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究竟是不是中药？——对中药科学化研究的思考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颖翀

原帖：http://www.cssn.cn/kxk/kxyrw/201606/t20160621_3078682.shtml

这里再补一篇中药科学化研究，中医中药都能够、也应该科学化，否则就没有出路。

中医的有效性、安全性必须有符合科学的描述。

在整个知识转型过程中,传统本草知识被重新认识、改造与书写,一套传统与科学并存的学说体系出现,具备现代学科特征的中药学逐渐形成。中药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中药,而是被赋予了全新内容的“再造”中药。

　　2015年10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科学家。在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关于青蒿素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青蒿素究竟是不是中药:废医存药是不是应该推行等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此番情景依稀令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医论争。近代以来,中医人注定要身处两难之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如何抉择,何去何从,着实不易。

　　近代以来中药学科的发展既有传统本草知识的铺垫,又有西方科学的推力,两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关系。民国之后,一批留学欧美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回到国内,逐步将生药学、药物化学、药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应用到中国本草学研究中,自此传统本草学开始向近现代中药学转型。这一转型本质上是对传统本草知识体系的扬弃,先天带有明显的科学烙印。转型之路漫漫而修远,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整个知识转型过程中,传统本草知识被重新认识、改造与书写,一套传统与科学并存的学说体系出现,具备现代学科特征的中药学逐渐形成。中药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中药,而是被赋予了全新内容的“再造”中药。

　　18世纪前,中西方药物交流基本延续着古代博物学传统,外来知识并未直接影响和改造中国传统本草学原有的知识核心。19世纪中后叶,英、德、法、俄等国学者和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大范围采集植物标本,并进行品种识别和鉴定。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有机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欧美及日本科学家开始针对传统药材展开药物成分分析和药理作用阐释。自生药学入手,展开药物成分分析,再进行药理研究的“三位一体”研究模式开创了中药科学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之后,随着赵燏黄、赵承嘏、陈克恢、朱恒璧、张昌绍等人学成回国,加之同期在华外国学者如伊博恩(Read, Bernard E)、久保田晴光、中尾万三等人的努力,这一研究模式被全面引入到中药研究中,由新一代药物学家创立的全新研究范式和观念被确立,并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药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中国中医药50年》一书中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中药学科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都与新的研究模式有关。

　中国本草文献数量众多,其中专著部分有800余种,内容庞杂繁多,单就名实关系一项,就常会遇到同名异物、异名同物以及有名无物等情况。生药学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将传统本草按照近代动植物分类体系进行整理和考证,用西方分类学方法重新梳理本草文献中的名物关系。

　　需要着重提到的是在抗疟药物发现史中,青蒿素的发现可以用“因缘际会”来形容。在中医古籍文献中,常山抗疟的记载很多,而青蒿疗疟的记载却很少。在青蒿素研究的口述采访中,当时的组员余亚纲回忆,组里做药物筛选时,着重参考了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1965年编辑的《疟疾专辑》一书。该书收录了《外台秘要》中治疗疟疾的医方,其中就有转引自晋代医家葛洪(约283—343年)《肘后备急方》“青蒿疗疟”一条,其云“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正是在该书对古代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青蒿才成为科研组重点筛选药物之一。后经过大量实验,发现青蒿对鼠疟原虫有着高度抑制性。科研组长屠呦呦决定将青蒿抗疟的情况先后向中药所领导以及523任务组汇报,大家的研究重点此时才从常山转移到青蒿,一举突破了研究瓶颈,最终掌握了“芝麻开门的暗语”。经专家团队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是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完全是一种不同于喹啉环结构的新型抗疟疾药物。

　　假设没有中医古籍文献对“青蒿疗疟”的记载以及现代中医文献学者的整理工作,那么抗疟药物的筛选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重大突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为了找寻治疗疟疾的药物,仅在1972年就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但依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型抗疟药。客观来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药科学化研究中极为成功的典范,在世界药物发现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的成功虽不至于绝无仅有,但确实是寥若星辰。药材的成分研究偏于药物化学,对成分的作用机理则是药理学的研究内容。

　　在现代药理学发展初期,药理学与生理学关系密切。中药药理研究从单味药开始,经过国人近百年的研究,成绩斐然。《中华本草》收录药物共8980种,有药理作用说明的1000余种,较深入研究则有近百种。很多研究实际拓宽了中药的使用范围,如丹参、虎杖、延胡索、板蓝根、黄连、雷公藤、五味子、靛玉红等。可惜的是,中药还是太复杂,目前大部分中药的传统功效依然难以用现有科学研究来解释。传统本草学体系的转型貌似遥遥无期,传统中药理论中的四气五味、归经等学说依然难被完全地等效转述为科学命题。

　　统计2005—2014年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中医理论专项课题,几乎都是对中医学说或经验的检验性研究,中医界内部曾批评此类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与中医临床似乎有越来越脱节的倾向。在评价中医药学科发展时,常能看到不同的评判标准,如科学标准、疗效标准、文化标准等,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一定程度说明了学科的尴尬境地。当然这些都是维护中医药正当性的手段。但手段多了,反而令人无法适从。究竟是方法层面出了问题,还是纯属无奈之举?

　　纵观近代以来中药科学化研究,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常将中药使用中存在的客观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时,研究总能进展顺利,结论也明晰可解。但如果涉及本草传统学说或以学说为研究对象,则研究往往会限于困境。

　　有些专家认为中医太复杂,中药太复杂,现代科学尚不足以解释这类复杂现象。但是精神病学史的研究或许能给我们另一种有益的反思。精神疾病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在20世纪50年代,氯丙嗪出现之前,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单一。氯丙嗪的发现和使用对现代精神医学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从精神药理学入手探究精神疾病发病机制的路径。中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开拓者之一沈渔邨院士曾说过,“药物乃是化学物质,药物既然可以治疗精神疾病,岂不就说明精神疾病有生化病理基础”。同样对于能够治愈疾病或改善征候的中药而言,中药所含有的化学物质才是中药起作用的关键因素。

(作者单位:上海市中医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