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延明：《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怎么来的_风闻

1995年，我向高校古委会申请《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得到批准；继而2003年，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2年，经专家中期评估，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

总之，古委会批准立项的这个开头，意味着一颗红色的革命种子播种下去，之后才有生根、发芽、耕耘、开花，历经二十四年书生长征，终于走到结出硕果的今天，完成了1000万字的《宋代登科总录》（2014年出版）、1500万字的《明代登科总录》（今年出版）、1400万字的《清代登科总录》（明年交稿），以及另外两个子课题《隋唐五代登科总录》（100多万字）、《辽金元登科总录》（近100万字），总字数超过4000万的工程。

这漫长的二十四年，对我是否有坚定的学术信念，是否有坚强的工作毅力，是否有组织、协调研究团队的能力，是否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一次严峻考验。我挺过来了，自感欣慰。

中国有句俗话：“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没有最初在高校古委会的立项，今天的一切，都归于零！所以，我要感恩高校古委会的学术眼光，感恩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的支持！我缺乏科研经费最困难的时候，古委会连续追加了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不能再追加了。我有时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安先生知道我的困境，准备动用主任基金，追加四万元，感动至今！好在，浙大社科院雪中送炭，将其列入“211”“985”项目，拨款十余万。更重要的是，2012年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一下子获得80万元资助，从此缓解了科研经费问题。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龚延明等著

关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我自以为有几个亮点：

第一、原创性强。所收自隋唐至清代十万以上进士，每个进士一小传，列登科人姓名、字、号，籍贯，有仕履的亲属，哪年登科，初授官，最重要历官，终任官，谥号。每个小传，都有书证支撑，每一条书证都是从第一手科举文献和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抄录下来。可以说“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

我们如何重视第一手史料，举一个例子：2014年，《清代登科总录》资料搜集已快完成时，总字数已近千万，正在这时，浙大图书馆购进了人大《清史》编委会编的800册《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没有《全清文》《全清诗》，这是清代科举人物金矿。浙大图书馆黄晨副馆长十分重视大型丛书文库建设和碑拓数字化建设，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三楼就是大型文科丛书书库。我们课题室就在图书馆六楼，庭院修竹摇曳，明窗正对保俶塔，天天提醒我不忘研究宋史。

这样的环境，利用《清代诗文集汇编》十分方便。我立即安排引进人才周佳，用一至二年时间，专门负责将此《汇编》翻阅一遍。周佳已从此《汇编》中辑录了百余万字进士史料，大大丰富了清代26000多名进士的书证。至于420册《清代朱卷集成》、30册《清代履历档案全编》及《搢绅录》《爵秩全览》等等，无不检阅过。正因为都是利用第一手资料，保证课题研究的原创性，所以工作量大，投入课题时间长。正所谓“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第二、学术性强。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登科总录》从唐朝做起？还是从隋朝做起？徐松《登科记考》从唐代开始，没有收隋代进士。学术界关于科举试自唐开始还是从隋开始？有争议。为此，我们专门梳理了《隋书》、唐宋文献中有关科举制起源的史料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确认中国科举考试取士始于隋。于是我和浙大教授祖慧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再商榷》一文，发表在2006年6月《历史研究》上。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隋代登科录》，有秀才科、进士科、孝廉科、明经科、制举，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孔颖达，就是隋大业初明经及第，初授河南郡博士。

《登科记考》，中华书局出版

又如，我在做《宋登科总录》时，遇到一个如何鉴别进士的问题。明、清文献记载的“进士”，通常就是及第进士。可宋代记载中的进士，如“业进士”“习进士”“举进士”“州进士”“京府进士”等等，都不是及第进士。为了在翻阅文献时不至误读，我作了较细致的探究，写了一篇《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发表在1996年出版的第41辑《文史》上，这对课题组十分有用。想不到，此文居然得到“科举学”倡导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青睐，将它选入《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之中。

再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海内外研究中国明清科举常用工具书，学者统计明清进士分布与流动时，其数据就来自此书。然而，此书阙漏不少。比如，洪武十八年进士碑，该榜因有参与削藩的探花黄子澄，在“靖难之役”后，被明成祖下令摧毁，此榜472名进士，残碑仅存293名。虽经后人利用方志补阙了108名，尚缺50名进士。我们做明代登科录，总不能将阙就阙。为此我与博士生邱进春（现在江西师大）专门进行了深入探究，于2007年完成了明代洪武十八年进士的发覆，完整地收录了472名进士。其成果在2007年第3期《浙江大学学报》上发表。光这一榜进士，就这样厚厚一本，180页。明代科举试89榜，也就是89册。我们就是这样，坚持将学术研究与做课题紧密相结合，以保证课题成果的学术质量。

第三、研究方法实证兼具数字化，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开拓了多元利用课题成果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我们做课题搜集资料，都是传统的方法，做卡片。可是，我们这个课题太大，如宋代，就收录了41040名进士，平均一个人四张卡片，也有16余万张卡片，每个进士的书证卡片归类、查检，很费时；更大麻烦是，宋代118榜进士，有文科、武科，制科与常科等不同科目，十几万张卡片，输进电脑，榜次、科目、姓名不辨，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无法查阅。输录成了大问题，现实逼使我进行跨学科研究。我聘请了浙大计算机老师，按我的设计，编制《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数据存入和筛选查检软件。科目、榜次、登科年代、姓名笔划都用数字代替。凡输入一条资料，就会自动归类至那一朝、那一榜、那一科目，除前三名外，一律按姓名笔划排序，终于解决了这道难题。为了进一步提高课题组工作效率，技术性输录活儿，我聘用了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兼职输录员，所有卡片，以及后来不做卡片后的电子稿，都由输录员按规定程序统一输入，这样，可以任意检索进士和补充史料。如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所有贮存在电脑中的进士数据，自隋至清，按不同朝代，拉出上千万字的登科录Word文本。

那时还没有数据库概念。从90年代末，我实际上已开始做原始的中国历代科举人物数据库了。我确实体会到，数字化研究方法，带来了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革命。

实证兼数字化的研究方法，是对科举文献整理、研究方法的革新。但其研究成果，若要转化为数字化的产品，这不是作者权限内的事。因数字化版权在出版社。必须经出版社出具协议之后，由专业化的数据公司担当。数字化公司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联系上了实力强劲的中华书局古联数据公司，使我学会了开始使用“籍合网”，最终，《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呈现在大家面前。

（龚延明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5月29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