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_风闻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侯惠勤

原帖：http://www.cssn.cn/mkszy/201906/t20190606_4913717.shtml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从世界历史潮流看,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汇入世界历史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汇入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在这种历史大势交汇中,我们才能更深入地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中华民族史汇入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宛若奔腾不息的江河,始于无数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涓涓细流、淙淙溪流、汩汩泉流,继而汇成若干的大江大河,形成波澜壮阔、滚滚向前的万千气象,最后一泻千里、奔腾入海,开拓出无比壮丽的新天地。在汇成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免会出现分流、逆流甚至断流的现象,但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始终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深藏在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中。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并奠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人类历史由地域史、民族史向人类史、世界历史转化,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生产力不断提高、完善的要求,促使其日益社会化、世界化。打破各民族基于地域和交往隔阂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汇入世界历史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

　　具有五千年绵延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自然遵循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尽管自战国时期以后,我国进入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并在欧洲近代以后逐渐从世界先进行列落伍,但在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促进下,和各国的交往还是在不断扩大,民族史也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我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裹挟进“世界历史”的,它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和交往的扩大,而是能否“保国”“保种”的严重现实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最先打破地域隔阂,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资本无条件任性逐利的本性,使得资本成为第一种真正的世界性力量。它不但向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渗透,消解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且向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区域渗透,建立起世界性经济。起初,资本的着力点是拓展统一的、具有无限容量的世界市场,通过倾销商品,把一切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卷进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真正的拓展来自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金融资本的统治。“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4页)

　　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不是人类平等交往的扩大,而是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为追求的剥削关系的全球化,其结果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全球殖民化。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外的一个基本矛盾。中国被裹挟进的“世界历史”,正是世界矛盾激烈冲突的漩涡,中华民族陷入了灾难深重的深渊。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醒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唤醒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规模空前。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原因何在?孙中山先生一语道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然而,民众何以“唤起”?“平等待我之民族”何在?中山先生也未能解决。

　　实际上,资本主义虽然是一种世界历史的存在,但它却是以撕裂社会、撕裂世界的野蛮方式谱写世界历史的。现代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锻造出的与资本相对立的一个世界历史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共产主义开创了通过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世界历史,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就这样汇入了这一世界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汇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由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元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元素。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立足国情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这种“结合”,才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看到这种双向性“发现”的特征: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它是两大革命类型转换的结合点,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新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它既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中交汇的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才使被长期压抑的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民族活力如火山爆发般地迸发出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愿,团结一致地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创新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世界历史转变,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支世界历史性力量,而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打破地域和民族的隔阂,通过人的全面社会交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第一种社会形式,欧美是全球首先拥有发达生产力的区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模式,因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一度被捧为金科玉律。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一个神话,就是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把私有制、多党制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视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把西化之路鼓吹为“普世价值”之路。

　　其实,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曾以令人吃惊的魔力呼唤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其永不停息的扩张,把一切地域和历史要素卷入自身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书,第390—391页)这是因为,资本的活力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必须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压缩生产成本,尤其是挤压可变资本。通过自杀的方式激发自身活力正是资本的对抗本性。

　　这样,资本在其发展中,必然遇到两个自身制造、因而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无限广大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的需求,然而它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度攫取又必然造成市场的不断萎缩。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始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另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持,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高素质(包括人文素质)的人,而资本的主导性逻辑恰恰使人物化,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遭受物役化,拜物教作为生存方式,等等,使人的异化问题日益严重。资本在摧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发展的创新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片面的、丢弃根本的现代化。

　　显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捆绑别国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扩张极大地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历史条件的重大差异,也形成了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格局。能否依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能否真正独立自主的关键。“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盲人摸象,也不能孤芳自赏,而是要站在理论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上高瞻远瞩,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鉴,以历史潮流为据,以造福于本国和世界人民为旨归去不断开创。从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以两极分化为动力到以共同发展为激励,从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要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会有着光明的前景。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行不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具有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对抗向国外转移的空间,拥有还能承受疯狂逐利的掠夺性开发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和依附关系,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还留有某些自发竞争的余地)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向现代发达国家跃升的机遇寥寥、希望渺茫。

　　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只能是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努力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加以自觉利用,形成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怪圈,使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展示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不仅显示了自身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同上书,第482页)

　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的世界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人们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感受到,这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期待的快速变动时代,却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和平合作、改革创新、开放融通的潮流强劲,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深得人心,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不断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依然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应对这一复杂世界历史局面的唯一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已然形成。这是我们今天解决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发展问题。在存在着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不是在一国之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世界市场的需求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果世界市场的需求长期萎缩,经济一直低迷,一个国家很难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力、资金和人才的流动、调整和布局都是全球性的,在一国范围内无法实现生产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单独面对和驾驭新科技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发展风险。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维护世界和平不仅需要各国努力,还要形成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解决国际争端的谈判机制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威国际组织。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各国共同承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解决生态危机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人口、贫困、暴恐等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各国的相互配合、协调行动,都无法真正解决。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上书,第477页)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展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发展趋势,因而日益成为检验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优劣的尺度。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展现了经济全球化不受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羁绊的客观趋势。

　　顺应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尽管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不能回避,更不能抗拒,必须顺应;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被动顺应,更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积极引领。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难以合理分享,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要加倍承担。如何在融入世界发展、抓住历史机遇而又不被西方国家吃掉,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

　　对于融入世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困难在于抵御西方国家控制、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太少。应当承认,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要获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权利,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奋斗过程。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是阶段性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趋势。从长远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必定属于世界人民。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发展,善于抓住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机遇,逐渐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扭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关键在于主动面对。必须认清历史大势,明确发展出路,勇敢地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怕呛水,不惧风浪,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必须把奋斗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在辛劳付出中壮大自己,在互惠互利中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资本任性逐利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会自动让位于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由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说了算的不公平的国际格局,不会自动改善为世界各国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我们只有团结起来面对困难,作出最大的努力奋斗,才能最终战胜困难,开创历史的光明前景。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7页)我们坚信,随着处于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