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敲的竹杠——“庆历增币”（二）_风闻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顺利签订之后，宋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和平为南北经济的复苏发展、交流创造了百年难得的机遇，逢年过节，辽宋双方的使介不绝于途，互派使节送礼致贺，双方都十分的重视和平带来的安定繁荣局面。

辽圣宗耶律隆绪临终曾留下遗言遗言：不得失宋朝信誓！

毕竟契丹人确实从盟约中得到实惠了不是。然而辽圣宗去世后没几年，继任者辽兴宗耶律宗真眼见宋夏之间互相伤害，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坐不住了，不趁火打劫一番，还是合格的操盘手吗？

这时候的辽成为了三国关系中的搅局者。

辽兴宗得意忘形之余，竟然对“澶渊之盟”心生鄙夷，认为这澶渊之盟对于辽朝来说是件吃亏的事情，不划算的买卖，表面上宋朝人输了岁币，但实际上通过榷场互市，宋朝人赚了远比区区三十万银绢岁币多得多的钱，更为让人头疼的是，宋朝货币充斥整个辽国，辽国输送给宋朝的都是战马牛羊等对双方来说必需品，而宋朝输送辽国的瓷器丝织品香料却都不是宋朝的必需品，在经济层面，辽国吃大亏了，有必要趁此机会改变一下不利局面。

然而辽国作为一个游牧渔猎与农耕并存的政权，除了军事层面，几乎没有任何对宋的优势可言。辽兴宗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只有军事威胁。

但是，师出得有名啊，这次宋夏打的不可开交，找个什么借口讨伐宋人呢？他们还是提起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幽云十六州。

我们都知道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取契丹人的支持而把北方边境的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送给了辽国，给享国一百多年的北宋挖了个巨大的天坑，伺候的辽国对于幽云十六州有着合法的统治权，但是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年间攻取幽云十六州当中关南十县的事情，一直是辽国借以发难的矛盾点。

从契丹人的角度来说，光复“祖宗故土”正其时也！

但是关于关南十县的事，四十年前签订澶渊之盟的时候辽国人就用来要挟过宋人，没用啊，宋人说关南十县的土地是后周柴家抢占的，不是我们宋朝抢占的，你跟我们要得着么？这个理由只能作为开胃菜，宋朝那帮文人有的是打嘴炮的本事，要抓宋朝人的把柄得上点硬菜。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辽国人抓了宋朝什么把柄呢？

一、辽国发难

宋夏开战，宋朝在宋夏边境备战备荒的同时，北部跟辽国的边境也没有闲着，为了防止辽国人借机入侵，宋朝加强了边境防务。

公元1040年（仁宗宝元三年），宋朝方面增补河北强壮军，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等地弓手，积极备战。

次年，宋朝方面又开始修缮宋辽边境的城防工事。

宋朝的一系列举动给了辽国方面足够的借口，很简单，这些都违背“澶渊之盟”的相关条约，这里我们复习一下“澶渊之盟”的相关条约：

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条约精神是，两国维持现有状态，不得新修城池，挖掘河道。

宋朝方面在河北加强兵备的举动成为了辽兴宗声言讨伐的主要理由。

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初，辽国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一面派遗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去往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

1、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

2、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

3、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

4、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在提出上述指责后，还提出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这时候的北宋朝廷慌了手脚，一个西夏就已经疲于应付了，哪有余力同时两面御敌。虽然料到辽可能会趁火打劫，并且作了一定的应对，但辽兴宗发出的战争恐吓仍然引发了宋廷朝堂大地震，事情必须高度重视，契丹亡我之心不死，如何应对辽人的南侵，成了当务之急。

辽使刘六符在东京对枢密使贾昌朝口出狂言：

宋人从太宗朝始苦心经营的河北水长城（宋朝由于失去幽云十六州天然的山地防线，为了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阻挡骑兵，宋朝方面挖了很多的防骑沟），不足依恃。

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也。

在他的口中，辽军上下都会一苇渡江的绝学，一个人一包沙土就可以把宋朝的防骑沟填平。

宋朝人吓得住吗？

二、状元解忧

对辽使的心理战，御史中丞王拱辰（十九岁中状元，著名词人）洞若观火，认为辽人尽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完全是恫吓。

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我，此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而祖宗所以限敌人也。

兵不厌诈、辽使这是在危言耸听，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会把军情公开暴露吗，应该到真正开战的时候才突然付诸实施，因此这不过是辽国方面虚张声势而已。

对辽兴宗的问罪，见王拱辰主动为君分忧。立即命王拱辰负责起草复信，对辽兴宗所述逐一据理力争，予以驳斥！对于辽国人指责宋太宗伐辽师出无名，王拱辰代表官家据理力争：

王师征河东，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岭关以援贼。太宗怒，遂回军伐之，岂谓无名？

宋太宗讨伐河东（当时的北汉，山西一带），契丹既然在通信使的情况下，却又入侵石岭关援助北汉，太宗大怒，这才回军讨伐你们，这怎么能算师出无名呢？

既交石岭之锋，遂有蓟门之役。

两军既然已经在石岭关交战，你们打了我们，我们才进攻蓟州以示惩罚。

当年宋太宗北伐幽云，是为了报复辽人阻扰宋人完成统一大业，已属不该，错的不是宋，而是辽，据理力争，反将错误归于辽国人。

关于在不告知辽国的情况下讨伐辽国的姻亲西夏，王拱辰这么回应：

李氏一直是宋朝边臣，被宋朝赐姓称藩、禀朔受禄事实清晰、证据确凿，李元昊称帝乃是僭越、分裂的不臣之举，中央政府出兵，乃是师出有名。况且事前也曾与辽通气，所以这一条指责也不能成立。

至于辽国人指责宋朝在边境上备塞隘路、阅集兵夫，“乃是边臣谨职之常，一句例行公事搪塞之，辽国人也没无聊到花精力去验证。

辽国人的书面指责被宋朝文人怼了回去，但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没有消除，如果能够靠文人的一张嘴就能把千军万马吓退，那以宋朝文人的嘴皮子，幽云十六州早要回来了不是吗？

宋仁宗面对当下危局，必须得做出有利的决定，对辽，显然还是和谈为先，谁去谈呢，谈些什么呢？

三、富弼出使

早在得知辽人陈兵境上之后，仁宗就开始思考如何消弭灾祸的良策。苦思之下，也惟有延续以金钱换取和平一途，辽国人要真有本事灭我大宋，四十年前兵多将广的辽军就打进开封了，何必在澶州城下踌躇不前。今天的辽国还有这个必胜的能力吗，辽国人的目的不过是趁火打劫捞一笔是一笔罢了，找这么多借口就是为了开个好价钱，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无非是出多少钱的问题。

仁宗拿定了主意，但外  交无小事，又在为派何人为使的事情而大伤脑筋。

如果令前文提到得王拱辰出使的话，赵官家又担心适得其反，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不代表外  交斡旋方面同样会八面玲珑。就在仁宗皇帝为派何人出使的事情心下烦恼时候，宰相吕夷简主动为君父分忧，向官家荐贤，使臣非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不可（右正言、知制诰就是谏官兼起草诏书的秘书，是进位宰执行列的重要途径，富弼的宦途很光明）。

富弼何许人？两年后**“庆历新政”**主持者之一，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执，但他跟此时的宰相吕夷简并不是一路人，还有很多过节，那吕相公为什么还要举荐他呢？

笔者认为这恐怕就是人臣之术，如果富弼出使辽国成功解决危机，那么有吕夷简的一半功劳；如果富弼此行不能完成仁宗交给的任务，那么正好可以借机把他挤出朝堂，排除异己，这就是党  争的一角。

作为富弼的好朋友，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则担心富弼此行很是凶险（欧阳修也曾出使辽国），于是请求仁宗另请高明，吕夷简并没有把这件事上奏给仁宗。

富弼接受任命之后，入宫拜谢仁宗，叩头恳言道：

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这是文人应有的气节，仁宗甚是感动，好言宽慰一番，先让富弼接伴辽国使臣。

富弼与中使（仁宗派出的宦官代理人）在边境接伴辽国使臣，辽使萧英借口腿疾不向中使行礼，这有损大宋国格，富弼义正辞严、据理力争：

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

曾经我出使你国，病中躺在车里，听闻要拜见立刻就起身了，现在我们中使代表的是我们皇帝陛下，你居然不拜，这是什么道理？

萧英听了这才起身行礼，并且在去往东京途中向富弼交了底，请宋仁宗增加岁币或者派公主和亲，富弼严词拒绝，萧英态度立马变了，表示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维护了皇帝的尊严，仁宗很高兴，决定进封富弼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院管理文书兼顾问的职位），富弼拒绝了晋升的机会，并且表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做为臣子为国为君赴汤蹈火，本为义不容辞之事，怎么能啖以官爵呢？仁宗得臣如此，国之大幸，立刻安排富弼出使的事情。

当年夏天，富弼一行来到了辽国，在面见辽兴宗的时候，富弼先发制人，率先向辽兴宗问责：两国交好数十年，现在辽国败盟，是什么道理？

辽兴宗对于宋使的发问早有准备，解释道：只因南朝违约在先，你们塞雁门、增塘水，修缮城墙，增加民兵意欲何为？我朝臣僚对这种败盟挑衅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纷纷请缨征讨南朝。群臣请求兴兵南下，我对他们说不如派遣使者索要土地，索求而没有获得，兴兵也不为晚。

呵，哪来的强盗逻辑，说得好像你倒是菩萨心肠！

富弼听完了正言相告：陛下您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您可能忘了，四十年前，要不是我们先帝宅心仁厚，在澶州城下放你们辽国君臣一马，你们还有机会北归，今天站在这里跟我们对话吗？

嗯，你不要脸也别怪我大言不惭！

接下来富弼“设身处地”为辽兴宗分析了当下的局面：

如果北朝（辽与宋互称南北）与中原互通友好，这样陛下您作为作为人主独享其好处，但臣下一无所有。如果要发动战争，利益就会大部归于臣下，而您作为人主就要承担祸患。因此这些鼓动您发动战争的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辽兴宗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南北通好，是符合南北两朝利益的事情。和平来之不易，维持和平是两朝人心所向；虽然经过数年的改革，国力有所增强，但宿将能臣多已作古，朝中无人能担当南伐的重任；宋人虽然在边境上有备战的动作，但并没有越境挑起事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贸然出师征讨，名不正言不顺。

富弼继续补充道：

我朝塞雁门，是为了防备李元昊来侵犯；而河北间的防骑沟也是始于通好之前，并不是现在兴修；而修缮城墙，增置民兵也不过是例行之事。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误会而已，并非是违约。

辽兴宗见这个借口说不过去了，便又老生常谈提起了幽云十六州这个老话题：

你说的这话，让我很受感触，没有你的话，我差点被朝廷里这帮孙子给框进去了，但所要求的关南十县，是我们大辽祖宗的地盘，我不能对不起祖宗啊。

这话说的，你祖宗的地还不是从我们汉人手里拿走的，但是话说回来，那是后晋送给辽国的，后周又从辽国人手里夺回了部分土地，这时候到底是站在汉人的角度还是宋朝人的角度去讲话呢？富弼也为难。

话说休会期间，辽兴宗派接伴使刘六符（出使宋朝那位）再次向富弼提问：“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

我们皇帝陛下说拿你们钱却要丢掉祖宗的土地太耻辱了，必须要归还土地，你们怎么看？

富弼一听就来火了：那是我们祖宗的土地，我来的时候我们赵皇帝说了，寸土不让，何况那可是十个县的土地，你们要的不过是这十个县的税赋罢了，我们先皇陛下不忍心看到两国刀兵相见，民众陷于水火，才忍痛同意给你们岁币，如果你们还坚持索要土地，那就是刻意败盟，罪在你方，苍天可鉴，你们最终会失败的。

刘六符听了富弼的说辞，也无言以对，只好摊手走人。富弼此次出使，对辽国的这一番言论已经把战和之事拔高到了道义上的高度，并且把辽国君臣割裂开来，为局势朝着“和”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辽兴宗请入乡随俗的富弼一同打猎，领略北地美好风光。趁此机会，兴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想要保持辽宋的传统友谊，最好还是把关南十县还给我们。

富弼见辽兴宗还是贼心不死，只好再次强调：你们既然坚持以得地为荣，由此必然会引发我朝以失地为耻，两朝既是兄弟之国，理应是荣辱与共才是，陛下您甘心看到双方一荣一辱吗？

不愧是嘴皮子行家，要点钱的事情愣是欲盖弥彰上升到了荣辱问题。

辽兴宗碰了一鼻子灰，打完猎之后，再次派刘六符表达了他的想法：

我们陛下听了您关于荣辱的一番教诲很是受用，如今只剩下和亲一个办法能维持双方友好了。

富弼当时心里肯定是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谁说我们汉人皮厚，这帮契丹人不遑多让好吗，要点钱的事要拐这么多弯子。

实际上辽国人提出和亲无非是想骗点宋朝方面的嫁妆罢了，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一点富弼心知肚明，他回复辽国方面：和亲不好，容易产生矛盾，何况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友谊，我朝长公主出嫁嫁妆不过十万缗罢了，一次付清就没有了，哪有源源不绝的岁币来得实惠，你们是不是傻？

这里要说一下，宋朝是汉本位思想相对严重的朝代，华夷之辨讳莫如深，从太祖太宗开始就对于汉唐的和亲政策很是不以为然，富弼这么做一是防止和亲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不确定因素，二是为了维护宋皇室的一点尊严，即便是宗室子女也不可以和亲。

和亲不如岁币。

无奈之下，辽兴宗只好放富弼回国，一来是让富弼回去跟宋仁宗那边商量一下，二来自己这边也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对策，这个竹杠该怎么敲。

富弼出使归来，向宋仁宗报告了在辽国的如此那般，宋仁宗很是高兴，把再次出使辽国的任务也交给了富弼，宋人明知辽国人是趁火打劫，敲一笔竹杠的事情而已，但是堂堂大宋不能当冤大头白白让人敲竹杠不是，一纸澶渊之盟宋朝在表面吃亏的情况下实际在逐步做空辽国的经济，那么这次再输岁币也要让辽国人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拿钱就得帮忙办事，那么宋朝人这次打算怎么给辽国人出难题呢？

敬请期待不好敲的竹杠——“庆历增币”（三）拿人钱财与人消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