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 国外电影人看中国电影市场：没有那么糟，但也没有那么好_风闻

作者 / 张一瓜

“我想在中国发展。”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韩国留学生Aaron回答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渴望和不确定。

留学签证期限将至，因大家都了解的原因导致他在中国找理想的影视相关的工作并不顺利，工作至今还未落实。在北京读了3年影视相关专业的Aaron现在陷入迷茫。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外电影人来到中国这片土地，参与进中国电影的发展与创作当中，那么，这些国外电影人在中国的生存现状如何？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

进入：为中国而来

明显感受到国外电影人来了，是从电影市场中合拍片数量迅速增加开始的。

先是曾担任韩国知名影片《流感》《阳光姐妹淘》制片人的安兵基转战中国，执导了恐怖片《笔仙1-3》和《外公芳龄38》等；接着好莱坞知名导演雷尼·哈林拍了合拍片《绝地逃亡》，并执导纯国产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照明》；而创作《情人》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也来华执导了《狼图腾》；在2017年上映反响很好的西班牙批片《看不见的客人》，导演奥里奥尔·保罗在今年又推出了新作《海市蜃楼》，并在中国路演时透露，他已经和中国的某影视公司达成合作，将会负责拍摄自己擅长的悬疑类题材作品……

▲《看不见的客人》导演奥里奥尔·保罗来华宣传

越来越多的国外电影人开始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中。而拍sir在采访国外电影人时，他们也分述了自己来中国的原因。

当前在中国影视行业算是小有名气的德国摄影师陆一帆，曾先后参与娄烨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李玉的《观音山》《二次曝光》以及王小帅的《玉米人》等，接下来即将上映的《两只老虎》幕后也有陆一帆的参与，在中国摸爬滚打17年，如今陆一帆也真正成为中国影视行业的资深摄影师。

▲陆一帆在拍摄作品过程中与团队交流

早在2002年就来到了中国的陆一帆，要远早于大多数在中国影视市场繁荣后进入中国的国外电影人。“那时候，中国影视行业还没有市场的概念。”陆一帆来中国，最开始纯粹是因为兴趣。“没想到，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1999年，陆一帆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了一学期的汉学课程，并后续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系统学习了汉学专业，辅修电影。“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期间，学校有个电影社团，每星期都会放映中国电影。那时候有接触到很多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我很喜欢他们讲故事的那种粗糙的真实感。”

陆一帆自此对中国的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要到中国去。

最开始，陆一帆来中国进了语言班，“但是学习的内容和现实应用是脱节的。”于是，一方面为了锻炼自己的中文能力，另一方面想要进入自己真正喜欢的领域，他先后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两次，分别进修了影视导演和影视摄影。并努力融入到中国的电影圈。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终于和多位导演合作。

与陆一帆来到中国原因相似的Aaron（开篇提到的那位），除了对于中国文化感兴趣，更多的是对中国影视市场充满了好奇，于是2016年他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并且三年前，Aaron就已经在韩国的制片公司负责了多部中韩合拍的影视项目，其中就包括票房过亿元的知名中韩合拍片。

“作为韩国人我已经很了解韩国的电影市场，所以我想更了解中国的电影市场。”为了更好的参与到两国合作的影视项目中，Aaron在中韩合作最为密切的时间点，进入中国。而如今，中韩影视行业合作陷入冷冻期，Aaron面对这样的市场情况，心中不无苦涩——“谁知道接下来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虽然当前中韩影视合作受阻，但在Aaron看来，中国电影市场前景很好，“它的体量太大了，而且这个行业将电影、电视剧和综艺以及动漫、游戏都打通了，一切皆可影视化，这在韩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希望毕业后能够继续留在中国，参与影视制片、策划等工作。

同样看好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前景的还有松林中国高级副总裁海思玲。生于香港、在东南亚长大的英国人海思玲，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面对大学毕业是留在英国发展，还是在中国工作，海思玲最终选择了中国：“2010年左右，中国的机会很多，影视市场非常红火。”海思玲一开始在上海工作，之后成为号称欧美大片制作基地的松林制片厂在中国的外派员工，并参与了青岛东方影都的项目。

从懵懂发展的电影市场，到如今年票房收益达到600亿元的影视产业大国。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负责电影后期特效的外国人、以及负责影片海外市场发行的工作人员都被吸引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外电影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

不止是电影行业，在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外籍人员总计超59万人。而统计中包括港澳台居民的人数，其中来华以商务为目的有超20万人；以就业为目的20.1万人；以学习为目的20.2人。可以看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为中国市场和中国文化而来。

挣扎：那些不得不面对的事儿

虽然之前中国市场在迅速发展。但生活大多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来到中国发展的电影人又怎么会都一帆风顺？

作为外国人，适应中国的生活、与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样不易。

一般说来，中国影视公司对于国外电影人的需求有限，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影视公司，他们对于外国工作人员并没有太大的热情，首先是没必要，其次是会加大公司的运营成本和行政工作的难度。因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需要定期办理工作签证，据有关人称，一旦逾期所面临的罚款都需要公司来承担。所以，如无必要，公司雇佣外国人并不划算。这也增加了一些国外电影人在中国求职的难度。

而且身处异国，文化隔阂问题在所难免。其中语言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理解其内涵紧跟其后。即使一个外国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真能够将中国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内涵读懂，并能够处理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仍需在中国待上数年。

“这个外国人会不会不了解我们的文化？”对于国内的电影团队，在面对国外电影人时，大多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有些外国人技术上没得说，但在沟通上确实不太容易，甚至有些费劲。”一位曾和一句中文都不会的外国电影人合作，留下的印象并不太愉快。陆一帆对此也承认，没有在中国待上几年，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语言内涵的，更不要提那些话中有话的中国式表达。

语言上的障碍对于海思玲来说倒是不存在，但是她对于融入中国这个民族却颇有感慨。内在的融入向来是外国人进入陌生国度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点在中国同样存在。

难以融入，也是很多国外电影人不选择长居中国的原因。特别是那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和那些不懂中文的电影技术从业者，他们被派到中国工作，但最终他们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国家。除非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否则单单就是那种身在异乡孤独感，就让人难以长久忍受。

即便选择留在中国，且能够较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与社会，国外电影人同样需要面临与中国年轻人一样的生存问题，例如一线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是的，就算是外国人照样买不起北上广深的房子），如果有国外电影人在中国找到男女朋友，并以结婚为前提谈恋爱，他们还要面临中国家庭、中国婚恋关系等更为细枝末节的方方面面问题，某特效公司的印度籍技术总监Eric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至爱，但碍于国别原因，他对于这段感情的发展也陷入困惑：“我也不确定自己之后会不会回到我的国家发展，但是目前我是很喜欢中国，而且很爱我的中国女朋友。但是，她的家人好像不太希望她以后结婚距离他们太远，我们之间就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达成共识，我很困扰，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Eric迟迟没有将早已买好的求婚钻戒戴到自己喜欢的中国姑娘的手指上。

无论是在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工作，还是生活，对于本国同胞来说都充满挑战，于自小接受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而言，又怎么可能轻松？如果把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比喻成游戏，只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玩法，才能够减少自身的痛苦。

除此之外，行业与市场的方向与趋势变动，也同样影响着这些外国电影人，而且因为外籍身份，他们反而成为变动当中最为敏感的一部分。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税务地震，让海思玲印象深刻。“之前中外尝试合拍片的团队很多，进展也很顺利。但税务风波让一切都瞬间冷却了下来。”“不太稳定”，是海思玲对于当下合拍片局势的直观感受。

政策上的变动，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外电影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之前提到的Aaron便是一例。因为中韩影视业务大面积暂停，在中国工作的韩国电影人无疑受到波及，这两年被迫回国的并不在少数。

而目前发展势头颇高的批片市场业务，一些具体负责这些工作的海外电影人内心同样戚戚。“批片也是看天吃饭的行当。”稍有不慎，或是时运不济，好不容易谈下来的版权就会被无限期搁置，“等到获得放映资格，很可能版权已经过期。”一位批片公司的负责人这样说道。这是影视行业的无奈，也是接触国际业务时刻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在拍sir采访其它国籍的国外电影人时，当谈及具体政策变动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们在中国发展遇到的困难，譬如歧视、工作上能力被质疑等，他们也都一度陷入沉默，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息。

抉择：在游戏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玩法

在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玩法，对于外国人来说确实需要时间。

除了Aaron这样初来中国、还处于适应、摸索阶段的国外电影人，拍sir采访的其它国外电影人，都已经通过在中国的长时间工作、生活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生态模式。

其中让拍sir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海思玲。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本打算在中国注册影视制片公司的海思玲，后来选择回伦敦创办影视公司，然后以国外影视公司的身份去投资和运作影视项目。“我接下来运作的这个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制作低成本、面向电影节的艺术片，以售卖版权来进行营利，而非按照商业片套路进行包装和运作。”

山不就我我就山。海思玲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发展自己接下来的影视业务。在预备购房方面，她同样以这样的思维去面对。“中国的房价太高了，而且首付比例也不低，在英国首付只需10%，在中国就高达30%-40%，对于年轻人的负担太大。”因此，海思玲决定在伦敦购房，在北京租房。

适应和习惯一个地方，是从融入其中开始的。它需要建立亲密的关系，了解其中的深层文化，让自己不在置身事外。

在中国打拼自己事业的国外电影人，总要经历从新鲜到磨合再到适应的过程，而真正能够成为“中国通”至少也需要3年以上的接触和学习。再加上，影视行业本就看重人脉、圈子等文化，国外电影人想要真正走进这个圈子，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的。

“最初或许会遇到质疑，但是圈子就那么小，你做好自己的工作，自然就会被这个圈子认可。”正在努力经营自己在中国的影视人脉圈子的法国电影人Bruce如是说。虽然Bruce并没有多谈自己曾经被质疑的遭遇，但是当下他确实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和能力获得了小圈子的认可。

一切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来乍到的国外电影人在中国发展无需那么着急。

其实，国外电影人在中国有自己的明显优势，如果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必然得天独厚。当我问海思玲，英国电影人在中国的发展优势有哪些时，她回答说，“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发展很快，但是仍缺少大体量的影片运作经验。而英国的很多剧组工作人员有丰富的操作1亿美元以上的片子经验，这或许就是他们的优势之一吧。”

显然，答案并不全面。那么具体还需战斗在各个岗位的国外电影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