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份德文报刊《德文新报》早期的危机与转折_风闻

【泰州学院 讲师 牛海坤】

1886年10月1日，一份名为Ｄｅｒ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ｌｏｙｄ的德文日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德国人在中国出版德文报刊的开端。出版人兼主编约克特·Ｆ·冯·贡德拉赫（ＪｏｋｔＦ．ｖｏｎＧｕｎｄｌａｃｈ）以“远东地区德国人利益之喉舌（Ｏｒｇａｎｆü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ｉｍｆｅｒｎｅｎＯｓｔｅｎ）”作为该报副标题，表明了其办报宗旨。这就是中国新闻史著述中记载的“德文新报”，该报连续出版三十一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德文刊物。

《德文新报》最初十年的运作与两位报人有关，一位是创刊人贡德拉赫，另一位是继任者布鲁诺·Ｒ·Ａ·纳瓦拉（ＢｒｕｎｏＲ．Ａ．Ｎａｖａｒｒａ）。最后一任主编卡尔·芬克（ＣａｒｌＦｉｎｋ）曾撰文提及早期《德文新报》所有权一再变更之事，他曾尝试在1910年联系前两任主编，也试图在德侨圈子里征集有关《德文新报》前十年的信息，均未果。

囿于史料匮乏，中外学术界关于该报创刊初期历史的研究仍有存疑和缺失。本文将依据报刊原件等相关史料及中外文献，重构这段历史，重点对《德文新报》在出版初期发生的停刊、复刊、改版及所有权变更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分析发生危机和出现转折的原因，揭示该报与英国报人、英文报刊的关系及特点，为研究这一时期上海外国报人及其报业活动之间的互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德文新报》的缘起

近代上海外文报刊的历史始于1850年英国人创办《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相继来沪的美、法、德、俄等外国侨民，凡有能阅读英文者，也会借此获取信息。然而，英国人办报的初衷是服务于英商贸易活动和满足英国侨民的需要，这就促使其他国家的侨民也在上海出版各自语言的报刊。

“上海租界各种外国报刊的存在，均以其本国侨民社会为背景；哪一国的侨民在上海有特殊的势力扩张，则其报刊亦必随之发展”，而“在德国人的经验原则中，教会、学校、社团协会和报刊是海外德侨社区建立的四大支柱，且不分伯仲”。因此，随着上海德侨社区的建立，出版一份德文刊物已成必然，《德文新报》在此背景下诞生。

随着德国势力在远东地区迅速壮大，德国人早已感到他们缺乏一份为自己发声的刊物，用以对抗那些对本国侨民不利的声音。188６年10月1日东亚第一份德文日报创刊，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德文新报》初创时，报馆位于四川路15号，这里是当时上海租界外国商贾云集的繁华地段。报馆附设一间商业印刷所，既能满足《德文新报》的印务需要，又可兼顾各种印刷业务，通过获取些许盈利用于编辑部的日常支出。创刊初期，《德文新报》每日清晨发行，逢星期日与节庆日休刊，每期至少四版。头版刊载航运公司船期预告及德国商贸公司产品广告，其中，以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Ｌｌｏｙｄ，ＮＤＬ）和美最时（Ｍｅｌｃｈｅｒｓ＆Ｃｏ．）、禅臣（Ｓｉｅｍｓｓｅｎ＆Ｃｏ．）

两家德商洋行最具代表性。第二、三版为正文，首要位置登载德国驻中国各地领事馆发布的“政务公报，“社论”和“地方消息及杂俎”紧随其后，内容多涉及德国在东亚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1887年又增添“最新电讯（Ｎｅｕｅｓｔｅ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ｍｅ）”和“德国特别报道（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专栏。

第四版主要提供最新的船期、邮政、气象、市场行情等信息。《德文新报》创办初期刊载的内容反映了那一时期来华德侨以商贸人士为主体。

据统计，1885至1890年上海德国侨民不足250人，加之同时期在沪的奥地利人，总数也未超过300人。而《德文新报》创刊号实际印刷了４000份之多，这是因为报馆将创刊号作为样刊免邮费赠送，各地读者均可与该报发行代理处联系获取样刊及办理订阅，部分从事特殊职业的读者，如船长、军官、沿海口岸机械师以及中国海关职员等，还可享受原订阅价三分之二的优惠。

德意志帝国邮政部当时已经在上海设立代理处，这就为《德文新报》的发行提供了保障。19世纪后期德国在海外的扩张，一方面引发了德国本土读者对遥远国度的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德国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使德国侨民散居到世界多地，也为像《德文新报》这样的德文报刊积累了潜在的读者群。

关于贡德拉赫的生平、从业经历及个人偏好等史料已无从考证，但从他编辑《德文新报》期间所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确定，联络并服务于远东地区的德国侨民是他办报的宗旨，这恰好契合了那一时期德侨社区的内在要求。

德国报刊史研究者威廉·约斯特在1888年出版的著述中，曾论及《德文新报》创刊并对贡德拉赫作出评价：“上海的Ｆ·冯·贡德拉赫先生最近又做出了新的尝试，通过创办一份德文报纸来激励离散至东亚的德国侨民们，看来他成功了。

贡德拉赫此举可谓贡献卓越，他不但用精湛的编辑手法为读者们奉献丰富的内容，还通过办报在异国他乡结识了众多朋友：这就是在上海每日出版的《德文新报》。该报并不是一份地方性刊物，而是兼顾了整个东亚地区，所涉及之德国侨民聚居地……生活着大约2000至2500位德国侨民，这份德文刊物俨然成了东亚各地德侨社群的中心，成了居于此地的德侨们与祖国联系的精神纽带。”

但是，约斯特并不清楚，就在他的著作出版之前，《德文新报》经历了停刊危机。

二、1887年《德文新报》的停刊、复刊与产权变更中国学者胡道静撰文称：“德文新报原来是一张每晨出版的单行报刊，但没有几久，就变做了晋源西报（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ｕｒｉｅｒ）里的一栏，而不单独刊行了。……一八八九年……乃重起炉灶，又复单独出版，不过是每周出版一次。”

这是现有中文文献资料中关于《德文新报》早期出版发行的代表性记述。据《上海新闻志》记载，《德文新报》在创刊“一年后改为周刊，附在英文《晋源西报》中一起发行”。

新闻史学者马光仁确定，《德文新报》的创刊是上海德文报刊史的开端，“但不久，就变成了英文《晋源西报》的附页，只占一个专栏地位”。这两种观点都与胡道静的说法大致相同。

作为近代在华德文报刊出版发行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弗里茨·塞柯（ＦｒｉｔｚＳｅｃｋｅｒ）认为，最早的在华德文报刊是1889年创办的《德文新报》周刊，从这一错误信息可见，作为后来参与编辑《德文新报》的成员，塞柯与芬克一样也并不清楚该报早期的历史。此外，在不同时期的英文文献中，关于此细节的记载亦有差异。

据《晚清西文报纸导要》记载，《德文新报》“最初以周刊发行，随后作为《晋源西报》的单张每日发行，继而独立”。

另有几位国外学者在论及《德文新报》时，都提到该报由日报改为周刊一事，但对于改为周刊的具体时间，说法并不一致，且缺少论据。此外，他们均未提及该报与英文报刊的联系。

由此引出三个问题：其一，《德文新报》是由于什么原因不能独立出刊；其二，该报在什么时间由日报改为周刊发行；其三，该报附在英文报刊中发行是否确有其事。

（一）《德文新报》的停刊与复刊

根据《德文新报》原件所载，1887年11月2４日，贡德拉赫在编辑部《通告》中向读者致歉并宣布：“《德文新报》自即日起暂停出刊。……此次因内部问题暂时停刊，由于版面限制，在此不便进一步讨论。在几个月内，也许只需要几个星期，这份刊物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再次与您见面。……以退为进！”

12月22日，《德文新报》在停刊28天后复刊，期号重新编为第1卷第1期，单期共计二十版。在首页的征订公告中，以大字号注明“《德文新报》，周刊，每周出版一期”。②至此，这份当时远东地区唯一的德文刊物在近1４个月里出版351期后，改为周刊发行。贡德拉赫对此解释道，《德文新报》“发行量的

增长点主要在上海以外的地区，上海本地订户却一直在减少，因此宜改为周刊发行。……我们希望，曾是《德文新报》日报的海外读者们还能继续作为新版《德文新报》周刊的订户，一如既往地支持这项民族事业”。

贡德拉赫强调了“民族事业”，却未提到《德文新报》停刊的根本原因以及复刊后所有权归属已发生变化。事实上，《德文新报》的危机早在1887年2月时就已有迹象，当时该报刊登了一则房屋出租广告：“出租：四川路15号位于中心位置的两间大办公室，可用作办公场所。详情咨询请至江西路3４号《德文新报》发行部。”

该报末页底部的出版信息亦表明，该报已由四川路15号迁至江西路3４号，贡德拉赫不再负责印刷工作。

事实上，办公场所出租、报馆转移、原报馆所附设的商业印刷所去向未知等，均与资金问题直接相关，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德文新报》业务的收缩。何弗兹提到《德文新报》“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德国政府的补贴”。

此外，贡德拉赫还要解决“因技术问题造成的印刷工作拖延，……缺少可刊登的文章等问题。尽管做了各种努力，《德文新报》在1880年代末时仍然无法摆脱几乎导致破产的财政困难”。

（二）晋源印书馆与《德文新报》的产权变更

在《德文新报》复刊后首期的征订启事里有一条重要信息：“东亚及澳洲等地区欲订阅本刊或索取样刊者，请与上海《华洋通闻》发行部联系”，其中“《华洋通闻》发行部”几个字被用特殊字体标出。而在刊物末页底部，还用英文注明该报业主将印刷及出版业务均交予华洋通闻馆（“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Ｅｍｐ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负责。两则信息表明，《德文新报》在复刊后其所有权已归属于华洋通闻馆的业主，这与纳瓦拉后来撰文所述《德文新报》复刊后“所有权归于一家英国公司”恰好吻合。

至此，创刊人贡德拉赫失去了《德文新报》的所有权，尽管他仍任职该报的编辑。与当事人贡德拉赫的回避不同，其继任者纳瓦拉对复刊后的《德文新报》与英国人的关系作一些解释。纳瓦拉称，《德文新报》在1887年底短暂停刊，是因为“遭遇了一场危机，不过，在一位英国同事的帮助下，这场危机在数周之后化解”。

纳瓦拉并未指明此人的姓名，只是表示，“再次受惠于这位英国同事的帮助，《德文新报》才得以在那次危机后继续发行”。然而，所谓“继续发行”已不能如以往那样独立出刊，用纳瓦拉的话来说，是“与英国‘战友’《晋源西报》共同发行”。⑤值得注意的是，纳瓦拉提及的《晋源西报》从未在与《德文新报》出版发行相关的信息中出现过，倒是另一份英文周刊《华洋通闻》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复刊后的《德文新报》中。

纳瓦拉所说的“英国同事”，即“一家英国公司”的产权人，是在沪英国报人约翰·乔治·才克尔（ＪｏｈｎＧｅｏｒｇｅＴｈｉｒｋｅｌｌ）。据《北华捷报》报馆188４年出版的《行名录》记载，才克尔系《华洋通闻》与《晋源西报》的承租人，并与其合伙人Ｗ·麦克法兰（Ｗ．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共同担任编辑（ｅｄｉｔｏｒｓ）及经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又据1885年香港出版的《行名录》记载，位于南京路与江西路拐角处的晋源印书馆共出版两份英文报刊，《华洋通闻》每周发行，《晋源西报》每晚发行，而才克尔此时的身份已经变成业主，同时兼任经理和编辑。在1888年和1889年的《行名录》中，同样可以查到“才克尔系上海晋源印书馆的业主及编辑”的条目。

可见，《德文新报》1887年年底复刊后，和《晋源西报》《华洋通闻》一起都是属于才克尔的产业，由晋源印书馆出版发行。

尽管如此，《德文新报》仍是一份拥有独立编辑部的德文刊物，因为在产权变更后编辑部曾连续登载简讯，提醒尚未知情的撰稿人及读者们：“所有与本刊编辑业务相关的信件请寄往上海《德文新报》编辑部，所有与商务通告、广告及订阅业务相关事宜请联络上海华洋通闻馆。”

鉴于《华洋通闻》和《德文新报》在当时都固定于每周五出版，才克尔将二者的订阅、广告等事务并至华洋通闻馆，便于在印刷、发行等环节上节约成本。由此看来，《德文新报》与《晋源西报》或《华洋通闻》之间并不存在附属关系，诸如《德文新报》“变成了英文《晋源西报》的附页”或者“变做了《晋源西报》里的一栏，而不单独刊行了”，这类说法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在上海外文报刊的发展初期，不同国籍报人合作办报或通过拍卖等手段获取报刊产业的现象并不鲜见，但一家英国报馆兼顾出版英、德两个语种的刊物，这在当时并无先例，才克尔作为业主和经营者，他的这种做法至少可以在上海外文报刊界扩大影响。1888年3月期间，华洋通闻馆曾以登载广告的方式为《德文新报》招聘助理编辑，要求应聘者是精通英语的德国人，而纳瓦拉在1888年和1889年所登记的身份是上海华洋通闻馆副主编，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上海英、德报馆及报人之间的深度交结与互动。

（三）贡德拉赫与《德文新报》的改版及双语化

《德文新报》复刊改为周刊发行后，每期版面数量增加到1６至20版，与停刊前以日报发行、每期４版相比，单期成本明显增加。但停刊前每周需出版６期，总版面数至少要达到2４版，其编辑、纸张、印刷及派送成本远远高于以周刊发行。

换言之，以周刊发行能降低办报成本，这也与该报此前在资金方面遇到困难的情况相符。

由于出版周期及单期版面数量发生变化，《德文新报》编辑部在内容编排及版块设置等方面均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商业广告、公告类内容独立编为第一叠，第二叠为正文，除社论及专栏文章，“商业消息也在这一部分刊载，与船舶航运表和证券外汇行情等编排在一起”。

自此，这种编排结构一直沿用在《德文新报》后来三十年的出版中。“东亚地区英文报刊概览是改版后新增设的专栏，直接转载近期英文报刊文章，篇幅占正文版面数量的一半，《德文新报》俨然成了德英双语周刊。此外，商业消息不但直接使用英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作为专栏标题，其内容也均以英语作为编辑语言。

适量转引英文报刊文章本无可厚非，然而，《德文新报》有半数以上内容使用英语编辑的做法着实令诸多德语受众不解。对此，编辑部解释道：“由于技术的限制，我们目前尚不能保证部内容都使用德语编辑。待本刊将印刷事项安排妥当，即可弥补这一缺憾。”

事实上，《德文新报》在复刊后呈现出德英双语化特征不仅有技术方面的原因，由于缺乏资金而不得不接受英国同行的帮助，同时转让刊物所有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英国报人借此将本国的办报理念植入《德文新报》，其中不乏不同国家报业间的竞争与博弈。

因此，德英双语化很可能是《德文新报》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妥协。到1888年过半时，改版后的《德文新报》已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尚未脱离危机，因为足以使该报完全独立运作的资金问题并未解决。芬克在论及早期《德文新报》的运作时写道：“贡德拉赫没能找到维持报刊运营所必要的资金支持。事实上，《德文新报》在改为周刊发行后仍有许多困难与之相伴。”

芬克后来写道，回溯《德文新报》创刊之初，当时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大多数德国侨民并不认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份报刊，尽管如此，贡德拉赫自始至终守护着他的办报初衷。 

三 1890年《德文新报》的重新独立出刊

《德文新报》复刊后所有权为英国报人所有，这对践行其办报宗旨无疑会造成影响，这一问题随着德英两国的贸易竞争升级而日渐凸显。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造船企业开始涉足中国海军军舰的订购贸易，英国人深感受到威胁，随即利用《字林西报》等在华英文报刊发表不利于德国的言论。

《德文新报》为此专门登载文章，以维护德国工业及军工界在中国的利益，直到此时，德侨们才感到他们需要一份强而有力的本国刊物为自己发声，但他们并未意识到《德文新报》的难处在于缺少包括德侨在内的德国各界的支持。

（一）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助力筹款

1888年2月至４月期间，《德文新报》就德国与英国的造船业发展情况、德国造船厂与中国签订军舰订购合同等问题刊载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与《字林西报》等英文报刊的往来辩论，核心问题都是德英两国间的国家利益与贸易竞争。

​《德文新报》将其为德国人利益服务的办报宗旨上升到了国家层面，而德国驻华公使马克斯·冯·巴兰德是推动此事的关键人物，他比德国侨民更早认识到在远东地区出版德国报刊的必要性。巴兰德一直致力于让《德文新报》发挥舆论作用，成为德国重工业产品的捍卫者，他甚至亲自为德国伏尔铿造船厂撰文并发表在《德文新报》上。

事实上，在《德文新报》1887年年底发生所有权变更后，巴兰德就为该报能重新独立运作进行努力。尤其是1888年６月至7月间，当《德文新报》再次面临停办危机时，为帮助该报继续出版，“巴兰德不但提供了一笔预付款，他还请求外交部安排华沙尔银行（Ｒ．Ｗａｒｓｃｈａｕｅｒ＆Ｃｏ．）继续向该报支付每年４000马克的津贴，同时保证官方机构继续订阅该报。

华沙尔银行表示愿意提供下一年的津贴资助。巴兰德在后续几年中一直想方设法支援《德文新报》。而原本并无知名度的《德文新报》也随之成了这位德国公使的非官方传声筒，匿名发表了许多巴兰德亲笔撰写的文章。

1890年，外交部成功说服德华银行，后者勉强答应向《德文新报》继续支付那笔先前由华沙尔银行出资的津贴”。

1888年9月3日，德国外交部副国务秘书格拉夫·马克西米利安·冯·贝尔赫姆（Ｇｒａｆ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ｖｏｎＢｅｒｃｈｅｍ）在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海因里希·佛克（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ｏｃｋｅ）的训令中曾提到《德文新报》负责人更迭一事，其背景正是英国人在其所办报刊上对德国造船业及工业进行攻击，贝尔赫姆认为《德文新报》应特别注意维护本国工业的声誉。

实际上，无论是巴兰德的帮助，还是贝尔赫姆的表态，都对《德文新报》摆脱寄人篱下的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编辑部的人事更迭与重新独立运作

1889年伊始《德文新报》编辑部进行了人事更迭，纳瓦拉任责任编辑，由此宣

告“新的编辑团队将本刊重新带入正轨，能够独立出刊，不再需要外力协助”。纳瓦拉为重新独立运作的《德文新报》带来了一些变化。第一，在德文刊名“Ｄｅｒ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ｌｏｙｄ”的下方第一次出现了中文刊名“大德国新闻纸”的字样；第二，使用德国传统的报刊期号书写方式，188６年10月1日创刊为第一出版年第1期（Ｉ．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Ｎｕｍｍｅｒ1），以此类推，则1889年1月18日计为第三出版年第1６期（ＩＩＩ．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Ｎｕｍｍｅｒ1６）；第三，报头部分除德汉双语报刊名称、办报宗旨、出版时间及期号外，还注明了责任人，1890年起又增加了发行及订阅信息；第四，在正文之前添加“本期内容目录（Ｉｎｈａｌｔｓ－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ｓ）”作为信息导览。

这些做法均被后来继任主编的芬克沿用至1917年8月《德文新报》停刊。无论是编辑部重组，还是报刊编辑业务更新，《德文新报》在1889年发生的变化与巴兰德此前为其争取到的经济资助密不可分，来自华沙尔银行和德华银行的津贴，不仅为编辑部解决了一时的资金困难，还为后来《德文新报》的命运转折做好了准备。

才克尔于1889年去世，其名下报刊随即被当时《文汇报》（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ｒ－ｃｕｒｙ）的主人开乐凯（Ｊ．Ｄ．Ｃｌａｒｋ）收购，《华洋通闻》作为《文汇报》的航邮版继续发行，《晋源西报》自此终刊。借此时机，纳瓦拉重新整合《德文新报》的编辑、出版、广告等相关业务，并在位于广东路7号的原刊零售点成立新报馆。

他在1889年最后一期《德文新报》中宣告：“历经两年寄居于英文报刊屋檐下之后，《德文新报》即将重新独立出版：本刊下一期的出版时间会稍做延迟，将于（1890年）1月10日与读者见面。”

1月11日，《德文新报》重新独立出版，比公告中承诺的时间推迟了一天。在《德文新报》重新独立后，纳瓦拉的身份不仅是主编，同时还成为该报的业主，这就意味着《德文新报》的所有权又重归德国人所有。

（三）纳瓦拉与独立的《德文新报》

《德文新报》在纳瓦拉主编时期渐入佳境。1895年10月４日，“德文新报”四个汉字首次出现，取代了使用近七年的中文刊名“大德国新闻纸”，此时该报已进入第十个出版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有在1895年10月４日之后出版的Ｄｅｒ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Ｌｌｏｙｄ才能被称作“德文新报”。

比起亲手创办《德文新报》却不得已将所有权转让与英国人的贡德拉赫，纳瓦拉更为幸运，在巴兰德和外交部的帮助下，他亲历了《德文新报》所有权的失而复得，并为德国工业品出口贸易进行宣传。纳瓦拉后来在回忆中表示：“当中国最初向德国造船厂订购军舰时，我们的友邻对此顿感不悦，他们显然不能接受在英国造船厂以外还有其他国家敢于为别国制造军舰，由此看来，在远东地区必然需要一份德文报刊来为德国造船技术说话。鉴于德国产品在英国人的报刊中不能获得公平对待，那么创办一份为德国人利益发声的报刊势在必行。”

纳瓦拉在《德文新报》中践行了自己的想法，设置“德国出口工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广告专栏既是他对巴兰德和外交部给予帮助的回应，也是他主编《德文新报》的一大特点。在保留原有一整叠广告的基础上，纳瓦拉将新增的“德国出口工业”专栏安排在正文之后，这样排版能更有效地实现广而告之。

在纳瓦拉任主编时期，《德文新报》的广告版面数占每期总版面数约四成以上，由于广告数量不断增加，该报在1897年时进行了扩版。那一时期《德文新报》登载的广告可分为商业贸易、工业产品和生活文化三大类，其中工业产品广告每期约有30至４0则，占广告总数的一半以上，甚至一度超过６0％，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工业产品无一例外都是“德国制造”。正如贝尔赫姆所期望的那样，《德文新报》将更多的版面用于商贸及工业产品信息发布，并且一直致力于维护本国工业产品的声誉。

四、余论

《德文新报》在出版早期所遇到的危机，究其根源是资金问题。一份刚刚起步的德文报刊在资金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变更所有权继续发行，一方面与彼时德国在华工商业贸易发展情况、读者群的培育及德侨社区的完善度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上海外文报刊界各国报人及报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密不可分。

事实上，《德文新报》的所有权重归德国人名下，继而能够在上海长久立足，除了获得德国银行资金支持，关键还在于德国商人在华贸易活动的兴盛、在华德侨人数的增长以及德侨社区的完善，这些都成为《德文新报》向好发展的动力。仅就上海一地而言，到1895年时，常住德侨人数已达525人，是188６年时的两倍多，同期在沪德国商贸公司的数量也翻了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德文新报》不但在德国国内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还有许多独家采编内容“频繁地被德国本土报刊引用”，作为“在远东地区出版发行的唯一一份德国报刊，……引得更多德国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兴趣，这对一份报刊而言，着实是取得了圆满成功”。

受限于德侨人口及其他德语读者的数量，《德文新报》的发行量无法与《字林西报》等英文报刊相提并论。彼时，英国人所到之处即能建立起完善又相对开放的社区，这就使得英国报人可以依托稳定而健全的本国侨民社区来发行报刊，实现消息来源、读者群、广告等各环节的有序运作，并逐渐显现其在地性特征。

相形之下，《德文新报》除了在东亚德侨社区争取读者，还必须在发行广度上寻找出路，争取海外及德国本土同胞的支援。因此，该报的受众群体和发行区域既与东亚德侨社区密不可分，又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德侨有关。对其他海外德侨和德国本土读者的依赖，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紧密关系，使《德文新报》呈现出一种跨地域的母国特征。

尽管如此，彼时上海的特殊报业环境又为《德文新报》提供了与其他国家报界同行联络与互动的可能性。在德国报人涉足上海外文报刊领域之前，已有英、美、葡、法等多国报人在此从事报业活动，他们或独立办报，或合作出刊，报刊在各国报人之间买卖或继承的现象并不鲜见，报界同行的身份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们的国籍，各国报人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是彼时上海外文报刊界的一种常态。

这也就为后来贡德拉赫将《德文新报》所有权变更至英国报人名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在文汇报有限公司（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ｅｒｃｕ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ｒｉ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1902年出版的英文书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ｂｙ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ｙ（直译为《上海，夜以继日》）中，有“文汇报馆中孕育的《德文新报》”的说法，这一表述虽不确切，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1885年时，纳瓦拉曾作为记者供职于《文汇报》，其继任者芬克在1899年接手并全面主持《德文新报》工作之后，继续与《文汇报》主编开乐凯保持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与私人交往。不仅如此，作为《德文新报》主编的芬克自1909至1912年还拥有《文汇报》董事（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的身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文汇报》报馆和《德文新报》报馆的地址都登记在南京路2４号Ａ，到1912年，这两家报馆所登记的地址又同为南京路25号。

学者白吉尔（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Ｂｅｒｇèｒｅ）在谈及上海各国侨民之间的关系时论述道，“造成上海外侨之间的相互接近和默契是出于一种共同的情感，他们都认为上海属于开拓者的社会”，当在华外国报人这一群体共同担当起“开拓者”的角色时，他们即联合成一个具有跨国多元特征的有机整体，无论竞争、对抗，或是互助、合作，既彼此影响又相互促进。

正如白吉尔所言：“19世纪以来，分裂的欧洲在象征着西方缩影的租界中往往呈现出异常的形象。构成上海西方社团的各国侨民都没有丧失其各自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侨居他乡的异族身份，以及共同享有的多种特权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团结，以致所有形式化的外交联盟活动都成了多余。”

《德文新报》创刊时正逢德国工业的迅速上升期，这个后起的欧洲国家逐渐成为英国在海外贸易及工业产品等领域的竞争对手。因此，《德文新报》的几番所有权变更也就区别于早期上海各国报人之间的报刊转让与合作关系，该报所有权最终回归德国人名下，是巴兰德及外交部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做出努力的结果，这种官方介入的做法或多或少改变了当时上海外国报业自由竞争的状态。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外文报刊的国别特征开始显现，在此基础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诸如《德文新报》《中法新彙报》（Ｌ’ＥｃｈｏｄｅＣｈｉｎｅ）、《上海泰晤士报》（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ｉｍｅｓ）等不同语种的报刊分别宣称为德国、法国及美国的利益服务。

《德文新报》早期的危机与转折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变化，它表现为彼时上海外文报刊发展路径中出现了跨国多元与国别意识显现共存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刊服务于各自民族国家利益的特征愈加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上海外文报刊、外国报人之间互动的格局。

对德国报人而言，一战前他们与英国同行联系密切，一战后这种关系已不复存在，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上海德文报刊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