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改革开放 40 年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_风闻

学术发展的三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专业化阶段, 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头几年是学术创新 阶段,此后至今是研究方法自觉和体系性理论创新阶段。

　　 从业余走向专业化的阶段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很少有受过国际关系专业高等教育的,对于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知之甚少;该专业没有学术期刊,也没有理论著作。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中国的首次学术事务。1978年首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由北京大学招收, 1980年首个国际关系学会(原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 1981年首篇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发表, 1983年首次评定国际关系专业的技术职称, 1985年首部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出版, 1987年首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988年首部中国外交政策著作出版, 1989年首部国际关系专业教材出版, 1991年首次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

　　 从深度国际评论走向学术研究是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进程。199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对于学术研究、时事评论、政策分析、理论研究缺乏明确的区分,很多人将国际时事评论、政策分析和国际形势介绍都当作学术研究,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只存在于外交史和国际法两个领域,而这两个领域又与国际关系专业有很大的差别。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化进程主要体现为规范化和理论化两个方面。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在京召开了“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研讨会,此后国际关系专业著作和期刊逐渐开始刊登注释,而之前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只在引用无产阶级领袖的原文时才作注释。1996年,首部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出版。此后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出现了繁荣时期,规范化的学术文章和著作大批涌现。

　　 从低水平重复走向有方法意识的理论创新阶段。199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学术繁荣局面在21世纪初遇到了发展瓶颈,即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数是介绍、综述和评论,而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当时的学术会议经常讨论如何突破低水平重复的问题。2003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和《中国社会科学》两刊联合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此次会议内容刊发后,学界开始强调方法意识、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同年,清华大学创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2005年起,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开始刊发20000 字左右的学术论文。接受了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群体性地成长为学术骨干,原创性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增加,低水平重复的困境得以突破。进入2010年代后,体系性理论的创建成果不断出现,开始形成学术流派。

　　 如今,定量研究成果不再是个别现象,大数据方法进入了应用阶段,一 些高校建立了国际关系实验室,在国际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目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明显超越了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 是否进入了新阶段,将由今后的历史来判断。

改革开放对学术进步的作用

　　 改革开放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 可归纳为四点:摒弃旧观念、提升研究能力、提高学术标准和创造研究便利。

　　 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不断地解放思想、摒弃旧观念。国际关系学术认识的进步是以意识到已有认识的不足或错误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了解到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成果,得以不断增加摒弃旧观念的知识基础,于是,许多旧观念被新的认识所取代。例如: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观念,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所取代;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观念,被世界大战危险日益下降的认识所取代;国际关系是阶级关系的观念,被国际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认识所取代;全球化是美国化的观念,被全球化是历史发展潮流的认识所取代;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被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出发点的认识所取代;多边主义和国际社会是西方的观念,被多边主义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认识所取代;在国外拓展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行为的观念,被为我国拓展的国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的认识所取代。这种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的做法,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术进步的最主要路径。

　　 改革开放为提升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有机会与高水平的国际学者进行交流,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和研究方法带回国内。学成归来的学者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方法传授给大批高校学生,群体性地提高了青年学者的创新研究能力。“ 70后”学者成为学术骨干之后,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的困境得以突破,就是典型例证。201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国际化现象,即国际发表大幅增加,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由于教学和科研都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我国部分“ 80后”学者的学术水 平已超越欧洲国家培养的博士。

　　 改革开放提高了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标准。学术标准不是人为规定的标准,而是学界同仁的学术共识。学术标准是随着学界知识的深入而不断提高的。由于改革开放既提升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又使我国学者了解到了国际学术标准,于是我国的学术标准也就水涨船高了。例如,学术论文和著作有了严格的注释规范和反抄袭标准,学术著作和期刊采取匿名评审制度,技术职称评定开始采取国际评审制度,学术评价采取了引用率、Q1期刊、知名大学出版社等综合性标准。2008年创建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也是参照国际学术标准建立的。学术标准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高水平研究的作用。

　　 改革开放提供了学术研究的便利条件。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研究其他国 家的情况,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和对外政策是最基础的工作。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有可能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有可能到对象国阅读档案,使用国外的数据库;有可能与外国同行共同工作或合作研究。在这些便利研究工作的条件下,与外国人建立私人友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朋友间的互信能使研究者了解到外国人最真实的意见和观点。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开放程度决定了研究者获取国际信息的便利程度,这对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重要。

4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借鉴

　　 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笔者以为,在诸多经验中,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是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发展的最重要经验。

　　 1980年代,我们破除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观念。学者们破除政治迷信,学习了国际上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借鉴各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如今,学者们仍需要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不把任何思想定为一尊,而要鼓励百家争鸣,使各种流派在争论中提高原创水平。为此,借鉴国际研究成果仍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的文献综述须涵盖国内外所有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成果,并判断可借鉴之处及存在的缺陷。

　　 1990年代,我们破除了不服务于政策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观念。学者 们破除了不为政策服务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这种政治观念,从而使我国国 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得以发展。如今,为了应对智库建设兴起使得学术研究 面临边缘化的现实,我们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有为人类进步作学术贡献的 情怀。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世界、增进人类的知识,学术研究可能与对外政策无关,但却与人类进步相关。为此,我们需要坚持走国际化的道 路,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接轨,通过国际发表创造被国际同仁所认可的知识。

　　 21世纪初,我们破除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破除了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后,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变量控制概念 在“70后”学者中得到普及,群体性地提高了原创研究能力,改变了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如今,我们面临着创建普遍性理论还是中国特色理论的分歧,面临着侧重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的分歧。对于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来讲,共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必要的。然而,在我国要推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还得进一步破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因此只有不断学习新方法,才能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是学习借鉴外 国经验和知识只能缩小差距,而要实现超越则要依靠创新,因此创新成为学术进步的最主要来源。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能力,我们需要更加解放思想,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同行对话,参与最前沿的国际问题研究。

附加其他采访

特朗普选择单挑战略与中国竞争的做法，对中国来讲是个机遇。

中国国庆长假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长篇演讲。虽然早有预告，外界仍对这篇演讲的内容有些意外。彭斯在讲话中历数中国几大“罪状”，但即便美国媒体也认为他的话语中充斥无端指责和不实指控。正因为如此，观察家们感受到演讲背后流露的浓浓“冷战”气息。我们该如何看待美国领导人这篇讲话？美国真的想要打一场冷战吗？它与美国的对华外交战略是什么关系？一些传统的冲突热点会否因此升温？《环球时报》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进行全面解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彭斯的演讲稿由了解中国但立场反华之人撰写，提“中国干涉论”可能是为“甩锅”

环球时报：对于彭斯这篇演讲稿，有人赞其写得好，有人说它缺乏深度，拼凑了一些媒体的报道。您的看法是？

阎学通：人们之所以对这篇演讲的看法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是因为人们已有的对中国的认识不同，这也包括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有不同的认识。看法与彭斯演讲观点一样的人，会说写得好，反之则会说写得不好。我认为，这篇讲话是由对中国有相当了解但政治立场反华的人写的。即使这篇演讲具有争取美国多数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作用，从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讲，该演讲给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影响恐怕是弊大于利。演讲明确告知世界特朗普政府要搞冷战，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的多数人都反对搞冷战。

环球时报：一些人由此想到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在您看来，彭斯的演讲有这样的分量吗？

阎学通：丘吉尔的演说不是冷战的原因，只是冷战发生的标志。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判断大国战略竞争成为国际战略矛盾的核心，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这个报告所起的标志性作用远大于彭斯演讲，彭斯演讲只是对报告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详细阐释。

“冷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可定义为“核威慑条件下以代理人战争为手段进行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略竞争”。冷战并不是指没有体系战争时期的大国战略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一战之前的和平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都不被视为冷战。我认为，当前的两极化在5年之内即可成为定型的格局，但这个两极格局将不同于冷战，而是恐惧和平，即人们长期担心大国间发生直接战争而战争未发生。

我认为彭斯的演讲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特朗普政府的中期选举争取选票，因为今年3月之后，美国社会负面的对华观点成为主流；二是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争取社会支持，因为美国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够专业。

环球时报：彭斯提到，跟中国对美选举的干涉行为相比，俄罗斯是小巫见大巫。他是否是在统一国内立场，要将公众关注的焦点从俄罗斯转移到中国？

阎学通：我不认为这个演讲能起到将美国公众的关注从“通俄门”转移到所谓“中国干涉美国内政”上去的作用。彭斯重复特朗普在联大上说的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为了“甩锅”。目前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占有优势，共和党处于劣势，现在说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可为选举失败铺垫好台阶。这有点报复民主党的味道，即民主党说特朗普赢得大选靠俄罗斯的帮助，他现在就说民主党如果赢就必然是靠中国的帮助。

台海没有战争风险，最担忧战略竞争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

环球时报：在彭斯发表演讲后几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时称，美国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您怎么看他们的不同表态？

阎学通：美国制定全新对华政策的工作应该不会晚于去年11月中旬。特朗普去年11月10日结束访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于12月18日，之间只有五周多一点时间。我怀疑特朗普访华前就已经安排写这个报告了。彭斯演讲是在落实全面审视对华关系后的基本政策，不是才开始。蓬佩奥的说法从文字上来讲也不算错，一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中，还没有出台，估计过些时间就会出台；二是美国将出台的对华全面对抗政策可能不使用“遏制”这个词。他们两人说的没有矛盾，彭斯讲的是对华政策的原则方向，蓬佩奥讲的是具体政策。

环球时报：彭斯演讲中多次提到台湾，包括拉美三国与台“断交”等，其论调同以往的美国政府相比是明显变化吗？台海战争风险会骤增吗？

阎学通：特朗普一赢得大选就表示将支持“台湾独立”；他和蔡英文通话，说不承认一中原则；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第二天，让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派正局级官员到台湾参加与蔡英文同台的政治活动；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台进行官方往来和军事合作……我认为找各种理由来证明特朗普不敢支持“台湾独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特朗普对台政策还有不明确的方面需要研究，应是其支持“台独”的政策会增强得有多快，以及全面恢复美台军事同盟活动将达到什么水平。

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是有界限的，即他不敢发动核战争。面对朝鲜非常有限的核力量，他都放弃最初对朝进行定时军事打击的想法，因此也不会冒与中国直接战争的危险。他支持台湾和平“独立”而非武装“独立”。中国自提出和平统一后，武力统一已不是对台政策目标。因此，特朗普任内，台海没有战争风险。

环球时报：当下，“美国朝野反华论”兴起，真的到了这样的程度吗？

阎学通：今年3月之后，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我7月末去美国参加一个中美海上安全合作会议，与会的美方代表基本上是长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长期从事中美友好活动的人士。会上美方代表使用的语言非常谨慎，但内容针对性非常强，用很多我国对内政策为例，支持他们对中国政策方向的疑虑和恐惧。美国社会反华舆论与我国内政有关，这证明中央在2006年所作的“内政和外交两个大局已合为一体”的重大判断是正确的。给彭斯写稿的人知道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也知道人们普遍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个逻辑，因此在彭斯的演讲中用我国对内政策来支持演讲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反华观点。

环球时报：有学者认为，中美目前只是在经贸、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在传统军事安全和政治外交上并不存在风险。您怎么看这一观点？美国加大南海巡航力度会成为风暴点吗？

阎学通：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我们当然希望中美战略冲突不要扩散到其他领域。但冲突能否控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取决于双方的策略选择。从目前的趋势看，扩散到军事安全领域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不再邀中国参加环太军演，与台湾军事合作已经开始，以中俄军事合作为由制裁中国高级将领。现在朝核问题已不再是东亚安全热点，热点移向台海和南海的可能性上升。中美军事冲突增加具有必然性，但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为核武器使双方都不敢进行直接战争。我个人最担心的是双方战略竞争从安全领域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一旦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双方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就会出现。

特朗普的另类需充分估计，其单挑战略对中国是个机遇

环球时报：过去大半年，无论是挑起贸易战还是加强制裁俄罗斯，都是美国对外大战略的体现吗？

阎学通：去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今年1月的《国防战略报告》非常明确地描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愿相信这两个报告表达了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想法。有些人以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为由，说他说一套做一套，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认为他不会另类到与以往美国领导人完全不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领导类型决定其政府战略偏好。我认为，我们需要充分估计特朗普的另类性，他是个与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同的领导人，对其大战略的另类性，应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环球时报：特朗普好像没打算联合盟友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对盟友也多有责难，为什么？

阎学通：特朗普不靠盟友进行战略竞争的做法也反映出其领导类型的另类特点。特朗普与盟友闹矛盾的原因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原因有相似性。核武器使中美两国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两国都认为既然不打大仗，军事盟友的价值就不大了。维持同盟关系是有成本的，当看不到维持同盟的成本见收益的前景时，就放弃同盟了。

特朗普选择单挑战略与中国竞争的做法，对中国来讲是个机遇。自1989年以来，除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外，长期以来在中美冲突问题上我国都面临美国带领盟友的集体压力。特朗普单挑战略一方面使我国崛起不面临西方集体围堵，另一方面恶化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这两者对我国崛起环境的利好影响远大于特朗普与华对抗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我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普遍改善，包括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冷战结束后的最好国际战略机遇。

坚持以美国为重中之重的人，会认为形势对中国不利，对认为周边国家关系总和的重要性超过美国的人来讲，现在的形势有利于中国。

中美战略竞争已有8年，这种关系未来10年不会逆转

环球时报：中美竞争加剧会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趋势吗？过去10年，有人提出G2、“中美国”等说法，如今看，中美之间的积极面还有哪些？

阎学通：奥巴马于2010年采取“重返亚太”即“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用来平衡或防范中国崛起的。从2010年起，中美之间就是竞争大于合作，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竞争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本质。中美关系的性质在2018年没有改变，只是竞争的程度更加凸显，特朗普防范中国崛起的手段比奥巴马粗鲁，使得否认中美战略关系本质是竞争变得更困难了。

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为起点，中美战略竞争已有8年时间，现在呈现出不断加剧之势。由于中国实力增长速度减缓，缩小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时间会拖长，因此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果也会延后。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从历史上看，一个两极格局形成后，持续20年或更长是个普遍现象，因此我预测10年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会发生逆转。

彭斯如此反华的演讲，竟以表达与中国合作意愿结尾，这种矛盾做法反映的就是双边关系还有积极因素。全球化条件下特朗普政府无法让中美关系完全脱钩，无法像对苏联那样完全关闭大门。美国仍需要在防止核扩散、反恐、打击国际犯罪上与中国合作，还需要与中国保持高层交往，需要中国游客去美国消费，需要中国富人买房，需要进口中国商品，还需要中国学生交高昂的学费和做数理化的助教（因此只限制高科技专业招收中国学生）。这给我国通过加大开放稳定双边关系的策略提供了条件。

我想说，我们应借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破解西方封锁的经验。加大各领域开放力度是当年成功的主要经验。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国都不撕掉进口的外国杂志中有关中国的报道，结果1993年我国国际环境就全面改善。加大开放不仅有助于我们赢得贸易战，而且可以推动中国崛起早日成功。如今的信息化时代，网络在大国战略竞争中有至关重要作用，开放网络将大幅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即战略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