴”。本来，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大都在于输入新知而为中国“造一新文明”。然而，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存在造成了与本土文化的激烈撞击，于是一百年来在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上演了一场场“外来与本土”的冲突剧。而作为搬运“外来”文物制度于中土的留学生，也便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我以为，这些冲突与矛盾归根结底就在于百年中国留学史是以“运动”的方式出现，受到过剩的政治化和泛国民化倾向的裹挟而始终没有走出“求法”的模式，结果正常的平心静气的文化交往和基于个人志趣的云游四方，这样一种留学态势却始终没有酝酿成型。而早期的国家积贫积弱和教育制度的不尽人意，为留学运动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此起彼伏的运动又不断牵制着本土教育制度的主体性建设。

 “弟子国”的反向传道及其问题

 在回顾百年中国留学史的时候，与这种“求法”模式相反，又和西方列强“文明使命”驱动下的“传道”形成对抗关系的另一个精神现象——“弟子国”反向传道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值得关注。有压迫自然就有反抗，西方强势文化的“西力东渐”特别是以殖民和侵略方式推行的文明传播，必然造成威逼与抗辩的二元结构，从而在被动一方产生极力维护东方传统文明且以此来对抗西方现代文化的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规模和势力无法与留学运动中的“求法”主流相比，但也形成了自身的谱系。比如，我们立刻会想到一战前后的辜鸿铭和1930年代的林语堂，乃至抗战时期的胡适等。作为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衍生现象，“求法与传道”构成了关联闭合而互为表里的结构模式。这里我们仅以辜鸿铭为例，看其背后的问题所在。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同安人，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早年曾留学欧洲达11年之久，并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可谓中国人留学海外的先驱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他出版《中国人的精神》（1915）一书，在批评德国军国主义的同时试图用中国的儒教拯救西方文明的毁灭。辜鸿铭认为，一战的根源“就在于大不列颠的群氓崇拜（worship of the mob）和德意志的强权崇拜（worship of the might）”，而要制止这样的倾向需要提倡义礼。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图是义礼并重的“良民宗教”。他相信，“对于欧洲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处于战争灾难之中的欧洲人，那些不光要制止这场战争而且要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欧洲人来说，良民宗教将是一种使其受益无穷的宗教。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发现这种新宗教就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中。”

辜鸿铭对西方的强权政治与霸道文化以及汉学家们妄自尊大的中国观察始终保持一种“抗辩”的态度，并不余遗力地向他们传道中国文明的精神大要。但是，他所用以“抗辩”的是近代以来已然走向衰退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道德礼仪和君臣思想，这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向背道而驰，故显示出陈腐保守的倾向而不合时宜。更有甚者，这种文化保守倾向还促使晚年的辜鸿铭将中国文明的复兴寄托于异邦日本身上。例如，在讲学日本期间所做《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1924）就称：“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保持本国以及从中国继承的民族精神而采用西方现代文明的利器，那么，不仅不会使日本西化，而且也能够防止中国西化，并最终依靠日本的努力将明治以前日本保存着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给今日的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日本的使命。”结果，被日后日本侵略亚洲而宣扬“大东亚文化建设”所利用。

 学者黄兴涛认为，辜鸿铭“是一个通晓古今多种语言，能用欧洲语文熟练表达思想感情，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国际文化视野和思想资源、其思想也真正产生过国际影响的中国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祖国，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的思想家”。他面对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傲慢无礼而“奋起进行文野之辨，乃至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并主张东西方文明的汇通，其文化保守主义归根结底在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动机。然而，我们在重估辜鸿铭之际也必须指出，这样一种抗辩式的反向传道依然是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与所抗辩的对方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最后都难逃民族文化自我中心论的藩篱。这种抗辩，在弱势一方自然具有反抗的正当性，但如果自己也变得强盛起来，其对抗逻辑和文化心态就可能走向反面的极端。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取同为东亚民族的日本为例，以观察反向传道的问题所在。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也曾出现一个由冈仓天心、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等构成的以英文著作向西方宣讲东方文明的谱系。到了大正时代，特别是经过一战日本成为咄咄逼人的新兴帝国之后，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盐谷温那样，其以东方王道对抗西方霸道的文明论就成了另一种维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盐谷温（1878—1962），出身日本汉学世家，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后成为母校“支那文学讲座”的最早教师，为开创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及教学事业贡献卓著。又因其代表作《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学术成就以及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盐谷温的名字在中国学界略为人知。他早年也曾留学德国和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然而九一八事变前后，他逐渐变成日本帝国忠君爱国之儒教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和以孔孟“王道”思想实现亚洲统一与世界和平的鼓吹者。1932年，盐谷温受日本政府派遣考察欧美半年，其后出版游记《王道始于东方》（1934）则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反向传道的问题所在。

 《王道始于东方》由亚细亚卷、欧罗巴卷和亚美利加卷三部曲构成。正如“亚细亚卷”开篇所示，与20年前留学欧洲不同，如今自己已是日本“东洋学”卓有成就的教授，游历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西方而是要传播东洋政教的精髓——王道思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与近代日本早期留学西方多为“求法”之旅不同，这是一次向西方宣讲东洋道德的“传道”之行。于是，我们看到他每到欧洲的某地都要会见各国政要和外交官，以宣传日本国体精神和王道思想的要义。而来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心脏——纽约，映入其眼帘的则是一片表面繁华背后衰败的景象。例如，豪华酒店已客人寥寥，横跨大陆的列车利用者稀少而市内充斥着失业人群。《王道始于东方》最后宣告：“观从飞机上拍摄的照片，纽约市俨然已是一片废墟。”盐谷温认为，这种暗黑的景象乃是欧美推崇物质文明轻视精神文化的结果，个人主义利益至上则导致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崇尚力量的霸道，至于俄国共产主义更是将传统道德伦理摧毁殆尽。如今，能够拯救这病态疲惫之世界的唯有东洋的“王道”。

 然而，这所谓以“王道”统一亚洲和世界的妄想，不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亚洲的拙劣意识形态说教吗？盐谷温以亚洲人的身份传道西方的言行，最终成为游学精神史上的负面例证。

结语：超越求法与传道模式而追求世界精神

 在胡适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近百年之后，学者甘阳又重提此议题。他认为：“从兴趣和问学出发的留学永远都会有，而且会越来越多，即使将来中国的大学都达到了一流水平。但是留学运动应该结束了，即以洋科举的留学心态导致的蜂拥而上的运动。”甘阳是从当今中国高校改革的问题角度展开论述的，而我认为如果从百年留学精神史的方面进一步思考，则更有必要转变留学运动背后那个求法与传道的思维模式。因为依靠文明冲突论或者文化抗争式的二元思维，是无法真正构筑起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文化互通”目标的。

 我注意到，实际上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东亚曾经的留学生输出大国，近些年来在对待留学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迹象。日本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子留学海外的欲望逐渐下降，他们更愿意“宅”在国内。因为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达以及对外交流的多样化，已经使得青年们不出家门也能纵观天下，“求法”西方式的留学渐渐失去吸引力。而本国的教育发达和学术精进，使东西方的不平衡状态趋于消失。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学子留学外海的目的意识也在不断变化。当年“师法日本”、“学习英美”或“俄国为师”的宏大政治目标已不再是中国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虽然逃避本国教育制度某种弊端的因素还存在，但更多是出于文化趣味和学术技艺的因素而选择留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即将走出百年“求法与传道”的留学运动模式，真正迎来中外文化平等交流的新时代？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稳步提高，超越“求法与传道”模式的新型留学方式，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形成。

 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改变以往过度政治化泛国民化的留学运动为稳健的留学制度安排。这个制度重在培养了解内外事物而能够从事文化汇通、具备文化主体创造能力的国际性人才。与此同时，将来有留学愿望的每个个体也应当思考：在出于个人兴趣和文化交流的具体留学目标之上，是否还应该寻求更为高远的理念。或者说，我们期待一种怎样的更为完善和理想的留学愿景。

在此，我想援引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谈论大学理念时提到的“世界精神”，以做进一步思考。他认为，欧洲“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14世纪欧洲在学问上有其统一性，它有一共通的语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后来因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体，直到19世纪末才又渐渐得到复苏，至20世纪则蔚为风气。现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科学的思想，而在共认的知识性格”。金耀基强调，“天下一家的真正境界尚渺远难期，但大学之世界精神却是一座无远弗届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学术得以彼此沟通，文化得以相互欣赏，学人与学人之间更得以增进了解和互重”。

 我想，这个理想大学的美好愿景，同时也可以作为未来留学更为高远的境界。我们留学所追求的不再是文明的对抗或过剩的外在使命，而是回归留学本身，基于共同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欲求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丰富自己的同时也将繁荣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这样，一百年来中国人留学精神史上的种种矛盾心理和精神冲突也才能得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