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右派的今与昔_风闻

作者：淼水有鲸

（1）

　　“当希望的声音在街头回荡时，胆小的人应该关上门。”——圣茹斯特

　　西元1794年3月29日夜，法国大革命的雄狮——乔治·雅克·丹东走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他被指控贪污公款、在军需品采购中收受钱财、接受王室贿赂、勾结吉伦特派，和可疑的外国人交往过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等一系列大罪。负责逮捕他的是昔日的同僚、雅各宾派救国委员会中最年轻也是最能干的一个——圣茹斯特，他英俊、冷酷、洞察一切、行为精准，被称为恐怖的大天使。

　　丹东仓皇的逃向巴黎的一个贫民窟，这是营建的狡兔之窟之一，他把自己“搞”到的钱除了享乐、包养交际花、添置房产和田地之外，也拿到了这个贫民窟来救济穷人，这里的穷人都是他的支持者，他相信他们会保护他。然而圣茹斯特只说一句话，原先打算保护丹东的贫民窟居民解散了，——“明天中午巴黎市政厅会在这里发放救济粮食。”——接着丹东俯首就擒。

　　我们谈到左派、右派这些政治名词时，就必须向前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国民立宪大会，当时主张大多保留法国君主权力，并且在国会实行两院制（一个贵族院一个平民院）的立宪代表聚集在大厅的右侧，而主张全面限制君主实行一院制的聚居于大厅的代表们居于于大厅的左侧——所以有了一个左派和右派之分。

　　一般来说，当时的右派的主张是比较稳妥的，右派既和过去的波旁王朝保持了一个平稳的过度，同时这种国王议会互相制衡，同时实行上下两院的制度和隔壁英国制度基本上一样，而左派的主张则是全新的，比较激进和冒险，尤其是他们要求实行一院制，这即便在大洋彼岸实行了共和的美国也是没有先例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左派却站在道德高地上，因为波旁王朝的旧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弊政百出、社会极度不平的模板，右派要求尽可能和这个旧制度保持一个平滑的过度，就是等于要求尽可能保留波旁王朝的弊政。如果从这些代表的出身上来说，右派的立宪代表大部分是开明的佩剑贵族（传统贵族）、新兴的穿袍贵族（花钱买头衔或者因为对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大资产阶级而被授予头衔）、金融家、高级教士等；这些人本身就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主张步子尽可能迈的小一些，多摸石头少过河，实际性也是在尽可能保留自己既得利益。他们主张实行两院制，也是为了考虑到他们自己的立法权不被稀释，因为上议院（或者叫贵族院、参议院）就等于是专门为他们这些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开办的。所以左派反对这些右派，就等于是反对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具有一种道德优势，左派是一种褒义词，即便左派做了坏事，也是好心做坏事，而右派做了坏事，就是罪大恶极，右派是一个骂人的话——没有一个政党自称自己是右派，被称为右派的都是对手扣得帽子。

　　反过来说，因为左派被看作是一个褒义性的名词，左派代表了革命的、积极向前的、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大方向的，所以只要有可能，各种政治活动都努力把自己和左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当然在经历过麦卡锡主义的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在美国左派的历史太短，而且这个词很容易被和苏联间谍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美国会使用进步派这个词来代替左派，但是实际上左派的含义就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的一派。

　　大体上说，左派总体上的主张是社会平等和自由化、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把两者进行了理论论证，证明社会平等和自由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的，所以两者通常被认为是不可分的。但是现实上可能并没有理论论证上的完美和谐，比如很多欧美的左派精英主张保护环境——这被认为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趋势，但是却反对纳税来提高社会福利，《阿特拉斯耸耸肩》之类的书是这些人的最爱，他们相信如果必要，人类社会的精英阶层应该舍弃被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侵蚀的旧世界，带着自己的财富和股权，在南太平洋购买一些小岛组成一个完全由成功人士组成的国家。　　所以说现代西方社会的左派未必就是同情穷人，不然法国的白左也不会提高针对穷人的燃油税和消费税了。左派中也包括很多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东西，比如几乎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自称是左派，因为他们代表了对“旧社会、旧制度”的革命，代表了人类性和婚姻摆脱了原始落后的观念，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和自由的趋向。此外主张毒品合法化，主张同胞兄妹之间不以生殖为目的性行为合法化的都可以自称为左派。

（2）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同时还有历史的阶段性。

     同样，我们举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当1791年初法国制宪会议上，左右两派还在争论应该给波旁王朝的君主保留哪些权利，而仅仅几个月后，左右两派的分界线就变成是否要废除国王了。在这场新的斗争中，吉伦特派成为左派的领军势力，他们主张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然而一年之后，吉伦特派又从左派变成了右派，他们反对审判和处决路易十六等犯有通敌罪的国王和贵族，反对打击利用战争形势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商人，反对通过《粮食价格法令》，还禁止雇工阶级组织工会，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接着新的左派——雅各宾派将吉伦特派打倒了，并把他们的大部分首脑人物送上断头台。

     但独揽大权的雅各宾派不久之后，也分为左右派系，右派的丹东希望在战争形势已经平稳的情况下，结束革命时期的各种紧急状态下的命令，并且和昔日的吉伦特派、斐扬派秘密勾结，左派的埃贝尔是巴黎公社无套裤汉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希望继续各种紧急状态下通过的法案——控制物价，打击各种投机，开设国家工厂，提供给失业者以工作。结果，罗伯斯庇尔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他先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断绝了与资产阶级主流言归于好的机会，然后又把埃贝尔送上断头台，丧失了巴黎公社民兵的保护，应而政敌才大胆的敢于发动政变。

     所以说，一个组织在历史中到底是处于左派和右派，要看当时的环境而定，但无论是处于左派还是处于右派，吉伦特党人的最核心目的都是要维护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在法国资产阶级内部也是有不同的利益区分的，吉伦特党人代表了沿海地区和巴黎等大都市的资产阶级利益——在法国17世纪晚期，经过财务总监柯尔贝尔在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海外贸易——吉仑特党人是这种改革的受益者，法国政府通过大量的财政补贴，用来刺激贸易和产业发展，与英国展开竞争。

     做法类似于感觉哪个行业有机会，就给这个行业大量的补贴，让它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水平得到提升，以便于形成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便于扩大出口。这个做法大体上是成功的，到18世纪中叶时，法国对海上贸易霸主的英国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在丝绸、玻璃制品、花边丝带等行业上具有压倒优势。但是这种产业政策也带来了代价，那就是英国不允许自己的贸易受损，决心诉诸于武力，在接二连三的战争中，占据海权又财大气粗的英国连续获胜，法国连续的败北，除了借助美国独立的机会找回了点面子之外，基本上是一败涂地，整个海外殖民贸易体系全部被英国控制，为此，不得不寻求妥协。

     1786年，法国为了“实现两个强国的最终和解”（其实是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不得不接受一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相减低关税，开放市场，但是，这份标榜“自由贸易协议”中一些法国的优势产业，比如丝绸却不在此列，结果导致了英国的优势行业商品大量在法国泛滥，而法国的优势产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给法国工商业带来严重影响，尤其是毛呢、棉布和五金行业备受摧残。

     而工商业的受损，不仅让过去支持波旁王朝的法国资产阶级离心离德，而且让大量的城市雇工和小手工业者收入锐减，最后，加上连续的几年粮食歉收，让城市因为面包价格上涨而引发动乱。同时巨额的战争债务又在如何分摊上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政治上的纷争和城市居民的暴动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可以说，法国波旁王朝的灭亡根本原因是“具有法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国际竞争中败给了英国的标准资本主义的结果。

    吉伦特派作为波旁王朝的既得利者是不希望看到波旁王朝灭亡的，但是相比凡尔赛的宫廷权贵、巴黎的金融家和包税人集团、巴黎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们来说，他们还不是波旁王朝的最大受益者，和这些完全靠政策和关系吃饭的红顶商人们不同，吉伦特党人自认为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商业上赚钱的，并且对1786年无能的法国政府和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深恶痛绝，国内各种封建残余设立各种收地方税的关关卡卡也是憎恨不已，对咬着一大片社会财富却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法国国有企业——大大小小的法国天主教修道院也深深不满。所以他们发现，路易十六顽冥不化的和流亡王国外的法国贵族，还有奥地利干涉军勾结在一起之后，就顺应形势站到支持共和废除波旁的一边。

    吉伦特派们支持的一些革命性的政策，比如对外进行战争，是为了扩大市场和报1786年“自由贸易”之仇；废除各种封建关卡，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为了让法国的工商业更好发展；没收法国天主教会的财产，是为了为战争筹集经费的同时不把税收加到资产阶级头上，同时也是为了盘活社会财富，废除这些低效率的寺院经济。可以说，这些革命性的左派进步的主张都是和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3）

　　同时在法国的资产阶级中还有一个少数派别，这些人来自于法国内陆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这些城市很多在中世纪都是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但是在17到18世纪时这些城市日渐衰微。它们衰落的过程固然有一些时代的因素，比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大西洋经济的繁荣，让很多内陆商路逐渐改道。当然也有很多人为因素，法国柯而贝尔改革以来的采取对海外贸易和重点扶植产业的补贴政策，需要大量的资金财富，因而把沉重的税收加在农村和这些内陆中小城市上，这种客观上税收吸吮效应加速了这些城市的衰落。而正是在这些城市中，产生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圣茹斯特、圣安德烈等雅各宾派革命领袖。

　　这些人对波旁王朝一点好感欠奉，所以当发现路易十六的背叛，立即毫不犹豫的砍了他的脑袋。但是对一位波旁君主的斩首，并不能改变他们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少数派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来自巴黎城以及沿海先进地区的资产阶级从肉眼上就可以区分开来——他们的穿衣打扮跟不上法国的流行趋势，在沙龙里说话也没有先进地区资产阶级们的风趣幽默。这样的少数派要想掌握法国的发展方向，就必须非常措施，就必须争取资产阶级之外的阶层的支持。于是在1793年5月，也就是砍掉路易十六脑袋的四个月后，雅各宾派们支持通过了《粮食限价法案》（第一限价法案），这个法案为雅各宾派在巴黎的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巴黎的无套裤汉们把雅各宾派看作是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并且随时准备用武力却支持他们。

　　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在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雅各宾派并不是多数派，雅各宾派专政的基础就是巴黎公社民兵的武力支持，这让他们的政敌不敢起来反对他们，一直到雅各宾派失去了巴黎民兵们的支持之后，国民议会才发动了“热月政变”。但是雅各宾派用于取悦下层民众的各项政策都是直接的反对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对商品进行限价，打击囤积居奇，违反了经济自由和凭本事发财的自由，侵犯了他们所信奉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把贵族庄园以低价和贷款方式以小块出售给农民也违反了他们的一直以来相信的政治经济理念——这种理念相信法国农村经济的合理进化方式是形成少数农业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的雇农才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他们提出和通过这些法案都深深让他们感到痛苦，因为违反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一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后到了《风月法令》开始直接没收“革命敌人”的财产，无偿分给贫穷的革命群众时，这种痛苦就进一步加深了，所以他们不久之后选择了退缩，而这一退就让他们丧失了民众的支持的同时，又面对资产阶级兄弟们的反扑，最后就粉身碎骨。

　　雅各宾派采取各种反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措施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革命”，但是在保卫革命的同时，也保卫了自己。但是在混乱的局面中他们走的太远了，以至于不再可能和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言归于好，他们唯一让自己生存下来的手段就是把自己从资产阶级某个派系的代言人，转变为职业的革命领袖，不断革命，持续革命，永远向前而不是向后看，利用革命来保护自己，并且寻求个人权利上的成功——雅各宾派的失败就在于他们缺少这种乱世枭雄的本能，这也是西方人普遍缺少的一种人格特质。

　　西方人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者，但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是无法组织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的，在个人主义的表象之下，西方社会利用不同阶级的文化、世界观、宗教等来组织社会，对个人形成了在思想上一种看不见的羁绊。而亚洲人被认为是集体主义者，但是这个集体主义实际上就像一个洋葱一样，是一层一层的，由亲到疏远，从家庭、亲戚、朋友、老乡等等，可以不断的剥开，你剥开最后一层，就会发现他们对个人的飞黄腾达才是最在意的东西，除此之外，是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和飞黄腾达，这样的可以灵活变通的集体主义精神，可以让他们忽视条条框框，并且得到身边人足够的支持，再加上一些农民式的实用主义和狡黠，就产生一种枭雄本能。雅各宾派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西方人，而拿破仑的成功就在于不是典型的西方人，而是一个地中海人。　　在二战之后，美帝就不了解这种差别，导致在东亚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相当多的美国人都对中国和越南的革命领袖们充满好感和希望，因为这些人和欧洲那些受到莫斯科牵线木偶一样操纵的好斗分子不一样，中国和越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政党处于领导地位的都是一些和美国精英阶层有着相似出身背景，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有着相似的生活品味，气质高贵的资产阶级青年。而对把半封建的土豪劣绅作为自己重要的统治根基，腐败又死气沉沉的蒋介石政府和顽固的维护自己已经过时的殖民统治方式的法国不报好感。对两个昔日盟友不断呼吁的支援漠不关心，甚至有意拖他们的后腿。相当一部分美国当政者而乐观的相信，中国和越南的革命者会严守马克思当年设定的“分阶段革命”的路线图，把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仅仅设定为一场反封建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也仅仅限于土地改革，只要美国表现的更宽容更善意一点，那么最后中国和越南会以一个开放的资产阶级国家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

（4) 

　　历史上的早期的资产阶级左派，一般包括第一类是恰巧他们的利益和当时可以成为“左派”的政治主张相吻合，比如法国大革命早期的吉伦特派。第二种，资产阶级中的少数派别，为了获得更大的力量，不得不争取社会中下阶层的支持，比如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后来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的工党等。此外，在1905年到一次大战间的俄国，两次大战间的很多开始工业化的亚洲国家里，如中国、印度、越南，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内部落后的制度和外部强大的国际资本的双重压力，很多有抱负的资产阶级青年意识到他们出身的哪个阶层先天的软弱和他们试图让自己的国家重新崛起的道路上面对的强大阻力，都纷纷投身左翼阵营，努力争取社会中的中下阶层。

　　第三种是从第二种中演化出来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在革命的道路上走的太远，他们的采取的措施已经严重碰触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没办法和当年的资产阶级兄弟们言归于好，那么他们就必须接着向前走，完成从曲线救国的资产阶级青年向终生革命的职业领袖的华丽转型，这个时候任何向后看的行为都会让他们身败名裂，当年陈独秀就是回头观望了这么一眼，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一般来说，只要国际形势对他们不是太坏，这些职业革命领袖要战胜他们昔日的资产阶级兄弟都并不困难。因为当年舍弃舒适的生活，有胆量投身革命的都是资产阶级青年中智力、意志力和抱负更好的一群；当这群优秀分子在革命道路上走了一段路时，就发现他们必须破釜沉舟的加倍干下去，这样的压力又全面激发了他们的潜能；最后，他们的选择也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技术和资本落后后发的不利局面，同时缺少主权国家各种功能——比如关税政策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面对穷凶极恶的国际资本主义，走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根本就走不通，他们必须激发这个国家数量最大的那个阶层的热情，才能把自己的国家从贫穷落后和受人欺凌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除了像当年中国、越南、印度这样的处于特殊国际形势下的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精英阶层中的多少人转变为少数派别往往和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程度有关。当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被无限度拉大的同时，它分裂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差距，而且也分裂了精英阶层内部的联系。当精英阶层中一些拥有财富比较少的群体发现他们和自己昔日阶级兄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他们的后代子孙很有可能被扫落在平民阶层那平困和毫无希望的泥潭里的时候，他们中一些有抱负和头脑的分子就不得不另想办法。于是一些人就不得不联合一些精英阶层之外的阶层进行反抗，这也是被称为“镀金时代”的19世纪后期欧美左翼运动、进步主义的产生的动力之源。这些政党和运动有的采用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有的没有采用，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是要求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要求提高普通工人在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中的可以分得的利润水平的，所以争取了很多下层民众的支持，一度兴盛一时，但是到了一次大战之后，却万马齐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为了夺取胜利，他们需要所有的工人农民精神百倍的生产物资，需要大量平民青壮年上战场作战，所以都对内部的关系进行调整，为平民阶层做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而且战争也改变各国军官团的阶级成分，大批来自精英阶层的军官纷纷阵亡，大批在战争中被火线提拔上来的平民军官进入军队的统治阶级。这样无论是通过和平的选举手段还是通过武力的政变手段，左翼政党们想要向他们宣传的那样为平民阶级实现的各种主张由大战之前的虚无缥缈突然变得触手可及了。但是这种变化却让这些左翼精英们措手不及，因为过去他们认为这些口号和主张都是遥远的，不用在现实负责的。但是现在却变得可以实现了，但是如果要去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和生养他们的那个阶级彻底决裂，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犹豫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过去曾经喧闹一时的欧洲左翼政党都突然变得无所作为起来，而过去指望他们领导的平民阶层却处于战争过后精神上最强大，组织上最完善的阶段。这样的局面就必然导致新的以平民阶层支持为社会基础的新政党新主义的产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正是过去领导了左翼的资产阶级精英选择了向后看的做法，最后才让纳粹这样的新政党有了崛起的机会。

（5) 

　　我们再次回到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主要是依靠他们的“救国委员会",而他们专政的政治基础是巴黎的民兵组织的支持，但是真正赋予救国委员会权利的确是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们，而雅各宾派在这些人中间却是少数派。

　　为什么这些少数派却能主导局面呢？答案是恐惧，因为大部分资产阶级都畏惧在议会大门外叫嚣的群众，他们做出了违心的选择以应对这些民意。如果赞同雅各宾派的主张就是左派，那么这些人也是左派，至少是暂时做了左派，如果没有后来的热月政变的话，那么也许历史就会定位这些人也转变为左派了。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另一类别的左派，因为害怕，所以成为了左派。

　　在十九世纪，如果你问一位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英国贫富差距这么大，那么他们多半会给你讲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老派一点的——说从前有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和一群懒汉，聪明能干的人不断积累资本，购买了懒汉的土地和其他东西，而懒汉们最后只能沦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过活，英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穷人，是因为这些穷人都是懒汉，而且他们的父亲也是懒汉，他们父亲的父亲也是懒汉，一代代懒惰的结果就是让少数聪明能干的人的后代更加富有。另一个故事是比较新派一点的，受启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智能在内的多方面差异，少部分更加优秀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战胜了其他不够优秀的人，所以这部分优秀的人成了资本家、政治家、学者、官员等等，并且这些优秀的遗传因子在这些精英阶层中不断繁衍，而一些低劣的遗传因子这在低下的社会阶层中繁衍，最后形成了社会地位上相对恒定的差异。

　　如果你问他们如何解决英国的贫困人口问题，他们会回答是“劳动加节育”。最典型的就是1834年的新版《济贫法》，这版济贫法废除了英国从中世纪教区制流传下来的“斯平汉姆兰”救济制度，新济贫法强迫穷人进入所谓的“习艺所”，在习艺所里实行严酷的强制劳动制度，通常还带有高高的围墙，和监狱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里面要实行严格的男女分离制度，以防止穷人之间产生“繁殖”，制造出更多的穷人。

　　但是到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政治上，自称为左翼政党的在谴责资本主义，声称要想办法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而被历史标签标明为右翼的也在谴责资本主义，也在声称要改善下层民众生活。如果放在19世纪里，这些政党完全可以看做是左翼政党。比如我们说纳粹崛起之前的德国魏玛时代，天主教中央党（今天德国基民盟的前身）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右翼政党，他们就谴责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和贫富差距，在道德上他们希望复兴传统道德，在政策上鼓励社会福利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当时的几个主要大党都在积极的表示出善意，争取下层民众的支撑。社会民主党主要在吃老本，依靠他们过去几十年中控制的工会组织，主要的下层支撑者是工人阶级中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而德共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于非熟练工人和流动性的工人，这些人往往交不起工会的会费。天主教中央党则依托传统的教会实力，在产业工人阶级之外其他城市居民中获得支撑者，因为教会一直在这些人口中扮演福利和教育的提供者的角色，这也是当时在欧洲各国都广泛出现的现象，右翼都聚拢在传统的教会实力一边。而人民党则在农村人口和一些重工业企业的工人中享有地位，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德国重工业财阀们的支持。而正在崛起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则希望通吃以上所有的。

　　在一次大战之后，甚至就连过去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们也和19世纪的嘴脸不太一样。过去自由主义往往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相信物竞天择，相信自由竞争会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就是需要让有能力的人自由发财，让没能力的人自由的去死。而现在自由主义则软化了过去的一些说法，同时加上自由会带来社会进步，而在一个进步的社会，在一个像西欧国家这种经济富裕的国度里，存在大量穷人是不道德的。

　　所以到了一次大战之后，由于受到社会底层群众的压力，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左右之分，实际性上是很模糊的，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工人应该主导国家，但是他们却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运动，这个举动是够”反动派“的。天主教中央党被认为是右翼政党，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鼓吹传统道德而不是一些很新很炫的东西，所以被划为保守的右翼。但本质上，这些政党的领导集团都是来自于社会上富有的资产阶级，如果发生斯巴达克那样危及他们生存的情况，他们也只好拿出刀子拼命，如果给他们生存的余地，他就会变得竭尽全力的取悦你们了。就像“马克沁机枪让游牧民族变得热情好客和能歌善舞一样”，一次世界大战对交战各国的社会力量的总变革也让资产阶级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6) 

　　最后我们依然要谈谈现代欧美白左势力。现代欧美白左势力很多都发源于过去的资产阶级左派或者进步派运动，他们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上述我说的几种原因。第一，他们的所处的阶级小集团的利益恰巧和当时的左派主张相同；第二，他们是资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少数派别，或者正处于精英社会中最边缘的地段，担心自己的后代被少出精英阶层，因而通过争取下层民众充当大众代表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三，因为恐惧和担心，做出一种善意的举动。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代欧美白左源于19世纪选举中明码标价的收买选票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美国的历史相当悠久，因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实际性是“很新潮很炫”的资产阶级民主新事物，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选举权是要通过财产或者学历要求的，比如在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最鼎盛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也只有13%人拥有选举权。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选举就是社会上少数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中最上层可以直接和精英阶层对话的一小批人之间的博弈游戏，绝大多数平民大众是被屏蔽在政治游戏之外的。现代普选制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大战的产物，当你给所有的平民都发了枪和子弹，却不给他们选票，后果就会很严重，谁知道他们会用手里枪对付谁。

　　但是有一个国家是很例外的，那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的殖民和拓荒历史，决定了它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持有武器的，需要每一个男人拿着武器保卫殖民据点，和印第安人或者其他来抢夺殖民地的欧洲列强作战。在这这种社会背景下，你想不给平民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就像柏拉图和很多古希腊的哲学家观察到的那样，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是所有城邦公民共同承担军事义务。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普选制，无论贫富每一个都可以去投票，当然女人和黑奴例外。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平民势力又进一步壮大了。美国的建国历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所以美国的宪政制度中一开始就被设计的相当复杂，强调制衡，尤其是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防止政治制度中多数人欺凌少数人。现在这个说法可能经常被引申到诸如——防止占社会多数的异性恋者歧视占社会少数的同性恋者上来。但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实际上就是说要防止穷人欺负富人——这一点在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作都有明确的体现——社会上总是穷人多余富人，穷人是多数，要防止多数的穷人欺凌少数的富人，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就必须有制衡。

　　后来在选举的实践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发现情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坏，因为美国是一个在地理上非常大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进行政治活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克服地理和通信上的困难，而普通人缺少这样的时间和金钱，所以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被选举人的方式来实现对政治权利的垄断——普通人虽然有权投票，但是在全国性的选举中，只有投被某个精英集团推举出来的候选人才能保证选票不会分散。

　　另一个方式是，发现可以有大量的城市贫民手中的选票可以收买，一点酒或者几个零钱就可以收买到选票——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大量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的到来，做这种事情越来越简单。这些城市里的赤贫群体和作为美国过去社会基础的自耕农和独立手工业者不同，他们没有对国家政治前途的各种诉求，谁给糖吃就给谁投票。

　　当然虽然收买单个选票的付出并不太多，要想在大规模的运作这种模式，也需要大量的金钱——有没有更经济一点的模式呢？

（7) 

　　1789年，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三年，一群华盛顿的昔日大陆军战友在纽约成立一个平等、博爱、不分种族为目标的政治与社会慈善组织，组织的名字以历史上以为热爱和平的印第安人酋长坦慕嫩德命名，被称为坦慕尼协会。不就之后，当时一位北美政治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昔日的大陆军传奇英雄，后来美国的副总统阿伦·波尔的加盟了该组织。

　　靠着阿伦·波尔的天才运作，很快坦慕尼协会就称为纽约地方选举中一台无可匹敌的选举机器。坦慕尼协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和纽约的大富豪们密切交往，在政治上支撑他们，一方面控制着纽约的贫民窟地区。他们从富翁手里搞到钱，然后在贫民窟里搞社会福利，贫民们看到好处，自然投跟着坦慕尼的人一起投票，然后协会利用贫民窟的选票来支持富豪们的政治活动，这样协会就在贫民窟居民的选票和精英阶级的政治之间架起了一条金桥，对美国社会中处于主流地位手工业者、自耕农和小店主们形成夹击。

　　坦慕尼协会早年曾经是杰斐逊民主党的盟友，后来又转投共和党，19世纪后期再次转投民主党，无论在哪个党派，他们都是被引以为干城。19世纪大批的欧洲移民，尤其是二十年的开始的爱尔兰移民大潮给了坦慕尼协会以巨大的力量，因为坦慕尼协会的创始人就有好几位爱尔兰后裔，使他们在爱尔兰后裔中开展工作非常便利。到了19世纪中期，坦慕尼协会已经完全控制了纽约市的地方政治，并向全国辐射政治影响力。

　　这时候坦慕尼协会用来在贫民窟和移民群体中搞福利拉选票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需要经常到富人群体中化缘，早年的政府推崇“小而美”，没有什么闲钱用于民生方面。到了19世纪中期之后，美国的政府理念也开始转变，而坦慕尼协会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大，开始主要通过政府资金来在城市贫民窟和贫穷的新移民群体中开展各种福利活动，以此收买选票。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些高福利拉选票的钱从哪里来?如果加征更多税款，无论是对美国的富人开征还是对美国的普通民众开征，都会引起政治对抗，所以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借贷——在坦慕尼协会垄断纽约市政治期间，纽约的市政债务不断的增加，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反对坦慕尼协会的势力宣传说是因为坦慕尼的政客们在账目上弄虚作假的原因，后来引发了美国政府财务监管体制的改革。

　　这种财务监管的改革虽然让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变得更加透明和容易监管，但是并没有解决政府债务不断上涨的问题，本质上这不是一个腐败的问题，而是一个美国政治结构的一种刚需。美国精英阶级需要贫民窟居民的选票，但是却不想花费自己的钱，又不敢对普通民众开征更多的税款，所以只好借贷。现代美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承认，虽然坦慕尼政客们在使用政府资源时有大量的揩油行为，但是这些钱主要还是花在贫民窟和新移民的福利和卫生保障上，并且改善了纽约市很多赤贫街区的市政设施，改进了纽约的整体面貌并且加速了新移民，尤其是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的社会进程。

　　但是随着爱尔兰移民的融入美国社会，逐渐富裕起来的爱尔兰移民们不在热衷于坦慕尼政客们开出的小恩小惠，而坦慕尼协会过度植根于爱尔兰移民社会中，没能抓住新的东欧移民潮，就像没能抓住智能手机潮流的诺基亚，没能抓住平板电脑潮流的戴尔一样，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8) 

　　我们再次回到文章的开头，在法国大革命时，丹东面对逮捕企图逃往支持他的贫民窟去寻求保护，但是来逮捕他的昔日同僚只用了一句话就让贫民窟的人解散了，“明天中午巴黎市政厅会在这里发放救济粮食。”

　　我们再说“穷人”这个名词，实际上这个词的对应目标群体包括了两种穷人，其中一种是相对于富人的穷人，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无套裤汉，他们大多数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工匠、小店主等，因为每天需要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他们不能穿上流社会穿的繁琐的套裤。他们对于他们身处的社会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因为他们还能看的到希望，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为自己的后代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如果精英阶级毫无顾忌的掐灭他们的希望，那么在某些情况刺激下，这些平日里老实巴交，辛勤劳动，遵纪守法，认真纳税的善良平民也有可能把内心深处所有的残酷和暴虐发泄出来，变成冷酷无情的革命者。

　　而另一种穷人则是真正的彻底的穷人，比如企图庇护丹东的巴黎贫民窟居民。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真正的底层的阴暗之地。他们对社会没有想法和理念，谁给好处就支持谁。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以及新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对地理的克服，旧的精英阶层发现要想像过去那样把平民阶级的影响力屏蔽与政治生活之外，都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实现继续垄断政治权利的目的，他们需要一些廉价的票仓来在选举活动中支持自己。于是就有了大批的社会精英化身白左，去贫民窟和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中发放福利，许诺福利，收买选票的活动。

　　但是这种活动受到两个问题的制约，其中一个是成本问题。当一个人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时候，一碗热汤几片面包，那么就可以换取他们去投票，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普遍的富裕生活中，那么无疑收买选票的活动成本就更高。在19世纪是西方的政治选举中还存在直接明码标价来收买选票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在一些非洲国家，在经历战乱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二十年前的印度和泰国都存在。但是在生活富裕的欧美国家就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成本太高，政客们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经费。所以他们必须效仿当年坦慕尼协会的前辈们的做法，利用政府的资源来收买贫民和移民选票——黑人、拉丁人和其他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懒汉们投票把白左选入政府，然后白左利用福利政策回报选民。

　　这种制度化的选票收买活动造成了现在欧美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但是政府又不敢用增加收税的方式来弥补这种支出扩大——你对企业增加税收，那么它们就会减少投资，并把生产线迁移到国外；你对富人征税，他们就移民到瑞士和西班牙；你对平民阶层征税，他们就穿上黄马甲。所以最安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政府去借贷，这一点上美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霸权地位，使各种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都有必要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元，这样美国政府制造的赤字最终会通过美联储的技术性操作，转嫁到全世界所有美元的持有者头上。

　　第二个问题是，昔日的贫民窟居民和新移民如果随着福利的改善，逐步融入社会主流怎么办？就像当年坦慕尼协会一样，他们在爱尔兰移民大潮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可一世的几十年，但是因为爱尔兰移民逐步融入社会主流而没落。所以现代西方白左，特别热爱新进到来的移民，你来的时候越落魄越好，文化和习惯和所在国家的主流差异越大越好。还热爱一些天生DNA中就写满懒惰的种族，只喜欢音乐和做爱，而不愿意去打工赚钱的最好，这样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甚至二百年如一日的充当廉价的票仓。

（9) 　　

        现代西方白左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沦丧，因为他们从来不愿意放弃一些不花钱又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选票。如果有人想要吸毒，那么我鼓励毒品合法化；有人喜欢滥交，那么我们鼓励性解放；如果你喜欢搞基，那么我提案同性恋结婚合法化。目前西方最前卫的一群白左正在为“不以生殖为目的的血亲性行为合法化”而斗争，如果他们胜利之后，同胞兄妹和父女母子之间的乱伦就可以明目张胆的进行了。

　　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要求人去做一些事情，而禁止去做另一些事情，这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束缚。没人喜欢被束缚，但是这种束缚是必要的，它保证了整个种群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社会的传统习惯是训练一个人去适应这种束缚，就像军队训练士兵去适应纪律一样，如果有人故意违反的话，那么就要加以必要的惩戒。而现代白左为了更多更廉价的选票，却努力去破坏这种训练和惩戒机制。

　　财政危机和道德沦丧，这两项白左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进而威胁到西方社会生存的本身时，那么必然在西方精英社会内部带来分歧，一部分精英受到这种社会危机的威胁更严重，而另一部则可以无视这种危机。比如像硅谷的公司，他们的主要资产都是虚拟的，可以迅速的迁移，并且可以方便的通过财会技巧把自己的利润转移到低税收的地区加以避税，所以他们对白左造成的国家财务危机和社会危机可以视而不见，因为一旦需要通过税收来弥补赤字，也不会把税征在他们头上。（据一个报道说，上次特朗普参加竞选时，整个硅谷精英们都在给希拉里捐款，只有优步的司机给特朗普捐款）

　　而一些制造业，则拥有大量难以迁移的生产线，他们的盈利也难以进行避税，一个国家的社会治安、劳动力素质、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当然大厦是比生产线更难迁移的资产，所以特朗普跳出来挑战白左，因为他们已经威胁到他生意前景）

　　白左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危机开出的药方叫做“全球化”，通过全球化对资本、人力、技术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对冲因为豢养大量懒汉和社会道德败坏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把自己转化为国际公民，避免因为单个国家的衰落造成自己的前途的没落。而另一部分对此异议的西方精英开出的药方叫回归“民族国家”，恢复到过去那种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并且通过一定的让步，调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关系。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全球化”这个药方一度是有效地，它提高了西方公司的盈利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全球化的成功让白左们的反对者不得不在事实面前闭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的红利逐渐减少的同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却在加速外迁，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

　　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它代表了二十多年的全球化红利已经枯竭。如果做个简单的比喻的化，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像是在做蛋糕，如果想要把蛋糕做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面粉、鸡蛋和奶油；同样西方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也是一样，为了把蛋糕做大，就必须把更多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纳入到他们的经济体系内，这就是全球化，通过把中国、印度、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对接到国际的共同市场里，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除了朝鲜、缅甸等少数几个“隐士国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市场、劳动力和资源都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的红利已经达到了尽头。

　　另一个方法就是采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去做蛋糕，后者要复杂的多，并且有出错的风险，所以在简单的方法有效时，没人会想到一个复杂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往往就代表着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它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国民的教育和健康方面，并且要激发出国民对国家的热爱，更好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往往意味着对阶级关系的调整。

　　这两种方法，在历史往往交替充当主流，在19世纪中叶由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一轮全球化终止与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继续企图在全球化道路上勉强支撑的英国逐渐衰落，而率先拥抱了民族主义的德国开始迅速缩短了和英国的差距。同样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代表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美国主导的一轮全球化走到尽头。从此之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意外，相反，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规律。

（10)

 　　除了政治中的选票需求之外，现代东西方的白左势力和社会生物学上的性选择也具有一定的联系——西方的精英阶级喜欢表现的仁慈、慷慨并热衷于受到赞扬——当然这种表现和他们的实际性格以及背地里做的事情也许并不一致。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在性选择压力下，出于对优质配偶的竞争，生物的一些特殊的性状往往更容易被保留下来。但是这种选择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一些保留下来的性状并不一定有利于生存比如著名的爱尔兰大角麋鹿的，这种远古麋鹿中的雄性在性选择的压力下进化出异常巨大的鹿角，因为雌性喜爱这种巨大的鹿角。最初这种选择源于雄性互相打斗的过程，鹿角巨大的雄鹿在打斗中容易胜出。

　　但是后来鹿角的位置逐渐变得不适宜打斗，纯粹是为了展示。为了维持这对宽度超过四米的巨大鹿角，爱尔兰麋鹿需要大量的能量代谢和钙质，最后给它们的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使他们更容易疲劳和患上骨质疏松。而且鹿角越大，在森林里移动就更加困难，遭到捕食者时就更容易被猎杀，于是在面对世界上最成功的捕猎动物——两脚兽的竞争时，它们很快就灭亡了。——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续集中，就重点谈了这种进化中的“性择”，但是这部续集没火起来，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这种竞争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观点，所以冷藏了这部伟大的续集。

　　在性选择中，动物的一种策略是展示自己适宜生存的特征，比如强壮的四肢，巨大的獠牙等等。另一种策略是展示自己不适宜生存的特征，比如一个爱尔兰麋鹿展示自己巨大的鹿角，然后雌性就明白长着这种鹿角的雄鹿往往耐力很差，并且容易骨折，在密林中移动也很困难。但是偏偏这个雄鹿目前还活的活蹦乱跳的，已经活到了发情的年龄还没被两脚兽逮住，说明这个雄鹿在其他方面必然有不凡之处。同样一些鸟类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和巨大的尾巴也是如此，能生着这些不利于飞行和隐蔽的东西，却能活动好好的雄性，必然在其他方面有不凡之处。

　　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也有性选择压力，如果一个男人身材高大、行动机敏、体格健壮、头脑聪颖、意志坚强都被认为是有利于生存的特征，一个男人往往有意思的展示出这种特征以吸引质量更高的配偶可能。当然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策略，那就是展示自己不利于生存的特征的同时还证明自己活得很好，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呆萌”、“小鲜肉”、“小狼狗”，被认为是当今最受女性欢迎的男性特质。假设某男性格软弱、反应迟钝、智商低于平均线25%，这明显是不利于生存的特征，但是如果这个人在这险恶的世道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里还生存的很好，那么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有能力的亲戚长辈爱护和照顾着，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特征啊，在这个拼爹的社会里还有什么比有个好爹更适于生存的。

　　在某著名男歌星，长得跟豆芽菜一样，却整天瞪着眼睛一脸惹是生非的表情，按照我的常识，这个人如果在东北的大街上生存24小时都很难。但是这个人至今看起来依然还有生命特征，那么人们就会想他一定雇得起24小时全天候的保镖，出入乘坐防弹的奔驰S600，这又是典型的富二代特征呀。

　　类似的男性审美”娘炮“化、中性化、无能化的现象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性上在每一个社会相对稳定、而阶级流动性静止、精英阶级特权化的社会里都会出现，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时期、西晋时期、北宋时期、明朝后期，西方历史上的法国波旁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在这种社会里，武力值和智力值都和生存无关，唯一有关系的是你的出身值。　　现在完成了理论的铺垫，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回归这个文章的主题——那么就是为什么在东亚国家流行的小鲜肉、娘炮们在西方审美里就玩不转，为什么好莱坞这么多小鲜肉明明在我们的审美看来可以靠脸卖萌来吃饭，却非要留着络腮胡练出一身腱子肉来展示阳刚。

（11) 

　　所谓“小鲜肉”“呆萌”“小狼狗”等东亚的男神特征，实际上一种反应出身优越的纨绔子弟对出身普通的平民女性的一种性吸引力，这种性吸引力必须在社会生物学上带来足够的回报，这种回报就是“娘炮和呆萌”们可以提升被”搞“过平民女性的物质和社会地位。这种效应在东亚的流行是建立在东亚社会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传统上，上流社会的男性有取下流社会的女性做妾、或者做通房丫鬟的习惯。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那么通过发挥自己女性的魅力、一些运气、或者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就可以实现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物质和社会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流行电视剧里的男性不是呆萌小鲜肉，就是乱咬的小狼狗，而女性各个都是宫斗专家，满屏幕的丫鬟和“小主”四处飞舞。

　　基督教社会的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对情妇和私生子地位的歧视，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情妇作为一种流行时尚和现代文化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开始赢得地位。在波旁王朝的法国，有钱人还有正式情妇和非正式情妇的区分，所谓正式情妇实际性就已经相当于一夫多妻制，她们可以在别墅里以女主人的身份款待宾客，完全是正妻的派头。私生子虽然一出生就注定会低婚生子一头，但是大部分都可以分到产业，一些甚至能够分到贵族头衔。

　　而作为岛国的英国似乎在所有的流行文化上都晚上好几拍，对情妇和私生子的歧视依然严重，上层社会中严格的限定继承权法让次子们都分不到什么财产，更别提私生子了。所以在英美社会里，下层社会的女性明白，作为上层社会的情妇，要为了一点点物质享受，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并且会让自己的子女抬不起头。而上流社会男性也明白，下流社会的女性就是偶尔用来发泄一下的“日用品”，他们必须把一切主要的资源都用于经营和自己同一阶级内的婚姻。

　　所以在英美社会里，严格的“一夫一妻阶级内婚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平民女性不会像东亚社会这样眼巴巴的希望去做妾，因为回报太低。这样在英美社会里，平民阶级的女性明白，她们的理想配偶是他们同一阶级的男性。而富有阶级的男性也明白，对于“日用品”，他们只需亮出“绿票”搞定就一切OK了，并不需要表现出什么魅力来，他们需要吸引的是同一阶级的女性。

　　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些关于男性吸引女性的特点的调查，结果发现，不同阶级的女性对于男性的要求有很大差异，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比如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女性希望男性拥有强壮的体格，发达的肌肉，并且坚实可靠男性，可见平民女性青睐的男性也就是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片里硬汉风格的男性。而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则喜欢体格瘦削，面部表情深刻和丰富的男性，类似于文艺片中的男主角们。

　　如果用一些社会生物学的方式来分析的话，平民女性喜爱的男性风格是强壮、健康，战斗力强，可以在纷乱的底层社会里充当女性的保护者，而且性格可靠，可以充当妻女稳定的物质供给者，并且在压力面前要挺得住——这也是好莱坞商业片中为平民市场量身定做的形象，毕竟看这种商业片的都是平民百姓。而上述要求对于富裕阶层的女性都是多余的，她们更欣赏那种内心世界丰富，智力上更加优越的男性，喜爱炫耀自己强壮身躯的男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亚洲小鲜肉们在形体上可能更接近于英美上层女性的审美观点，但是正所谓“魔鬼在细节之中”，由于出身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亚洲平民女性对于这种高端奢侈品既没有机会近距离把玩，有缺少必要的审美情趣，上层社会的女性欣赏的是那种艺术气质的忧郁，而亚洲平民女性则误以为和她们喜爱的白痴和呆萌是同一类产品。而上层社会女性赞美的那种发自内心狂野的叛逆，被亚洲平民女性错误的认为是她们喜爱的“装逼”——简单的说，她们分不清奢侈品和山寨货之间的区别。

（12) 

　　另一点反应英美上层和底层女性对男性魅力的不同理解的地方是，上层的女性希望男人需要“善良”、需要“有爱心”，而底层女性则更喜欢男人是令人畏惧的那种类型——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男人令人畏惧证明他的强大，令其他雄性感到敬畏，这是一种典型的生存优势的体现。而一个男人善良、有爱心，经常施舍和帮助别人，则是一种通过展示自己的“不利于生存的一面”，然后证明自己还可以生存的很好的一种雄性策略——只有占有很多资源的雄性才能不断的“善良”和“有爱心”，所以善良和爱心可以被看做一个人家底有多厚的最佳参照物。

　　所以为了展示自己的性吸引力，英美的上层社会喜欢搞慈善，而东亚的上层社会喜欢炫富，这和他们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一个是习惯于阶级内婚制，另一个传统是的多妻制，现在是“多家制”的社会（从一个大院改成多个住宅了）。这种为了展示性吸引力的活动，也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还能掌控大局时，搞出了一个“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没等他们的骚操作持续多久，在平民阶级的躁动中，法国开始到处竖起断头台，接着又在对外战争中首先发明了“大国沙文主义”这种东西，可见所谓“普世价值”也仅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从来没有被西方的平民阶级接受过，不过目前似乎在东方的一些比较西化的资产阶级中有所普及。

　　所以现代的欧美白左，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上层资产阶级为了展示自己性吸引力而进行的活动。当然这些展示性吸引力的活动，可能让一部分穷人得到一定好处，但大部分的性质还是在作秀，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善良”和“有爱心”，只不过是希望在镁光灯下展示的更有性吸引力。

　　比如在今年的达沃斯，全球精英们坐着1400架私人飞机到达温泉小镇里讨论温室气体问题，然后坐在燃烧着松木的壁炉旁边，讨论关闭燃煤发电厂改用清洁能源的问题，这种虚伪程度已经令人感到超乎想象力的极限。再如比尔盖茨家里喷气机、豪华跑车、燃烧木材的壁炉到处都是，但是他却时不时的开着辆电动汽车去亮亮相，实际上并不是他喜欢环保，只是觉得这个行为“很性感”。

　　现代西方白左是一系列各种需要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为了谋取小集团的利益的，其中包括为了获得廉价选票以维持权利，其中包括因为恐惧而变得温良恭俭让，其中也包括一些觉得做了“白左”就会变得很性感的。但是总的来说，从一次大战以来，随着交通和通信的便捷，教育的普及，以及大规模民族国家战争对人力资源和爱国精神的需求，让国家社会结构力量的从精英阶级一面偏向平民阶级一面。

　　但是精英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变得狡猾，并且找更多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比如在法国马克龙以环保和减少温室排放的名义对平民阶级提高燃油税，以便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养活他们喜爱的黑人和阿拉伯人，但是却不对自己征税——旅游业把法国城市的房价推得很高，但是精英阶层依然有财力在城市中心购买住房，真正需要每天长途通勤勤奋的去工作的都是法国最好的百姓，法国白左就是对这些人征税。正如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中所写到的“衰落中的精英阶层变得温良恭俭，变得更有人情味，同时也不太能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他人财富的贪婪和巧取豪夺却丝毫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