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决心要搞三线建设？_风闻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三线建设的实施，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作出了突出贡献。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行“一带一路”的基础。

　关于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有这样的论述：“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美国对越南北方侵略战争逐步扩大，我国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程上。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三五’计划时，高度关注国家安全的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据此，中央改变‘三五’计划的最初设想，作出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

　　                     以苏为鉴立足备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开启国家现代化进程。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这个进程中的两个基本点。毛泽东1949年底出访苏联，着手打破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雅尔塔体系，同时争取到工业建设急需的外部经济援助。抗美援朝的胜利，一举扭转中国近代在世界上的颓势形象，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但与此同时，也使我党认识到，世界并不太平，尽快实现工业化，加快国防建设，时不我待。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我国周边局势越发严峻。首先是中苏关系从分裂到恶化，发展到苏联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还胁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日本、南朝鲜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1962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1964年4月14日，美国侦察到中国可能本年成功爆炸原子弹，起草了对中国核基地突然袭击予以摧毁的秘密报告。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向中央和毛泽东转交一份报告说：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比如工业、人口、交通设施过于集中在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及附近，遇到空袭，将遭受严重损失。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美国对越南咄咄逼人的态势更是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后来美国发展到悍然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蔓延到中国边境。毛泽东对战争的预见性成了可能性。原定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主要任务，迅速地向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转移。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基础工业)和后方了。(《毛泽东年谱5》 354-355页)

　　第二天，刘少奇在他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谈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邓小平说：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周恩来说：里头有战略问题。与会的其他同志纷纷发言拥护。

　　6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么些钱呀，地方的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毛泽东年谱5》359页)另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记载，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

　　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中央工作会议开过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没有落实，不着急的样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条路，搞了几年了，没有影子。成昆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以两头开工，还可以更多的点开工。(《毛泽东年谱5》391-392页)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毛泽东谈到的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的理解也是相当深刻的。1966年2月26日，他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立足国防战略布局抓三线建设。不把国防战略布局搞好，心放不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的教训。他对卫国战争准备不足，仗开始没有打好，犯了错误。现在看，也不完全是那样。那时苏联的钢年产一千八百万吨，有六百万吨在后方乌拉尔地区生产。而我们现在三线的钢七十万吨还不到，三线加上二线，也只有二百多万吨，连苏联当时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是毛主席抓，一旦打起仗来，犯的错误不会比斯大林小。”他还提到，“从长远来说，三线建设，对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消灭三个差别都有好处。”

　　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他8月20日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的谈话记录，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印发此次到会同志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陈伯达的建议中有这样的内容：“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同时，还必须注意一线、二线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毛泽东年谱 5》397-398页)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的汇报。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要李富春和薄一波下到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调研。11月2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听取李富春、薄一波去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调研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要求加快速度。

　　三线建设的正式决策是在当时战争乌云笼罩下形成的。体现的是“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维。1965年，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钢铁基地开始大规模建设。这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毛泽东年谱5》504页)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人以后来并未发生战事为由对三线建设予以否定。但绝大部分当年的亲历者、参与者都对三线建设持肯定态度。2016年去世的曾担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钱敏在《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中写道：“他们谈问题离开了当时的条件。那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南方，美国在发动越南战争，矛头对着我们;北方，苏联陈兵百万，苏美联合反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加上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不断被骚扰东南沿海，台湾的飞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飞到上海。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进行三线建设，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行吗?”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应该特别提及。

　　第一，当时我国确实处于物质匮乏时期。毛泽东自己的票证，也和老百姓一样多。他不是不知道这种国情。但从大国情来看，从抓“吃穿用”转换到抓“三线建设”，无疑是一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更有战略眼光、更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选择。当年勒紧裤带搞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就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例如王大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国际大三角关系形成，国家安全问题有了基本保障，国家才有条件，加大改善“吃穿用”的力度。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强调三线建设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对吃穿用也作出了指示。他指出：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在1965年9、10月间，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时，决定在“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

　　第二，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5年》，有如下内容：

　　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4月13日　中共中央同意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1965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为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在引进新技术的三种方式中(进口成套设备、进口单项设备、购买技术资料)，应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和探索后两种方式。

　　由此可见，当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包括三线建设，党中央不断加强引进外国新技术的力度，千方百计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要想打破被封锁的状态，搞对外开放，谈何容易!因此，三线建设最后还是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取得辉煌的成绩。这一点至今对我们的建设仍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改善布局开发西部

　　2019年3月4日，来自英国的全球领先房地产顾问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2019年科技城市发展》报告，评出包括纽约、旧金山、伦敦在内的30座全球科技城市，中国的上海(15位)、北京(17位)、香港(20位)、深圳(24位)、杭州(25位)和成都(26位)上榜。成都也是这次唯一上榜的中国西部城市。

　　成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追根溯源，奠基于五十多年前的三线建设。长期关心西部建设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91年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没有当初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他在1月25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满怀信心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一年，毛泽东写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刻地阐述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十大关系。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际上，早在开始实施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时，毛泽东就考虑到平衡工业发展问题。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多次协商，最后双方同意把106项民用工业企业中的21项、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放在西部。

　　情系西部的毛泽东，对那里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与了热情的鼓励。西部要发展，交通须先行。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天兰铁路随后通车，他又题词：“继续修筑兰新路”。对于康藏公路的两条线路之争，毛泽东亲自拍板：“采取南线为适宜”;康藏公路开工，他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他又题词：“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毛泽东最为关心的1970年建成通车的成昆铁路，被誉为世界三大奇迹之一。

　　在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所有项目中，毛泽东对西南三线的攀枝花特别重视，意在推动三线建设这个全局。而三线建设这个全局，又属于“三五”计划这个更大全局中的重点内容。这样，毛泽东把整个三线建设，实际上一直纳入了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中考虑。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与沿海关系时，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当余秋里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毛泽东说：是的。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西南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毛泽东年谱5》473页)

　　1965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几位地方负责人谈工业、农业及备战情况。毛泽东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大家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来说，也是有用的。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听你们今天谈的，像是很有希望的样子。(《毛泽东年谱5》537页)

　　“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今天更加得到凸显。2016年，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一个专家团队实地调研了当年的三线建设。他们在调研报告中写道：“毛泽东自三线建设战略启动起，便把川西作为重点。我们调研所到之处，亲历者们提及较多的一句话，就是1964年毛泽东说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去抓三线建设。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调研组看到，现今的‘两点一线’区域，铁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重庆、成都、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工业城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延伸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以及2010年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这凸显了当年实施‘两点一线’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还从战略高度考虑到三线企业的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当时围绕攀枝花钢铁项目选址问题发生了较大分歧，主要有乐山太平场、攀枝花弄弄坪两个方案之争。毛泽东在仔细分析后，明确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正因为考虑到了资源利用问题，攀枝花才避免后来不少资源型企业面临的“资源枯竭”的困境，攀枝花才有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纪念三线建设五十周年的时候，攀枝花市领导介绍：得益于三线建设奠定的基础和对三线建设精神的弘扬传承，今天的攀枝花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全域被纳入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工业化率70.3%，人均GDP列四川省第一。

　　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这些项目“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回顾共和国前三十年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三线建设建成的项目特别令人瞩目，例如以成昆铁路为代表的10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水电站、第二汽车制造厂等。江泽民1991年4月调研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曾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2012年5月25日，宋平接受关于当年三线建设的采访。他说：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

　　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

　　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从总体上看，三线建设的实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2月，毛泽东在西部重镇遵义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词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成了千古名句。可以说，西部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象。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和其他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在讲话中引用了“雄关漫道真如铁”。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西部邻邦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今日成都，是当年三线建设在今天的一个缩影。当年的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的绝大多数,以及贯穿西部的铁路公路干线，必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原载《党史博采》2019年第5期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