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中西文化差异对文献记载的影响_风闻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作者：李鸣飞

原帖：http://chis.cssn.cn/zgs/zgs_lswxx/201906/t20190605_4913226.shtml

　**内容提要：**13—14世纪，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得中西方交流空前繁荣。《马可·波罗游记》即当时最重要的东西交流文献之一。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忽必烈登基时间和年龄的记载与汉文史料不同，之前学者认为这只是简单的笔误。通过分析《史集》对蒙古诸汗王生平纪年的记载与汉文史料记载的不同，推测马可·波罗的记载受到了伊斯兰历影响。

　　**关 键 词：**元朝 蒙古 马可·波罗 忽必烈 《史集》 伊斯兰历

　　**作者简介：**李鸣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蒙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4CZS018)

　　13-14世纪，蒙古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东西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交流给当时的人们打开新的大门，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使东西方文明更多地融合，进一步发展。交流日趋繁盛的同时，中西文明的差异亦被凸显，文明碰撞的火花在文献中留下各种有趣的细节。例如陶宗仪记载过西域医官为病人进行开颅手术，“取一小蟹”的奇谈，①刘迎胜研究发现“蟹”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与“癌、肿瘤、恶性溃疡或脓肿”是一个词，讲述者原本说的是肿瘤或者恶性脓肿，在译为中文时变成了“蟹”，平添许多神秘色彩。②这类记录在当时文献中还有不少，有些看似全不可信的天方夜谭，有些又像传抄过程中的简单笔误，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西方语言、宗教、历法等诸方面差异通过记录者之笔留下的痕迹。如果能够在东西方文化中分别追根溯源，很可能就有合理解释。《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生平纪年即为一例。

　　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曾长时间在元朝宫廷生活，对大汗忽必烈有大量描述，其中有些细节相当精确，然而他对忽必烈即位时间和年龄的记载却与《元史》不同。由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版本非常复杂，下文中会提到一些与此问题相关的重要版本，先做一简略介绍。

　　《马可·波罗游记》各种版本约有140多种，③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系统，即F本系统和Z本系统，此外还有重要性不亚于任何抄本的刊本R本。

　　F本是学界公认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采用了最初写作时使用的法兰西—意大利混合语。这个抄本有一系列内容相近、已经亡佚的兄弟抄本，分别从中延伸出用宫廷法语书写的FG系列、托斯卡纳语的T系列、威尼斯语的V系列、拉丁语的P系列和其他一些抄本及译本，从内容来看均可归入F系统，不过这个系统诸版本均不完整，④下文将会提到的FB、LT和P本均属于这一系统。FB用宫廷法语书写，是马可·波罗赠送给法国贵族的经过修订的版本之一。LT本是根据托斯卡纳语本翻译修订的拉丁语本。P本是著名的修士庇庇诺(Friar Pipino)根据威尼斯语本翻译修订的拉丁语本。

　　R本由赖麦锡(G.B.Ramusio)于15世纪参考多种抄本校订刊刻，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内容不见于F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抄本。以至于Z本被发现之前，R本的可靠性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

　　Z本直到19世纪初才被发现，其内容并不完整，约有三分之一被节略，然而保留下来的部分与F本非常一致。此外Z本有200段F系列抄本中没有的内容，其中五分之三见于R本。也就是说，Z本不但证明了R本的可靠性，同时还提供了大约80段全新的内容。⑤

　　下文还会提到的VB和L本也被认为来自F本系统之外的某个早期抄本。VB是一个早期版本的威尼斯语抄本，修辞非常华丽繁复，但没有提供太多新的内容。⑥L则是15世纪的拉丁语简写本。

　　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如此复杂，因此出现过好几种合校本，即把各重要抄本的内容合在一起校订出版。目前最好的《游记》合校本是慕阿德(A.C.Moule)、伯希和(Paul Pelliot)校译的《世界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该本以F本为底本，参考各种版本，加入有价值的内容并标出了各段内容的版本来源。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引用时用楷体表示插入内容，括号里标注版本来源。根据这个合校本，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年龄的记载如下：

　　你或许已得知他在耶稣(P)基督诞生后的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时年二十七岁(VB)⑦……自他开始统治直至如今，即上帝(LT)基督(FB)诞生后的1298年的今天(LT)，已有四十二年。他应足约(L)⑧有八十五岁，因此当他即位时大约已经四十三岁(FB)。⑨

　　这段记载中两次提到忽必烈的年龄，第一次说忽必烈于“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时年二十七岁”。其中“时年二十七岁”的说法见于VB本和R本，不见于F系统诸版本和Z本。第二次则说忽必烈在1298年时，“统治已有四十二年”，年龄“应足约有八十五岁”，然后他根据这两个数据推算出忽必烈在1256年“即位时大约已经四十三岁”。“四十三岁”这一内容来自FB本，即马可·波罗后来进行修订、用于赠送法国贵族的宫廷法语本。马可对忽必烈的即位时间和两处对年龄的记载均与我们熟知的不同，以下分别讨论。

　　马可·波罗首先写道：“他在耶稣(P)基督诞生后的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时年二十七岁(VB)。”这里记录了1256年和27岁两个信息。首先，“1256年继承大统”一说有误。亨利·裕尔、冯承钧、慕阿德和伯希和都在注释中指出忽必烈即位于1260年。⑩《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时间是“中统元年(1260)春三月戊辰朔”。(11)亨利·裕尔说“然而忽必烈在几年前便作为其兄的将领进入汉地”，(12)暗示马可·波罗可能记录的是忽必烈开始掌管汉地事务的时间。但冯承钧指出在1252年(实为1251年)时，蒙哥汗已经让忽必烈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至于马可·波罗记录的1256年，则是上都开始建筑的时间。(13)伯希和也提出1256年是开始建筑开平城的时间，即后来的上都。(14)

　　这一推测有一定道理。修建开平城是忽必烈成为大汗道路上的标志性事件。可能在忽必烈朝一部分人心中，1256年开府已经奠定了忽必烈成为元朝天子的基础。忽必烈在选定开平作为驻地之前，曾有过犹豫，他询问木华黎的后裔霸都鲁：“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霸都鲁对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15)在他的潜邸之臣看来，选定燕地驻扎，是为“经营天下”，成为天子做准备。因此忽必烈特意在1256年命刘秉忠占卜，选择金朝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修筑开平城，耗时三年建成，后升为上都。(16)

　　此外，1256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年春天，蒙哥汗在欲儿陌哥都之地召开忽里勒台大聚会，在这次会上，蒙哥汗决定亲征南宋。(17)由于蒙古大汗登基也须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马可·波罗，或是给他讲述这一事件的人，可能把蒙哥出征和忽必烈登基的两次聚会弄混了，同时他又得知忽必烈于1256年开始修建上都城，因此说他“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也有可能他只记得125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并将其与登基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史集·忽必烈合罕纪》中，1256年也是一个重要年份。《史集》记载忽必烈在1256年攻略大理，并擒获其君主。(18)实际上忽必烈1252年征大理，1253年擒获大理国王。(19)波斯史家也认为1256年在忽必烈的生平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他们也弄错了这一年发生的事件。

　　1256年时27岁的记载明显有误。《元史·世祖纪》载忽必烈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20)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冯承钧“考忽必烈生于1216年”，(21)考证过程不明。但《通制条格》《元典章》《高丽史》《至正条格》中均载有在乙亥日，即“帝本命日”放假的规定。这里的本命日即生年干支对应的日子，因此可以确定忽必烈生于乙亥年。(22)按照这一记载，1256年忽必烈应为实岁41，虚岁42岁。

　　为什么会出现“继承大统……时年27岁”这样的记载，推测如下：蒙哥辛亥岁(1251年)召开忽里勒台，登基成为大汗，同时委任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23)“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24)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生于乙亥岁，(25)即公元1215年，1251年虚岁37岁。马可·波罗可能将37岁误为27岁。(26)

　　“时年二十七岁”来自VB本，(27)F系统其他各本中并没有这一句。R本中有这句话，但贝内带托对R本进行全面分析之后，认为该本以P本底本，参考了V本，L本和VB本，(28)因此R本中的这句话很可能也来自VB本。Z本中没有这个段落。VB本成书于1446年，是一个加入了很多繁复修辞的抄本，但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内容，慕阿德说他“不得不怀疑”VB本中一些“精美修饰的辞藻仅仅是杜撰出来的”。(29)然而这个抄本却是保留了27岁这一信息的唯一抄本。不过这个年龄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马可·波罗本人可能也对其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在后面又记载1298年时忽必烈85岁，并根据忽必烈在位42年等信息，计算其1256年即位时应“大约四十三岁”。因此马可在一些经他校订的晚期版本中删去了有关“二十七岁”的内容。

　　目前的中文译本中全都没有“时年二十七岁”这一内容。虽然R本中有这一句，但部分译本中也删去了。参考了R本的贝内带托合校本中也没有。但慕阿德合校本《世界寰宇记》编订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把一切内容都包括进去”，一些贝内带托校本中删去的段落，《世界寰宇记》也都收入，(30)因此才保留了“时年二十七岁”这句话。

　　之后马可·波罗提到忽必烈在1298年时“足约有八十五岁”，这一说法似乎也有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忽必烈生于1215年，如果他活到1298年，按照中国的虚岁计算应是84岁，按照西方的周岁计算则是83岁。当然，忽必烈并没有活到那么久。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卒于至元三十一年正月癸酉，即公元1294年2月18日，“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31)不过马可·波罗于1291年离开中国，经海路于1293年到达伊朗，忽必烈去世时他正在从伊朗返回威尼斯的路上，并不知道大汗的死讯。慕阿德在此处注明：“关于日期与年龄的差异似乎只是简单笔误”。(32)伯希和则宽容地说这一记载“虽不中亦不远矣(was not very far off the mark)。”(33)

　　然而“记错了”忽必烈年龄的并非只有马可·波罗一人。《史集》对此的记载也与汉文史料不符。《史集·忽必烈合罕纪》：“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才于莫邻亦勒，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马年(1294年)去世。”(34)虽然所载卒年与《元史》相同，但说他去世时“年龄达到八十三”，与《元史》的“寿八十”全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时，虽然《史集》对忽必烈卒年的表述是“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的马年”，因为伊斯兰历693年跨越公历1293年和1294年两年，所以又用马年一词将时间确定为公历1294年。《史集》纪年使用伊斯兰历，这给其年龄记载与《元史》不同的原因提供了线索，即《史集》涉及年龄时很可能按照伊斯兰历计算。而马可·波罗在中国使用波斯语交流，(35)从中国回到威尼斯的途中又经过伊朗并停留近一年，他对年龄的记录会不会也与中西历法的差异有关呢？

　　《史集》的作者拉施德丁是生活在伊朗的波斯人，日常使用伊斯兰历。而他编写《史集》时大量参考了蒙古人提供的资料，所以《史集》中常常出现突厥生肖纪年法，与中国使用的生肖纪年相同。突厥生肖纪年法是太阳历，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一年约365天。而伊斯兰历是太阴历，一年约354天，与作为太阳历的西历、中历和突厥生肖历大约每31年相差一年。那么使用伊斯兰历的《史集》在记载蒙古大汗年龄时是怎样处理的呢？

　　除忽必烈外，《史集》中还记载过多位蒙古大汗的年龄，其中最为详细的是成吉思汗，《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将成吉思汗的一生分段记录，每次都提到了年份和年龄，由于译自俄译本的余大钧汉译本《史集》在涉及年龄和日期问题时经常出现错误，本节在引用汉译本的同时，参考译自波义耳英译本的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底本为巴黎本，即B本)，(36)译自伊朗卡里米(Karimi)集校波斯文本的Thackston英译本(简称Thackston英译本)，(37)苏联集校波斯文本，(38)德黑兰若山和穆萨维集校波斯文本(简称若山集校本)，(39)伊斯坦布尔藏抄本(S本)和塔什干藏抄本(A本)。参见表1所示。

　　《史集》把成吉思汗的生年记录为公历1155年，并说成吉思汗享年72岁，这个记载是错误的，(40)不过本文关注的是《史集》中计算年龄的方式。从表1可见，《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年龄时，前两个年龄均按伊斯兰历计算。如果认为成吉思汗生于公历1155年，按照太阳历，他在1167和1194年应分别是12周岁和39周岁，但《史集》依据太阴历，载其生于伊斯兰历549年，在562年和590年分别是13周岁和41周岁。然而表中第三个年龄，按照太阳历应为48周岁，太阴历应为50周岁，《史集》却载为49周岁。需要说明的是，汉译本《史集》在《成吉思汗纪[三]》中误译为“在最后一年成吉思汗为四十一岁”，译者其后注明“原讹，应作四十八岁”。(41)实际上S本、若山集校本均做“49岁”，(42)Thackston英译本此处也是49岁。(43)大概是俄译者出现了错误，导致汉译者讹误，并误导了学者的研究。(44)汉译者认为“应作四十八岁”，是按太阳历计算的年龄。从这一阶段开始，如上表所示，之后两个年龄记载都比伊斯兰历算法少一岁，比太阳历算法多一岁，介于两者之间。作者似乎考虑到“蒙古人都明确地知道，成吉思汗一共生活了72个突厥年”，(45)因此中途在年龄记载上作出调整。到最后一个年龄时，拉施德丁写道：“他就在同一猪年秋8月(相当于伊斯兰教历9月)15日去世，死在第73年上，享年72岁，蒙古人的说法与此说一致。”(46)实际上，成吉思汗去世时的年龄，按照太阳历计算为72周岁，按照太阴历则为75周岁。为了与蒙古人的说法相合，作者在这里又调整为太阳历算法。

　　在《成吉思汗史编年纪要》部分，拉施德丁大概在编年纪事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所在，对年龄记载的差异做出了补充说明：“蒙古人都明确地知道，成吉思汗一共生活了72个突厥年。他生于合孩亦勒即猪年，于(另一个)猪年死在唐兀惕地区上……按照天文资料往前推算，知其生年为始自伊斯兰教历549年11月的猪年(公元1155年)，由此可见，他死在第七十五太阴年上。(年份上的)差异是由于(蒙古人)采用的是突厥太阳年，与太阴年每三十年相差约一年，(47)虽然按照突厥(历，其卒年)在第七十三年上，但他生卒的那两年都在一年的中央，故那两年都不足一年。这样我们就查明和确定了，根据蒙古人所知，他享年七十五太阴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阳年，即享寿七十三虚岁。”(48)

　　对窝阔台的年龄，《史集》并未明确记载，只记录其登基和死亡的时间。由于之间相差不足32年，因此太阴历和太阳历算法没有差异，均为“即位后第十三年……去世”。(49)

　　对于朮赤、察合台、贵由等，《史集》均未记载具体年份和年龄。但在《蒙哥合罕纪》中又看到了作者调和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努力。《史集》记载：“合孩亦勒，即落在伊斯兰教历648年11月(公元1251年1月25日至2月23日)的猪年……蒙哥合罕被拥戴登极御世”。(50)实际上蒙哥合罕登基在“辛亥夏六月”，(51)即1251年7月，换算成伊斯兰历应为649年4月。但拉施德丁未能得知即位的月份，只知道是在猪年，即合孩亦勒，换算得知“落在伊斯兰教历648年11月”，故误以为蒙哥汗在伊斯兰历648年登基。因此涉及蒙哥亲征南宋的时间，拉施德丁遇到了困难。他获得的讯息大概是蒙哥在登基后第六年，即龙年，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并决议伐南宋。然而按照伊斯兰历，“蒙哥登基后的第六年”和“龙年”不是同一年。如果按照拉施德丁的理解，蒙哥汗于伊斯兰历648年登基，之后的第六年是653年，对应的公历1255年是兔年，而伊斯兰历654年对应的公历1256年才是龙年。最终拉施德丁决定分开处理“第六年”和“龙年”这两个信息。他把召开忽里勒台放在他所认为的第六年，把出征南宋放在“龙年”。在生动地描写完忽里勒台聚会后他说：“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3年1月(公元1255年2月10日至3月11日)的兔年，他登极以来的第六年，终于决意与中国君主赵扩作战。”可以看出，《史集》所谓“登极以来的第六年”完全是按照648至653年的太阴历计算得出，按照太阳历1251年登基，1255年应为登极以来的第五年。然后他又写道：“他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4年1月(公元1256年1月30日)的龙年出征。”(52)拉施德丁大概听说决议伐宋之后一年出兵，于是记录为伊斯兰历654年，正好符合了龙年的信息。其实在《元史》中“会议伐宋”一事在丙辰六月，即1256年7月，而征伐南宋正式出兵是在1257年。

　　蒙哥卒年在《史集》中记载为“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5年1月(公元1257年1月19日至2月17日)的蛇年(53)……去世了，享年【52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54)这里提到的第8年，也是根据太阴历计算，从648年即位到655年为第8年，若按照太阳历，从1251年至1257年应为第7年。

　　《史集》所载蒙哥的卒年比《元史》所载早了两年，也是因为历法不同所致。根据《元史》记载，蒙哥生于戊辰岁十二月三日，即公历1209年1月10日，伊斯兰历605年7月2日，卒于乙未年七月癸亥，即公历1259年8月11日，伊斯兰历657年8月19日，“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55)这里的“五十有二”是虚岁，其实1209-1259年只有50年。蒙哥汗的虚岁和实岁相差两岁，因为他生于龙年年末，按虚岁的计算方法，到西历1209年2月6日马年时，尚未满月的蒙哥已经两岁了。《史集》所载的年龄与《元史》相同，但卒年不同。蒙古传统以生肖年记录时间，蒙哥汗生于龙年的消息传到伊朗后，很可能写成“蒙哥汗生于落在伊斯兰历604年6月的龙年”，因为龙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应在604年6月28日。根据604年的生年推算，享年52岁的蒙哥汗正应死于655年，于是比《元史》所记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关于伊利汗国诸汗的年龄，汉文史料并无记载，因此与波斯文史料不再产生冲突。《史集》的记载也比较清楚，有时候使用太阳历，如《旭烈兀汗传》中明确说“他共活了四十八个太阳年”。后期则主要使用伊斯兰历，如“阿八哈无比幸福地降生于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31年5月(1234年3月)的马年阿剌木月28日……相当于680年11月20日(1282年4月1日)的……年星期三他与世长辞。他共在世四十九年七个月。”这里的四十九年七个月是根据太阴历计算的。

　　由此可知，《史集》在不知道确切日期，仅记录蒙古年份时，大多把生肖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年份，这样就可能产生一年误差。在记录年龄时，通常根据太阴历计算，每过31年又产生一年误差。由于涉及虚岁和实岁的不同，汉地的虚岁往往比实岁多一至二岁，以上因素都会造成伊朗方面记载的年龄和汉文史料不同。

　　回到忽必烈的年龄问题，《史集》并没有记载忽必烈的生年，只记载了忽必烈即位和去世时间及年龄。关于即位，记载为：“在必陈亦勒，即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8年(公元1259年12月18日至1260年12月5日)的猴年(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拥戴忽必烈合罕登上了帝位，他当时46岁。”(56)这个年龄与《元史》所载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位时的虚岁年龄相符。其死亡时间在《史集》中记载为：“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才于莫邻亦勒，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马年(1294年)去世。”(57)这里的“八十三”很不合理。即使用伊斯兰历计算，658年即位的忽必烈汗46岁，在位35年，到693年去世时也应该是81岁，因此这里的“八十三”应该不是用即位时的年龄46岁和在位时间35年相加得出，而是另有来源。根据前述《史集》记载年份和计算年龄的方法，推测如下：《元史》记载忽必烈生于乙亥岁八月乙卯，(58)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伊斯兰历612年5月27日。但是《史集》编纂者很可能只知道猪年这一信息，如果记录忽必烈的生年，可能是：“在合孩亦勒，也就是落在611年9月的猪年，忽必烈合罕无比幸福的诞生了。”从伊斯兰历611年到忽必烈去世的693年为82年，然而693年跨越西历1293和1294两个年度，其中马年在1294年，因此《史集》记录忽必烈死亡时“年龄达到八十三”。这里拉施德丁的用辞值得琢磨，例如《史集》记录成吉思汗和蒙哥去世时的年龄时都用了“享年”(　muddat‘umr)(59)这一说法，而对忽必烈则用了“(年龄)达到八十三”( bah hashtād u sahrisīdah)，似乎想表达“达到第八十三年”这样的意思，类似于成吉思汗享年72岁，但“死在第73年上”(60)或窝阔台汗在位12年，但“即位后第十三年去世”(61)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波斯人也在努力理解中国的“虚岁”概念，拉施德丁在记录成吉思汗年龄时，提到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五太阴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阳年，即享寿七十三虚岁。”(62)在记录忽必烈之死时使用“达到八十三”这样的表述，很可能是想记录他的虚岁。因此《史集》与所载忽必烈去世时的年龄比《元史》所载的“寿八十”多出三岁。

　　而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年龄的记载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因为马可先后接触了公历、中国农历和伊斯兰历三种历法。中国农历是阴阳结合历，与西历虽然月份不同，年份大体吻合。波罗一行离开中国返回威尼斯时，一路与三位波斯使者同行，到达波斯后又居住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想必接触到伊斯兰历，也许还听穆斯林说起过忽必烈的年龄，伊斯兰历与西历年份不一致，这大概是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年龄时与中文史料不同的主要原因。等到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又继续使用他熟悉的历法，以他在伊朗听到的资料结合公历进行推算，得出忽必烈的年龄，因此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

　　如前所述，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于1298年约85岁，比起公历计算的年龄多出2岁。我们知道波罗一行与波斯使者于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与波斯使者同船前往伊朗，1293年到达忽里模子港，又在伊朗居留半年才踏上归家旅途。公历1291年相当于伊斯兰历689年12月28日到691年1月8日，1293年相当于伊斯兰历692年1月21日到693年2月1日，因此马可·波罗与波斯使者相处的时间为伊斯兰历690-692年。根据《史集》记载来看，伊朗人最清楚的信息是忽必烈在伊斯兰历658年即位，时年46岁，因此在遇到马可·波罗的690年，按伊斯兰历计算，忽必烈78岁，在马可·波罗离开的692年，按伊斯兰历忽必烈80岁。1293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从此完全使用西历，从1293到1298年，时过5年，因此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约足有85岁”。贝内带托合校本的英译本对这一句的翻译是“他最少85岁”(he must not be less than 85 years old)，(63)马可大概对中国的虚岁略有了解，说不定也知道若按伊斯兰历计算，年龄比西历计算更大，因此用了这样谨慎的说法。

　　《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忽必烈生平纪年和年龄的“错误”记载是13—14世纪欧亚大陆一体化期间，中西方文化碰撞中造成的非常有趣的小细节。马可·波罗本人是基督徒，最熟悉是儒略历，与今天通行的公历差别不大，他在《游记》中最常用的纪年方式也是“基督降生后的××年”。马可在17岁时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经过三年半的旅程，他们于1275年到达上都，然后在中国居留17年，于1291年初从泉州离开。此时，马可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和在西方世界几乎一样长，他毫无疑问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譬如他记录忽必烈的生日在9月的阴历第二十八日(the 28 day of the moon of the month of September)，(64)《元史》则记载忽必烈生于“八月乙卯(八月二十八日，公历9月23日)”。(65)伯希和指出，这并非马可记错了时间，而是他认为中国年从公历2月开始，(66)因此经过粗略计算，把中国的八月换算成公历9月，日期仍采用阴历的二十八日。(67)

　　然而马可·波罗所在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文化融合时期。他甚至可以不用精通中文，主要使用波斯语，就能在中国畅通无阻。1291年回程途中他和波斯使者在海上航行了18个月，到达忽里模子港后，又在波斯停留一年左右。因此也从波斯人处获得了不少信息。马可在《游记》中使用了很多波斯语词汇，例如把桥称为pul，(68)把齿称为dandan，(69)均来自波斯语发音。他还提到忽必烈是“第六位大汗，即迄今(TA)所有鞑靼人的第六位伟大君王”。(70)按照《元史》的观念，忽必烈应当是第五位大汗，但刘迎胜指出，在多种域外史料中，阿里不哥被看做蒙哥和忽必烈之间的皇帝，因此马可的这一说法可能来自持此种观点的西域人士。(71)

　　多文化碰撞产生的难解记载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提到过大都宫中一种“密尔答哈”(merdacas)制成的瓮，这个怪词难倒了不少学者，(72)最近意大利学者安德烈欧赛(AlviseAndreose)指出这其实是三个法语词“mer de cas”，mer即海，de表示修饰关系，cas是蒙语中“玉”的发音，指的是元代著名的酒器“玉海”。(73)在中西交流的繁荣时期，各种文献中都会出现“不可理解”的奇谈怪论或荒谬的“错误”记载，其中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传抄错漏，但还有一部分则是多种文化背景下嫁接而成的奇异之果。在单一文化下生活的我们，有必要以当时世界为背景，对多种文化进行考察，理解“不可理解”的怪论，看懂荒谬的“错误”记载，摘取这些珍奇美味的果实。

注释：

　　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二“西域奇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4页。

　　②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4页。

　　③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p.509-516提供了143种抄本的列表，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1938.

　　④参见N.M.Penzer,ed.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appendixes from the Elizabethan translation of John Frampton,The Most Noble and Famous Travels of Marco Polo:Together with the Travels of Nicolò de Conti,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37,pp.xviii-xxxi，以下简称N.M.Penzer,1937; Aldo Ricci,tr.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index by Sir E.Denison Ross from the text of L.F.Benedett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London:G.Routledge & Sons,1931,pp.x -xi，以下简称Aldo Ricci 1931; 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pp.x-xi。

　　⑤关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版本系统，参见任荣康：《〈马可·波罗行记〉版本史简述》，《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9—245页；李鸣飞：《〈马可·波罗游记〉海路部分译注(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十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6-411页。

　　⑥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54.

　　⑦原译者注：忽必烈实际于1260年5月5日即位，时年45岁，其前任死于1259年8月11日。参见A.C.Moule & Paul Pelliot,1938,Vol.Ⅰ,p.193。

　　⑧英译文原文用well一词表示忽必烈已经有85岁，但来自L本的英译about一词意为“大约”，与well文意矛盾。译者为完全反映版本信息，故采取直译。本段内容由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带领的《马可·波罗游记》读书班成员于月译为中文。

　　⑨英译者注：关于日期与年龄的差异似乎只是简单笔误。FB：自他开始统治已有40年，但在后来的计算中则仍按照42年计算。FA，LT，V，VA:1288.更为有趣的是FD(B.p.lx)本：jusques a ore mccc et viii de crist(直到1308年的今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FG本写于1308年或更早。参见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Vol.Ⅰ,p.193。

　　⑩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1年，第184页；Henry Yule,trans.& ed.with notes,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ird edition,revised throughou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by Henri Cordier,Vol.Ⅰ,London,John Murray,1903,p.334,以下简称Henry Yule,1903; A.C.Moule & Paul Pelliot 1938,Vol.Ⅰ,p.193; Paul Peli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1959,p.566。

　　(11)《元史》卷四《世祖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3页。

　　(12)Henry Yule,1903,Vol.1,p.334.

　　(13)(21)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184页。

　　(14)参见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p.566-567。

　　(15)《元史》卷一一九《霸都鲁传》，第2942页。

　　(16)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2页。

　　(17)参见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蒙哥合罕纪》记载这次忽里勒台在蒙古地区中部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并将其置于1255年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5—266页)。但《元史》卷三《宪宗纪》则记载于“六年丙辰春”(第49页)。此处从《元史》。关于这里记载的差异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18)参见《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第288页。

　　(19)(20)参见《元史》卷四《世祖一》，第58—60、57页。

　　(22)参见张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论中国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元史论丛》第1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23)《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4页。

　　(24)(25)《元史》卷四《世祖一》，第57页。

　　(26)这一解释受益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鹜德(Atwood Christopher)教授的提醒，在此表示感谢。

　　(27)此句亦见于R本，参见马可·波罗：《世界の记——〈東方兄聞錄〉对校譯》，高田英樹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年。陈开俊等译本虽然来自R本系列，但并无此句，因其来自美国科姆罗夫的通俗译本之故。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28)N.M.Penzer,1937,p.xxviii.

　　(29)(30)(32)A.C.Moule & Paul Pelliot,1938,Vol.Ⅰ,p.54,p.54,p.193.

　　(31)《元史》卷17《世祖十四》，第376页。

　　(33)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566.

　　(34)《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第357页。

　　(35)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178—180页。

　　(36)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波义耳英译，周良霄汉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7)-DīnTabīb; tr.by W.M.Thackston:Rashiduddins Fazlullah’s Jami’u’t-(Compendium of chronicles):a History of the Mong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Dept.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999.以下简称Thackston英译本。

　　(38)1965(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adānī,matn ‘alī va intiqādī bisa’ī va ihtimām-i‘A ‘A ‘AlīZādah,Jami’al-Tavarīkh,Masku),以下简称苏联集校波斯文本。

　　(39)994/1373(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adānī,bah tashīh va tahshīyah-i Muhammad Rawshan-Mustfā Musavī,Jami’al-Tavarīkh,jalad-iavval,chāpkhānah-i katībah,chāp-i avval,1994/1373)以下简称若山集校本。

　　(40)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去世时66岁，对此周清澍已有过详细考证，见氏著：《成吉思汗生年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第23—31页。

　　(41)(46)(48)《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3、272、339页。

　　(42)若山集校本第359页。S本叶76b。A本没有此句。

　　(43)参见Thackston英译本，p.174。

　　(44)参见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第27页。周清澍的考证毫无问题，但此处因汉译本《史集》的讹误而认为“这显然是和他再前一阶段(1167-1194)所称：‘到最后之一年成吉思汗四十一岁’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此处原文为49岁，与前一阶段的记载并不矛盾。

　　(45)《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39页。实际上成吉思汗享年66岁。

　　(47)实际上是每31年相差一年，故拉施德丁在这里用了“相差约一年”。

　　(49)(50)《史集》第二卷，第73、243页。

　　(51)《元史》卷3《宪宗纪》，第44页。

　　(52)(56)《史集》第二卷，第268、295页。

　　(53)《史集》第二卷，第270页。汉译本做牛年，若山集校本第853页、Thackston英译本，S本，A本均做蛇年()(mughā yīl)。汉译本也注明“波伊勒英译本第228页作蛇年，相当于公元1257年”。

　　(54)《史集》第二卷，第270页。“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一句，S本、A本、若山集校本均做“第8年”，第853页；Thackston英译本做“第7年”。“52岁”的信息见于B本，不见于S本和A本。

　　(55)《元史》卷3《宪宗纪》，第54页。

　　(57)(61)《史集》第二卷，第357、73页。

　　(58)《元史》卷4《世祖一》，第57页。

　　(59)若山集校本第853页。

　　(60)(62)《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72、272页。

　　(63)Aldo Ricci,1931,p.103.

　　(64)(66)(68)(69)(70)A.C.Moule & Paul Pelliot,1938,Vol.Ⅰ,p.220,p.222,p.255,p.281,p.192.

　　(65)《元史》卷4《世祖一》，第57页。

　　(67)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1,p.566.

　　(71)参见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12页。除此之外，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持的《马可·波罗游记》读书班成员于月提供了其他把阿里不哥看作忽必烈之前一位大汗的波斯文史料，因其观点尚未发表，此不详述。

　　(72)亨利·考狄认为是波斯语中的番红花，何高济则认为是波斯语的黄丹，见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73)安德烈欧塞于2015年9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中古史报告厅的讲座《大汗宫廷中的欧洲旅行家、传教士、艺术家：普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European travellers,missionaries and artists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John of Plan di Carpine,William of Rubruck,Marco Polo,Odoric of Pordenone)》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