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中国资产超千万富豪197万人，不到千分之二人群坐拥1/3财富_风闻

（中国证券报）

2018年，国内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197万人，高级白领成为富人阶层重要支撑，人数比例达36%。千万富豪是如何“诞生”的？按职业划分，我国高净值人群主要分为创富一代企业家、二代继承人、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专业人士、职业投资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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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8年，国内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197万人，坐拥61万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不到千分之二的人群持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个人财富。

高净值人群的产生途径、投资变化也成为我们观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重要视角。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一、高级白领（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专业人士）成为富人阶层重要支撑，人数比例达36%，首次与创一代群体看齐并列第一。

二、高净值人群对收益率预期进一步降低，要求“高于储蓄收益即可”的占比为过去十年的最高值，超过50%受访者计划财富传承。

千万富豪197万人人均持有3080万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增速相应放缓。2018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190万亿元人民币，2016-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为2008年来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预计到2019年底，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将首次突破200万亿大关。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及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受实体经济下行与市场波动影响,增速也较往年有所放缓。2018年, 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197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由2014-2016年的23%降至2016-2018年的12%。预计到2019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到约220万人。

从财富规模看，2018年，197万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61万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为3080万人民币。

2018年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3.9亿人，按此计算，中国高净值人群（或可称为千万富豪）占人口比例不到千分之二（0.14%）。换言之，不到千分之二的人群坐拥超过三分之一的个人财富（这里的个人财富指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和）。

即便迈入富豪俱乐部，富人圈里分化也很明显。2018年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人民币的超级富豪共有17万人，在富豪圈内（197万人）只占据不到10%的比例。但17万超级富豪总计持有资产25万亿人民币，占据千万富豪持有可投资资产的40%以上。

从区域分布来看，截至2018年末,全国有23个省市的高净值人群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其中山东高净值人群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 迈入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五省市所在的第一梯队；另有5省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5万人，分别为四川、 湖北、福建、辽宁和天津。

富豪是如何“诞生”的：36%是创一代 还有36%是高级白领

千万富豪是如何“诞生”的？按职业划分，我国高净值人群主要分为创富一代企业家、二代继承人、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专业人士、职业投资人、其他。

过去，一代企业家在数量占比上一直保持传统优势，创业是造富的主要途径。随着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经济崛起下的股权增值效应，推动企业中、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新富人群涌现。

调研数据显示，2019年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及专业人士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由2017年的29%上升为36%，首次与创富一代企业家群体看齐。二代继承人、职业投资人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均较2017年有所下降，分别为9%和4%。

在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及专业人士这一高净值群体中，企业高级管理层近年财富增长较快，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达14%。他们的财富从何来？受访的高净值群体中，约30%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提到上市企业股权激励增值为其主要的财富来源，其中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提及率更高，达40%。

招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王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富人群中相当部分是上市公司董监高。伴随越来越多企业推行股权激励制度，公司上市后，越来越多企业管理层或专业人士通过股权变现享受到资本红利。这一趋势在科创板放宽股权激励对象和上限后更加明显。

“有些大公司一上市，可能几千人都成为高净值人群，资产上千万。我们会把上市公司董监高作为重要的客户群体来经营，并针对性服务科创板企业高管。”她透露。

迈入千万富豪俱乐部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有什么特点？在教育背景上，接近90%的受访企业高级管理层为大学及以上学历；在行业分布上，约30%为战略新兴产业(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及环保),18%为制造业，10%为金融行业。

低收益预期比例十年来最高高净值人群投资趋于保守

在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提升的情况下，财富传承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进一步凸显。2019年，超过50%的受访高净值人群已经开始准备或正在进行财富传承的相关安排，比例在过去十年来，首次超过尚未开始准备的高净值人群。

在中国财富市场增速放缓与过去两年市场波动的背景下，2019年高净值人群避险情绪加强。从投资收益率预期上看，与2017年相比，高净值人群意识到获得与过去两年同等收益率的困难不断增加，对收益率预期进一步降低：倾向于“高于储蓄收益即可”的人士占比进一步增加至30%，为过去十年的最高值。

从资产配置组合上看，高净值人群对单一资产依赖度下降。2015年高净值人群财富相对集中在股票和公募基金；2017年财富主要集中在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和股票；2019年，最大单一资产占比进一步下降，高净值人群依据市场情况和监管影响做出分散和调整。

其中，2019年储蓄以及现金投资占比增幅最高，占比从2017年18%上升至24%，主要受市场波动影响，高净值人群投资趋于保守，且依靠储蓄及现金增强资金流动性，能够方便捕捉市场下一轮投资热点。

报告预计，2019年高净值人群对各个资产品类配置将更加均衡，高风险高收益型产品配置(股票、公募基金等)和较稳健产品配置(银行理财产品、保险)预计同步增加。

境外配置较往年保守投资重心回归国内

2018年全球超过90%的主要资产类别出现年度负回报，高净值人群境外资产存量下滑，高净值人群对境外投资回报率预期降低。同时，高净值人群境外资产配置占全部可投资资产的比重下降。许多高净值人群表示，对境外市场缺乏深入了解，加之近两年国际经济政策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加,境外配置较往年更加保守和审慎。

中国香港作为境外投资市场的窗口，受关注程度明显提升。与2017年相比，2019年中国香港作为境外投资目的地的提及率从53%提升至71%，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中国香港在自身具备语言与文化沟通优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快了上市制度创新，成为过去两年境外资金的主要聚集地。

与中国香港热度上升相对应的是,高净值人群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地区的投资热度均出现下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美经贸摩擦、英国脱欧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强，投资者担忧情绪明显；二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征收房地产附加税等形式抬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三是随着CRS的实施推行，境外财富透明化趋势加强，进一步降低了高净值人群对于西方国家市场投资的热情。

相比之下，中国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势头,“一带一路”、国内资本市场加快推进开放程度和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新机遇，令高净值人群更加看好中国机会，投资重心回归国内。伴随A股估值回归、科创板设立、经济企稳等利好因素，如何抓住“中国机会”、实现较好投资回报成为高净值人群最关注的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 张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