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造的精神病人——资本主义与心理健康_风闻

被制造的精神病人——资本主义与心理健康

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提供最有利于实现心理健康的条件。压迫、剥削和不平等极大地阻碍了人类意义的真正实现。反对资本主义对精神福祉的残酷破坏，必须围绕阶级斗争的核心，因为为社会主义而战，不仅是为了增进物质平等，也是为了全人类，为了一个满足包括心理需求在内的所有人类需求的社会。　　作者︱大卫•马修斯

　　翻译︱蜉蝣

　　校对︱杜平、蜉蝣

　　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hews)是威尔士兰德里洛学院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课程的讲师，并且是健康和社会关怀课程的负责人。

　　精神健康危机席卷全球。近期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超过3亿人患有抑郁症，2300万人有精神分裂症，每年约有80万人自杀。1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精神健康疾病是除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以外导致预期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2在欧盟，18-65岁的人口中27.0%有过精神健康疾病。3近二十年，仅在英国，精神健康问题就不断增多。最新的英国国家卫生局成人精神病发病率调查显示，2014年16岁以上人口中17.5%患有不同形式的抑郁或焦虑，而1993年此数据仅为14.1%。此外，症状严重到需要干预的比例从6.9%上升到了9.3%。4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物学解释主导了专业治疗与公众意识对精神健康的理解，代表性理论是大脑化学物质失衡，强调如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作用。尽管这个理论未经完全证实，但它主导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认识。5此外，作为生物学中遗传还原论的反映，人们一直在努力将基因异常确定为精神健康障碍的另一个原因。6尽管如此，基于基因学的解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7虽然在特定情况下生物学解释可能提供了对精神健康状况不佳的启发性见解，但这远远不够。显然，存在着重要的社会状况，可以阐明不可能根据生物决定论来减少不良精神状况。8

　　由于社会原因在生物学框架内被解构，并被科学术语遮蔽，心理健康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诊断经常从个体开始和结束，检查忽略了社会因素，求助于从生物学来解释精神疾病。然而，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人们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确实存在某些更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形成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良精神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研究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学家，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认为，“正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造成了今天全世界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只有“在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精神痛苦才能被减轻。9

　　接下来，我以英国为例简概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心理健康状况，利用马克思主义者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精神分析法，他强调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必须满足才能确保最佳心理健康状况的需要。我支持弗格森的观点，我认为资本主义对于决定心理健康的状况和普遍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的运作与真正的人类需求是不相容的。这篇概述包含了对近年来英国出现的精神卫生服务使用者的政治运动的描述，这些运动旨在挑战对不良精神健康状况的生物学解释，并呼吁将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置于问题的核心。

心理健康与垄断资本主义

　　在《垄断资本》的最后几章中，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明确了垄断资本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认为该制度未能“为一个能够促进其成员健康和幸福发展的社会提供基础”。10他们以垄断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非理性为例，说明了其堕落的本质。只有少数的幸运儿才认为工作是愉快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非常令人不满的。人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逃避工作，但休闲往往不能提供任何安慰，因为它也是毫无意义的。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休闲已成为懒惰的代名词，而不是满足爱好的机会。人们对无所事事的渴望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书籍、电视和电影都是一种被动的娱乐状态，而不是对智力的需求。11工作和休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结合起来。消费品不再用于消费，已经成为社会声望的标志，消费成了一种表达个体社会地位的手段。然而，消费主义最终滋生了不满，因为人们总是希望用旧产品代替新产品，这将把维持社会地位变成对无法达到的标准的无止境的追求。“在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同时，”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工作和消费“越来越失去内在内容和意义。”12结果是一个以空虚和堕落为特征的社会。在假设工人阶级发动革命的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可能的现实是“当前衰败过程的延续，制度的压迫和人性的基本需求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精神障碍的传播”。13在当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依然突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对利润无情追求与人类基本需求之间的不相容。结果，改善心理健康所需的条件遭到了猛烈的破坏，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饱受神经症和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

艾瑞克·弗洛姆：心理健康与人性

　　巴兰和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与个人关系的理解受到精神分析法的显著影响。首先，他们提到了诸如性欲驱动和自我满足等潜在活力的中心性。此外，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念，即社会秩序需要压抑性欲的能量，使他们升华为社会可接受的目标。14巴兰自己进行过精神分析的写作。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合作，直接受到艾瑞克·弗洛姆和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影响。15正是在这个广泛的框架内，巴兰和斯威齐分析确定了心理健康理论。资本主义和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人类活力的压抑。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提出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立场，这种立场有助于理解当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心理健康。巴兰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16

　　弗洛姆在说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他影响更深，他认为马克思是卓越的智者。17弗洛姆接受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前提，即关于无意识、压抑以及无意识驱动修正的理论，但他认识到正统弗洛伊德主义未能将更深层次的对个体的社会学理解融入其分析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一个人的意识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塑造的，无意识的驱动被压抑或指向可接受的社会行为的理论。尽管马克思从未产生过正式的心理学理论，弗洛姆认为这个理论的基础存在于异化的概念。18马克思是用异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对人类的身体和精神的影响的。19其核心在于异化展示了人们对自己和周围世界，包括对同类的疏离感。异化对于理解心理健康的具体价值在于阐释了资本主义使人类存在与本质之间产生疏离。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将个体与其存在的本质区分开来。这一原则渗透了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学，该学说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脱离了自己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性是有双重性的，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一般的人性，然后再理解每个历史时期被修正的人性。”20有些需求是不变的，如食欲和性欲，然后是相应的源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构的欲望。21受马克思启发，弗洛姆认为人性是所有个体固有的，但其可见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背景。不能假定“人的精神构成是一张白纸，本身没有内在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文本…真正的难题是从无数的人性表现中推断出全人类共有的核心本质。”22弗洛姆认识到基本生理需求的重要性，如食欲、睡眠和性欲，是构成人性的一个部分，必须首先得到满足。23尽管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从动物到独特的人类，食欲、睡眠和性欲最终达到了一个超然的存在状态。24由于对自然的掌握，人类发现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越来越容易，满足的紧迫性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而随着进化过程人类发展出更复杂的智力和情感能力。25从而，个人最重要的驱动力不再植根于生物学，而是植根于人类的条件。

　　考虑到有必要建立一种对人性的理解来评估心理健康，弗洛姆确定了人类状况的五个主要特征。第一个是联系。人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因此努力建立团结的纽带。没有团结，作为个体存在是无法容忍的。27第二，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使生理需求的满足更容易，也使人类能力出现，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人类发展了表达创造性智慧的能力，并将其转化为需要实现的核心人类特征。28第三，人类在心理上需要根深蒂固和归属感。随着出生切断了自然归属的联系，个体不断追求根深蒂固的感觉，从而与世界融为一体。弗洛姆认为，真正的归属感只能在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社会中实现。29 第四，人类极其渴望并培养出一种自我认同。所有人都必须建立自我意识和成为特定个体的意识。30第五，人类在心理上必须建立一个体系，用以理解世界和他们自己的经历。

　　作为弗洛姆主张的普遍人性的代表，这些驱动的满足对于达到最佳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正如他所说，“如果人按照人性的特点和规律发展到完全成熟，就会实现心理健康。精神疾病就是这种发展的失败。”32他不认同强调性欲和其他生理驱动的精神分析理解，他认为心理健康与人类的独特需求的满足有内在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心理的完全满足被挫败了。弗洛姆主张，不良精神健康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及相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其结构阻碍了人类内在需求的完全满足。33 弗洛姆认为，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如果其中一种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会精神错乱。如果它得到满足但以令人不满意的方式……则会出现……神经症。”33

工作和创造性压抑

　　与马克思一样，弗洛姆认为，创造性的本能愿望最可能通过工作获得满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极力主张，劳动应该是一种充实的体验，允许个人在身体和智力上自由表达。工人应该能够把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他们本质和内在创造力的有意义的表达。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体验，将个人与劳动过程隔离开来。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指“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部性的，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在劳动中他不能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能感到满足而是感到痛苦，不能自由发展身体和精神上的能力而是身体受到屈辱，心灵被毁坏。3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确保人类的能量被用于劳动，即使它经常是痛苦和乏味的。36劳动不是满足表达创造力的需要，而是通过工资劳动的单调和繁重的义务来抑制它。在英国，人们普遍对工作表示不满。2018年初一项对员工的调查估计，47%的人会考虑在来年寻找新工作。在给出的理由中，首先是缺乏职业晋升机会，紧接着是无法享受工作和感觉工作没有任何变化。38这些原因开始说明劳动过程中根深蒂固的异化。许多人认为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机会实现个人满足和表达。

　　据此，可以说，在英国(就像许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大部分劳动力感到与工作脱节，并不认为工作是一种创造性体验。弗洛姆认为，实现创造性需求对于保持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被赋予了理性和想象力的人类不能作为被动的存在而存在，而是必须作为创造者而存在。39然而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显然无法实现这一点。大量证据表明，工作远远不是对心理健康有益，实际上是有害的。尽管由于这个过程的无形性，确切的数字可能仍然未知，但可以推断，对于许多劳动力成员来说，工作引起普遍的不愉快，不满和沮丧是司空见惯的。此外，由对工作的不满引发的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如压力、抑郁和焦虑，正日益增多。在2017-2018年，这些情况占英国所有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的44%，57%的工作日因不良健康状况而丧失。40 2017年另一项研究显示，约60%的英国员工在过去一年中遭受了与工作有关的不良精神健康状况，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焦虑。41

　　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性质和组织显然不是欢乐的来源，不是以满足个人创造力令人满意的方式。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说，“工人无法对自己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42相反，工作使个体从根本上疏离了他们的本性，从而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心理健康状态。英国约一半的劳动力遭遇过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时许多人感到沮丧，因此存在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模式缺陷。43毫不夸张地说，心理健康的恶化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劳动的标准反应。资本主义社会中消极情绪变得司空见惯，并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对工作的正常反应。除了严重的精神健康障碍外，许多形式的心理障碍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不被看作是问题。因此，心理健康的恶化正常化。

有意义的连接与孤独

　　弗洛姆认为，积极的心理健康，与以爱与友谊为形式的有意义的个人关系以及团结的表达之间存在固有的关系。个体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世界上的“孤独”，试图摆脱孤立的心理牢笼。44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运作经常阻碍这种需求的圆满实现。巴兰和斯威齐发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不足。他们认为轻浮在社交中蔓延，这种行为的典型特征是肤浅的聊天和虚伪的愉悦。随着社交越来越局限于熟人和闲聊，友谊所需的情感承诺和谈话所需的智力努力基本上不存在。45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虽然很难衡量其存在和性质，但可以说，困扰当今资本主义最普遍的神经症是孤独。人们愈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或许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英国政府在2018年设立了一位孤独大臣。

　　孤独作为一种神经症状会导致衰弱。个体可以通过酒精和药物的滥用来减轻痛苦，但持续的孤独感会增加紧张感和使血压升高，并对心血管和免疫系统功能造成损害。46孤独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健康问题，它会加剧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往往是抑郁的根本原因。47据估计，2017年，13%的英国人没有亲密朋友，17%的人仅有普通朋友或者关系稍差一些的朋友。45%的受访者声称在近两周内至少有一次感到孤独，18%的人经常感到孤独。尽管亲密的恋爱的关系是防止孤独的屏障，但47%的人在与伴侣的生活中表示至少在某些时候感到孤独，16%的人经常感到孤独。48最近人们在努力确定孤独的遗传学因素，来从科学上解释人为什么会产生孤独感，而环境条件可能会加剧个体对孤独的易感性。49然而，即使是最生理决定论的分析也承认社会环境对孤独感的增加有重要影响。尽管如此，很少有研究尝试严肃地说明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人们的孤独。

　　个人主义作为构建理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项原则，一直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奋斗、自力更生和独立被公认为资本主义的标志。正如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产生于封建庄园经济的解体，以家庭和村庄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屈服于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每个人的生活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中一部分进行的，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发展出了孤立的、私人的个体和日益私有化的核心家庭。50弗洛姆认为，对个体美德的宣扬和赞美意味着社会成员在资本主义下比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更加孤独。51资本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强烈反对，以及对竞争的偏好和激励，更加明显地提高了个体的地位。个体必须在总体上相互竞争，以促进个体发展。更具体地说，从经济上讲，竞争是市场运作的基础之一;从思想上讲，它符合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要成功，就必须与他人竞争稀缺的资源。竞争的结果是，它将个体分离开来。社会的其他成员不被视为获得支持的来源，而是个人进步的障碍。因此，社会团结的纽带被大大削弱。于是，孤独被嵌入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作为其价值体系的必然结果。

　　孤独不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而加剧了。作为资本主义不可阻挡地趋向于扩张的必然结果，生产增长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扩大生产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公理化的概念，很少受到挑战。由于工作优先于社会关系，因此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投入明显减少。此外，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许多工人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保护越来越少，福利无法得到保障，雇佣时间也越来越少，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孤独感。劳动力无产化趋势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工人处于不安全状态并遭受更多的剥削。人们越来越以工作为中心，没有工作或无法通过工作确保适足生活水平的威胁，已成为许多人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现实。52个体别无选择，只能牺牲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工作。

　　可以通过实际工作时间来说明人们对工作的日益重视。尽管在2007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英国工作周的平均长度有所增加，但过去20年的工作周总体上是下降的。然而，兼职工人工作时间以及兼职的数量增加了。此外，2010年至2015年，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全职劳动力人数增加了15%(法律规定：额外的工作时间必须由雇主和雇员商定)。53此外，2016年一项员工调查显示，27%的人表示的工作时间比他们预期的要长，从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31%的人认为工作干扰了他们的私人生活。54值得注意的是，孤独不仅仅是工作之外的生活的一个特征，也是工作中的一种常见经历。2014年，据估计，42%的英国员工不认为同事是亲密的朋友，很多人在工作场所感到孤立。

　　心理学家杰奎琳·奥尔兹(Jacqueline Olds)和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把以牺牲人际关系为代价更多地参与生产活动，称为“忙碌崇拜”。55虽然他们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一趋势，但他们仍然从工人自由选择了这种生活来评价这一趋势。这消除了对资本主义的任何严重批评，也消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忙碌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固有的自我扩张的结果。此外，奥尔兹和施瓦茨没有认识到这一趋势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反映，这种劳动力市场结构使得更多的工作成为必要而不是选择。避免孤独和寻求有意义的关系是人类的基本愿望，但资本主义抑制了他们的圆满实现，同时也抑制了形成爱和友谊的共同纽带以及团结地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作为回答，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说，对孤独的恐惧驱使人们寻求一些最不满足的社会关系，从而最终导致更大的不满情绪。56

物质主义与对个体身份认同和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

　　对于垄断资本主义而言，消费是一种重要的吸收过剩产品的方式。在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无法预见销售将如何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57广告、产品差异化、计划报废(译者注：为增加销量故意制造不耐用商品)和消费者信贷都是刺激消费者需求的必要手段。同时，也不乏愿意消费的人。除了人们对高强度工作的接受，弗洛姆还将消费欲望视为资本主义下生活的另一个整体特征，并认为这是一种把人作为资源来支持经济的典型。58

　　随着消费品对人眼球的吸引得到重视，而非实用性，人们已经从消费使用价值转向消费符号价值。人们追随流行文化并做出购买一辆汽车、一件品牌服装或一台技术设备等商品的决定，通常是基于商品宣传传达给消费者的信息。通常，消费主义是个人建构个人身份的主要方法。人们把感情投入到与消费品相关的符号价值上，希望这些物品拥有的任何无形品质都能通过所有权传给他们。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消费主义更多的是对观念的消费，而不是为了满足固有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弗洛姆认为，“消费应该是一种具体的人类行为，在消费中，我们的感觉、身体需求、审美趣味……都是相关的：消费行为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体验。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几乎没有，消费本质上是满足人为刺激下的幻想。”59

　　对个人身份认同和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鼓励了永不满足的消费欲望。然而，每次购买通常都达不到它的许诺。很少有人能真正通过消费来获得满足感，因为创造性消费的是一种人为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将我们的存在赋予意义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异化的形式变得更加明显。消费品不是为满足固有需求而设计的产品，而是通过其制造的意义和符号来刺激和满足预先设计的反应和需求。60任何人想要或认为可以从消费产品获得身份认同，或者从消费品中满足创造性的符号价值，都是错误的。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并没有带来欢乐，而是导致了普遍的不满，因为高价值被用于资本增值上。虽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存在于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在那些不平等程度更大的社会中——英国显示出比大多数国家更广泛的财富差距——消费和获取的欲望大大促进了神经症的出现，因为维护社会地位和效仿社会上层的努力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近年来，这种影响在英国家庭中得到了证实。200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确定，在21个最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英国的儿童福利水平最低。作为回应， 2011年对英国家庭进行的一项的分析，将其与西班牙和瑞典的家庭进行了比较，后者是儿童福利排名前五的国家。61

　　这三个国家中，消费主义在英国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它在所有家庭中都很普遍，不论其富裕程度如何。英国父母被认为比西班牙和瑞典的父母更加物质主义，并且对待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购买最新的品牌消费品，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将确保他们的孩子在同龄人中的地位。这是孩子们都认同的价值观，许多孩子认为社会声望是基于品牌消费品的所有权。有证据表明，这导致了人们的担忧和焦虑，尤其是那些认识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虽然认为他们需要为自己和孩子不断购买新商品是英国父母的共识，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了维持这种物质生活方式的心理压力，并屈服于这种压力。在这三个国家，孩子们都认识到了自己对幸福的需求，包括与父母和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机会，尤其是通过户外活动。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在英国，许多人并没有满足这样的需求。由于工作需要，家长们很难与孩子们相处足够的时间，而且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经常阻止孩子们参加户外活动。随后，父母用消费品进行补偿，这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因此，英国儿童形成和参与有意义的关系和创造性行为的需求被压制，而通过消费主义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努力未能给他们带来幸福。

作为阶级斗争的抵抗

　　在不否认生物原因存在的同时，必须承认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妨碍了许多人的心理健康。然而，除此之外，强化个体化的心理健康观念，掩盖目前生产方式不利影响的医学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迫使精神卫生服务使用者服从医疗专业人员的判断。这种医疗模式还鼓励在个体遭受精神痛苦时中止和削减其公民权利，包括将违背其自身意愿的行为合法化，并将其排除在决策者之外。对于那些遭受精神痛苦的人来说，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常常以压迫和歧视为特征。

　　意识到他们被压迫的地位，精神卫生服务的用户和幸存者现在正在挑战医学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及其对资本主义对心理影响的模糊化。此外，他们越来越多地联合起来，并提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健康的社会模式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残疾社会模式认为社会障碍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社会障碍被界定为把人们从劳动力市场排除出去。从广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精神健康的社会模式将物质劣势、压迫和政治排斥视为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

　　2017年，在英国，心理健康行动组织——国家幸存者用户网络(National Survivor User Network)明确拒绝了医疗模式，并将社会正义作为运动的核心。作为为心理健康采取社会措施的呼吁的一部分，该组织明确谴责新自由主义，认为财政紧缩措施和社会保障的削减导致精神健康不良人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也导致了国民中现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认识到社会不平等是造成精神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原因，国家幸存者用户网络提出，精神卫生服务用户所面临的挑战应当成为对社会普遍不平等的更广泛控诉的一部分，并认为“紧缩措施、破坏经济政策、社会歧视和结构性的不平等正在对人们造成伤害。我们需要挑战这一点，将其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议程的一部分。”62此外，回收箱(Recovery in the Bin)行动组织把自己和更广泛的心理健康运动置于阶级斗争中，推动建立一种社会模式，将资本主义视为不良精神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代表少数民族的金德里德 ·曼兹(Kindred Minds)积极宣传一种认识，精神痛苦不是生物学特征的结果，更多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经济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的结果，“被病态化为精神疾病”。63压迫和歧视是全民精神健康恶化的催化剂，少数民族被迫承受了更大程度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和偏见。

　　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提供最有利于实现心理健康的条件。压迫、剥削和不平等极大地阻碍了人类意义的真正实现。反对资本主义对精神福祉的残酷破坏，必须围绕阶级斗争的核心，因为为社会主义而战，不仅是为了增进物质平等，也是为了全人类，为了一个满足包括心理需求在内的所有人类需求的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受到资本主义不人道的迫害，但是，缓慢而坚决地斗争是由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领导的。资本主义在精神健康领域所提出的挑战必须被视为更广泛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作为许多人争取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尊严和尊重的一个战线。

　　参考文献

　　1.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心理健康的情况说明 (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2017), http://who.int。

　　2. 世界卫生组织, 数据和资源(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2017), http://euro.who.int/en。

　　3. 世界卫生组织, 数据和资源。

　　4. 萨莉·麦克马努斯, 保罗·贝宾顿, 瑞秋·詹金斯和特劳·拉赫, “英国心理健康与幸福：2014年成人精神病发病率调查”(利兹市，2016年)。

　　5. 布雷特·J·迪肯和 迪恩·麦克凯, “心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模型：呼吁进行批判性对话”，《行为治疗师》第38期，2015年第七期：231-35页。将这种方法确定为市场机遇的制药公司一直是这种方法的主要获益者，例如布雷特·J·迪肯和格雷森·李·贝尔德所阐述的抗抑郁药物的发展，“抑郁症的化学失衡解释：减少责任在什么成本?”，《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8期，2009年第四期：415-35页。

　　6. 约旦·W·斯穆勒等人举例，“鉴定共同影响五种主要精神疾病风险位点：全基因组分析”，《柳叶刀》第381期：1371-79页。在这项研究中，五种最常见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与遗传变异有关。

　　7. 迪肯和麦凯，“心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模型”，233页。

　　8. 社会阶层是心理健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研究是罗伯特E.L.法里斯和亨利·W·邓纳姆，《城市地区精神障碍》(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9年)，该研究发现芝加哥最贫困地区的精神障碍发病率更高。接下来是霍林斯黑德和弗雷德里克·C·雷德里克在英国和美国的研究，《社会阶层和精神疾病》(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58年);利奥·斯罗尔，托马斯·S·兰格，斯坦利·T·迈克尔，马尔文·K·欧普乐和托马斯A.C.伦尼，《大都市心理健康：曼哈顿中城研究》(纽约：麦格劳山出版社，1962年);及约翰·施瓦布，罗杰·贝尔， 乔治·J·沃希特和鲁比·施瓦布，《社会秩序和心理健康：佛罗里达健康研究》(纽约：布鲁纳·马泽尔出版社，1979年)。

　　9. 伊恩·弗格森，《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困境》(伦敦：书签出版社，2017年)，15-16页。

　　10.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1966年)，285页。

　　11.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346-47页。

　　12.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346页。

　　13.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364页。

　　14.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354-55页。

　　15. 保罗·巴兰，《远景》(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1969年)，92-111页;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个人回忆录”，保罗·巴兰：《集体肖像》(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32-33页)。巴兰起草的未出版的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质量II”，包含了一个关于心理健康的章节。然而，这一章没有包括在书中，因为它在巴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然而，本书的其他部分也有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观点。当“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质量II”在它被巴兰起草近60年之后，最终在2013年的《每月评论》上发表时，由于精神健康部分章节不完整，被排除在外。见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质量：文化与传播”，《每月评论 》总第65期，第3期(2013年7月至8月)，43-64页。值得注意的是，纽约书评的一篇评论中，罗伯特·海尔布隆纳注意到垄断资本精神健康的治疗并提出批评。对此，斯威齐在一封信中作出了回应，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析进行了辩护。见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纽约：Vintage，1970年)，237-46页;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书信)，《纽约书评》，1966年7月7日，26页。

　　16. 弗洛姆的影响在巴兰的作品和通信中很明显。他研究弗洛姆的《理智的社会》，以及马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手稿)。毫无疑问，他对两位思想家的广泛工作都很熟悉。虽然巴兰不完全同意马库塞的具体分析，但他公开承认他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认为《爱欲与文明》与美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承认精神分析对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至关重要。参见尼古拉斯·巴任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垄断资本时代：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精选通信》，1949-1964(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7年)，127页，131页。又见“巴兰-马库塞通信录”每月评论基金会，https://monthlyreview.org。

　　17. 埃里希·弗洛姆,《超越幻觉的锁链：我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遭遇》(伦敦：连续体，2009年)。

　　18. 弗洛姆,《超越幻觉的锁链》，35页。

　　19. 伯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131页。

　　2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1867年写作;伦敦: 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 1977年), 571页.

　　21. 埃里希·弗洛姆, 《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16年)，23-24页。

　　22.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社会》(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年)。

　　23.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65页。

　　2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22页。

　　25. 弗洛姆,《超越幻觉的锁链》, 27页。

　　26.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27页。

　　27.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28-35页。

　　28.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35-36页。

　　29.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37-59页。

　　30.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59-61页。

　　31.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61-64页。

　　32.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14页。

　　33.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76页。

　　3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66页。

　　35.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写作;弗吉尼亚州: 怀尔德出版社, 2011年)。

　　36. 弗洛姆,《超越幻觉的锁链》，63页。

　　37.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73页。

　　38. 投资于人,《工作流失趋势: 2018年员工情绪调查》(伦敦: 投资于人, 2018年), http://investorsinpeople.com.

　　39.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5页。

　　40. 卫生安全局, “工作压力, 2018年英国抑郁或焦虑统计数据”(英国布尔特市: 卫生安全局, 2018年), http://hse.gov.uk。

　　41. 《社区商业》,《2017年工作心理状况报告》(伦敦：社区商业, 2017年),http://bitc.org.uk。

　　42.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345页。

　　43.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5页。

　　4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9页。

　　45.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347-48页。

　　46. 乔·格里芬,《孤独社会?》(伦敦：心理健康基础, 2010年)。

　　47. 格里芬，《孤独社会?》，4页。

　　48. 戴维·马乔里班克斯和安娜·达内尔·布拉德利，“你并不孤独：英国社会关系的质量”(唐卡斯特市：2017年)，17-18页。

　　49. 吕克·古森，伊斯克·范·罗克尔，麦凯·维尔哈根，约翰·T·卡西奥普，斯蒂芬妮·卡西波，马利斯·梅斯和多丽特·布姆马，“孤独的遗传学：将进化理论与全基因组遗传学，表观遗传学，社会科学相连接”，《观察心理科学》(2015年)：213-26页。

　　50. 迈克尔·奥利弗,《残疾政治》(英国, 贝辛斯托克: 麦克米伦报,1990年);伊莱·扎雷茨基,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伦敦：冥王星报,1976年)。

　　51.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 93页。

　　52. 参见李嘉图·安东尼，“新服务无产阶级”，《每月评论》，(2018年4月)：23-29页，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不断演变的不安全感和无产阶级分化的加剧。

　　53. 工会大会，“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人增加15%，重新回到‘倦怠英国’，工会大会警告，”2015年9月9日; 乔茜·柯克斯，“英国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加班更多——通常没有额外的钱”，《独立报》，2017年3月。

　　54. 大卫·马约里班克斯，“爱的劳动——还是劳动对抗爱?：我们在工作中的关系;关系和工作”(唐卡斯特，2016年)。

　　55. 杰奎琳·奥兹和理查德·施瓦茨，《孤独的美国人：二十一世纪的漂泊》(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09年)。

　　56.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347-48页。

　　57.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115页。

　　58. 弗洛姆，《超越幻觉的锁链》，63页。

　　59.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129-130页。

　　60. 罗伯特·博科克，《消费》(伦敦：劳特利奇， 2001年)，51页。

　　61. 联合国儿童基金, 因诺琴蒂工作报告7：儿童贫困透视：富裕国家儿童福利概况(佛罗伦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调研中心，2007年)，http://unicef-irc.org。

　　62. 国家幸存用户网络(NSUN)宣言2017: 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视野，我们的价值, http://nsun.org.uk。

　　63. 拉扎·格利菲斯，《呼吁社会公正：为黑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精神卫生服务用户制定更公平的政策和实践》(伦敦：亲情思想，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