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教授感慨：中美贸易战下“尴尬”的华裔处境——永远的“外国人”_风闻

华裔教授感慨：中美贸易战下“尴尬”的华裔处境——永远的“外国人” 编者语： 在中美打响贸易战、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越发喧嚣之际，华裔族群在美国的处境，以及他们在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备受关注。敬请阅读。 今天的文章是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的会长、加州大学黑斯廷法学院特聘教授吴华扬的演讲。他为我们梳理了贸易战阴影下华裔群体的新挑战，并直言： 目前是美国国内社会人群被严重割裂，最紧张，最令人担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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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吴华扬，一个华裔美国公民，美国百人会会长。我今天的演讲将分享：有关华裔在美国的发展史，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我想先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 华裔在美国：永远的“外国人” 1968年，我跟随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时我刚1岁。我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和我母亲一样来自台湾。他拿着奖学金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旧金山、纽约这些华人较多的城市，我们家是我们居住的那个社区中唯一的亚裔面孔。 作为一个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国人群，不希望与众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国，多元文化、多元主义这类概念还没出现，人们觉得，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就是应该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与众不同，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嘲讽、恶意的玩笑，还有孩子之间颇为残酷的捉弄。你会被起外号，会被唤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们会问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这么小的眼睛怎么看得见东西？在美国的所有少数族裔儿童中，华裔儿童受到的欺负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认，我长大过程中，曾对有一双华裔父母而感到尴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少都会对自己的父母感到尴尬，但移民子女的尴尬感更强烈，因为我们急于融入同龄人，急于摆脱父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下去的少数族裔的身份，因为这些身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不公平的、让我们难堪的遭遇。 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华人学校学习中文。今天当我来到中国，我终于明白我母亲是正确的，那时我多该把中文学好。 但孩提时代的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只想待在电视前看卡通片，过得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不想要更多功课，或者做那个孝顺的孩子。 一切华裔父母希望他们孩子做的，他们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抵制。尽管我妈妈每晚会给全家人做五道菜的丰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条清蒸鱼，我哥哥和我还是会嗤之以鼻，要求吃炖牛肉、披萨和热狗。 但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国朋友的父母，不会成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们终究和别人不一样。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与众不同是不受欢迎的，不仅有公开的歧视，暗地里同样如此。 不管华人多么勤奋、多么努力地改善他们的英语发音，只要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来买房，或者像我父亲那样打算创业时，他们就会立刻遭遇歧视。 我父母将一切归咎于他们的口音。他们觉得，因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就一定会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是如此地笃信“美国梦”。 直到1982年，一起华人遇害事件彻底惊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开始写作，开始为少数族裔的权利鼓与呼，最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兼教授。 这起案件，在美国的亚裔人群中很出名，在这个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则几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陈果仁）。我并不认识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离我家只有几英里的距离。 他属于比我家更早一批的华裔移民，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里安家，多以开餐馆、洗衣房来谋生。 陈果仁并不是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也就是说，他不是我父母会拿我与之比较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他因为开车太快、爱喝酒，大学期间就辍学了。如果他是个白人，那在别人眼中会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伙子。 1982年，时年27岁的陈果仁正准备结婚，迎娶一位同样是美籍华裔的姑娘。6月19日，一个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们去参加他婚礼前的单身派对。 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两位白人——一位父亲和他的继子，他们都为美国车厂工作。在一场争吵引发的打斗中，陈果仁被这两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讲一讲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称作“汽车之城”，是因为它汇集了当时美国所有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它们象征着美国的伟大。时间点也很重要。 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比2008年的危机更糟，因为那场危机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仅仅局限于美国。 当时美日关系十分紧张，原因今天听上去很耳熟——因为贸易。 那时的日本经济正处于蓬勃上升期——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日本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泡沫，以至于后来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时，美国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们害怕日本公司将占领美国经济，以至于全体美国人都终将为日本人服务。 当时日本公司在美国疯狂收购——这点听上去也很耳熟——收购美国企业、房地产、球队，等等。 美国国内的仇日情绪高涨，政客们叫嚣着要和日本打贸易战，还有人说日本在对美进行“经济上的珍珠港袭击”。 那时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受到日本进口车的严重冲击。美国车厂的工人们对日本十分仇视，而仇视的对象很快涵盖了华裔、甚至一切亚裔，因为在他们眼中，“你们长得都一样”。 在1970年代的美国，如果你长着一张亚洲脸，那么底特律绝对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故事。就在陈果仁的单身派对上，那两位白人看到了他，开始冲着他叫喊一连串充满种族歧视的脏话，如“chink”、“jap”。 陈果仁告诉他们，自己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但无济于事。 根据目击者的报道，其中一个白人冲他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们才会丢饭碗！”在双方打斗中，那两个白人从车后备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陈果仁的头骨。 他鲜血和脑浆迸了一地，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粤语：“不公平。” 在医院里抢救四天之后，陈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动了美国的亚裔群体。然而真正让这个人群热血沸腾，打破沉默走上街头，或向媒体疾书表达抗议的，是美国法庭对那两位白人的审判结果。 尽管这两人从一开始就承认是他们杀害了陈果仁，但他们始终坚称那只是一场酒吧打斗，否认是基于种族歧视的仇恨犯罪。最终他们被判缓刑三年，每人罚款3000美元，一天监狱也没进。 这起案件，让很多亚裔美国人悲哀地意识到，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工作，再怎么尽力融入美国社会，自己还是无法被美国人接受，是一群“永远的外国人”。 中美贸易战：实为症状，而非症结 接下来，谈谈我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紧张，不仅仅是贸易上的紧张，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冲突和焦虑；导火索甚至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内政，包括几个月后的中期选举。 有两个大趋势，正在深刻影响当今中美关系。 第一个是中国堪称奇迹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几年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都会被中国的发展速度惊讶到。 无论以什么样的衡量标准，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在拥有这样规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时，发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续，使如此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即使在美国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也无法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媲美。 中国经济是个奇迹，但对于美国来说，则成了一种威胁。美国长期占据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国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第三世界里仍与贫困作斗争的落后国家。 如今面对这个强大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他们无所适从。 中国不仅开始展示雄厚的硬实力，在软实力方面，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国海、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的影响力都在迅速上升。这都在刺激着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 我这几年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课，用英语向中国学生讲授美国的司法制度。 我住在校园里，亲眼看见我的中国学生有多用功。他们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周末也不间断。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个美国人，哪怕华裔美国人，能够像这些中国学生一样享受学习，把学习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 “努力工作”听起来应该是个褒义词，但是中国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被视作“不公平竞争”。 美国人担心的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最终把美国人都比下去。 一个世纪前，一位名叫塞缪尔•冈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国劳工领袖，在一本政治小册子上写下一句当时非常著名的标语：“Meat vs Rice（肉食对大米）”。 他意思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因此不能让中国人进入美国。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它真实发生过。 第二个大趋势，就是当今在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将不再是美国的主要族裔。 这种剧变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引起了反弹。比如旧金山是美国华裔最多的城市，不仅出现过华裔市长，而且华裔正在形成这个城市里的人口新主流。 这在白人当中激发起一种基于肤色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侵略，认为应该禁止中国学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称，每个中国人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每位华人——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已经入籍的华裔美国公民——在他们眼里都可能是间谍。 近几年中，FBI曾两次对美国华人发起间谍控告。坦普尔大学物理系主任郗小星，美国国家气象局公务员陈霞芬，历经苦难，终于证明自己的清白。 虽然最后这两起控告都被证实为捕风捉影，然而“所有中国人都有可能是间谍”的言论不仅骇人听闻，更从侧面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华人的偏见和敌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发布的贸易之战具有更多象征性，对中国的言辞其实更多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分化与焦虑，以及中美的文化差异。 此外，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也在为获得选民支持做准备。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症结，这只是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持续的交流探讨对于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CCG和百人会将尽全力搭建双边友好关系的桥梁，尽力消除误会，防止冲突升级。 在这个时刻，有摩擦也有冲突，但在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发展与机遇也将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