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术与恐慌——晚清教案背后的中国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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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复杂的因素使教案并不单单的只是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时代留下的一次无奈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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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信奉神灵，敬畏鬼神，无论是商周时沟通神灵的祭祀活动，还是东汉的谶纬之学。古人们总会对无法探知其本源的未知充满敬畏，古往今来，假鬼神之命晓谕万方往往最为行之有效。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帝王将相，均能将其活用以利于己。直至近代，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仍深深印刻在每一个国人的脑海中，这种恐惧随着西方主导的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深入，终于愈演愈烈。

 

一、异邦人的妖术

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提到，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当时此谣言传播甚广，百姓异常恐慌。文中还提到一则“亲见”的证据：“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洋鬼子挖眼睛”，这听起来像是某个荒诞不经的恐怖故事，但在晚清却是下至普通民众，上至上绅、官员都普遍认同的看法。

洋人为什么要挖中国人的眼睛?当时的说法不一，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用于照相”。中国人不仅对西方的宗教思想感到恐惧，对同时传入的西方科技也感到难以理解并加以排斥，最有代表性的理由就是风水迷信。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架设电线、开采矿藏、以及铺设铁路等行为都会惊扰神灵、破坏风水，甚至会引发不祥的灾祸。至于挖眼为何会用于照相?鲁迅分析说：“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大概是因为眼睛有成像的神奇功能，所以用人的眼珠制作成照相药水，就能把拍摄的底片洗印成照片。照相术刚出现之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人们确实常常以妖术视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要理解照相术的原理十分困难，所以鲁迅说，时人均认为“照相术似乎是妖术”。

中国古代有挖眼剖心之类的采生折割巫术。“挖眼用于照相”的说法，奇怪地融合了传统的采生折割巫术、反洋教运动、对异文化的“污名化”，以及因新技术的神秘性而产生的恐惧和排斥心理等要素。所谓“采生折割”，字面意思即摘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其方式则是多种多样。“或取人耳目，或断人手足，或用木刻、泥塑为人形，将各件安上，乃行邪法，使之工作；探取生人年月生辰，将人迷在山林之中，取其生气，摄其魂魄，为鬼役使；剜人脏腑及孕妇胞胎、室女元红之类，以供邪术之用。”除此之外，取幼童五官、百骸或孕妇腹内胎配药，以及摘取活人的器官、肢体作为祭品供奉神灵，也往往被归于采生折割之列。就这样，在中国本土的迷信思想影响下，西方先进的科技或器物，往往会被冠以施行妖术的罪名，对妖术的恐惧也如阴霾般在民众间扩散开来。

例如各地发生的教案中，人们冲入教堂、摄影馆中，搜集所谓“罪证”。有的将荔枝、圆葱头等当作是教堂挖取的幼孩的眼睛，有的地方把某种药膏认成人肉做成的软膏，把双筒望远镜或显微镜认作提取骨髓、眼球的铜管。因对西方先进科技的不理解而闹出了一幕幕惨剧。

二、“西人食小儿”的梦魇

**中国人提出的另一个重大罪名是吃人。特别是“食小儿”。**育婴堂是传教士为收养弃婴而设的慈善机构，本是一大善举。然而由于中西风俗迥异，教堂壁垒森严，教士为婴儿洗礼、甚至对濒死之弃婴洗礼，修女大量收养弃婴、甚至出钱收买女婴这一类举动，国人一时无法理解，很容易造成严重误会，进而加以丑化歪曲，以发泄对洋人、洋教的敌视情绪。一时间，传教士“取小儿脑髓心肝”“育婴以采生折割”“育婴堂为食小儿肉而设”“传教士拐骗儿童，剖心挖眼以配药方”等谣传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愈传愈奇，愈传愈盛。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的传言内容更为复杂多端，结合了道家采补术、道家炼金术和民间宗教的“采生折割”邪术等多种迷信思想。

夏燮在其《中西纪事》中提到：“西人自弛禁之后，传教入中国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年来始有传其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之事，播入人口。盖又于天主堂后兼设育婴会也。道家修炼，其下者流入采补，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吃人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面相迥异于中国人的西洋人，往往被与神话传说中的食人恶鬼形象相结合，其种种不可理解的行为，就这么顺理成章的与吃人二字相联系起来。

1870年，天津时疫流行，在法国修女所办育婴堂中，死亡儿童三四十人，童尸埋于义冢之间，被野狗挖出，引起士民流言。加之当时发生了数起迷拐幼童案件，于是“天主教迷拐幼童，挖眼剖心”之类的传言风起。天津道府县前往教堂勘察，毫无所得。之后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处事急躁，当众枪伤一名中国仆役。引起围观民众愤怒，导致法国领事馆和多处教堂被焚毁，包括法国领事和十位修女在内的二十余名西方人以及中国教民死亡，造成了影响颇为深远的外交纠纷。可以看出，“西人食小儿”传说在这次教案中充当了重要诱因。

三、谣言的蔓延

**晚清大部分教案的发生都涉及到谣言。**除天津教案外，还有1891年长江沿岸发生的系列长江教案等。总的来说，晚清时期有关传教士的谣言有：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刻腹取胎、炼丹采生等，这些所谓的谣言大都为误传，是由中西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进度不一样所造成的误会。例如：扬州教会医院把解剖后的死胎儿侵于酒精瓶中，被绅士谣传为剖孕妇之腹取胎儿制成长生不老之药。又如男女教徒处教堂内做礼拜，与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原则相矛盾，也引起地方绅士恶意的猜测。此外，如教会为临死小孩洗礼，被人们迷信的推测为剖小儿心目肝制药饵。地方士绅又往往深信这一传说，以种种无根据的推测写成文字，刊印为檄文、揭贴，在社会上传播。

这类谣言早在明代利玛窦入华传教以后，就在中国开始流传，而且此类谣传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日益广泛，到了义和团时期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晚清政府也没有置之不理，地方政府组织进行了多次调查，结果显示谣言的内容并不属实。但为什么谣言已经被澄清，尤其是各地教案结案以后，此类谣传的虚实总是“剖不明白”?**事实上，谣言之所以为谣言，正在与其无可比拟的传播性。**它甚至不需要被人精心编织出来，无数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人民就是最好的载体，人人都相信他们听到的事实，并添油加醋将它补充完整。而不通畅的沟通渠道、不断蔓延的恐惧心理和清政府极为底下的公信力则是最好的助燃剂，在闭塞的环境中使其不断发酵成长。就这样，谣言如同燎原之火，在华夏大地间熊熊燃烧起来。

国势愈蹙，排外愈烈，传说愈盛，帝国主义的入侵充当了谣言传播的导火索的作用。鸦片战争前，清廷奉行禁教政策，来华教士和中国教民常常遭到官府的驱逐、逮捕、监禁和杀害，根本无法立足，只得忍气吞声，偷偷摸摸地活动，民教双方的矛盾尚没有如此激化。1840年后,英法美俄等列强纷纷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清廷解除教禁，允许外国教士在华传教和中国百姓信教，并给予教士治外法权。1860年后，教民在事实上也享有这种权利，还可免纳各种所需费用。这样教士教民就从受压制者变为特权阶层，他们以强权为后盾，肆意干涉破坏平民的习俗活动，甚至强占地产、建立教堂；不遵法度，欺压民众。平民朴素的爱国主义被迫激发出来，进而异化为针对所有西方人及西方文化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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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中国民众角度来看，西方传教士乃异域另类，其越洋万里来到东土，定有所企图。平日不敬神明，又从事些神秘勾当，实在居心叵测。**这是民众朴素的“夷夏之辨”思想的表征，也是他们看待西方势力入侵的出发点，进而影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的看法。**清末著名外交官郭嵩焘就曾指出：“常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耳，引此为喻，是将使天下之人，长此终古，一无省悟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人是否真正“掠食小儿”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最能激起反洋教情绪，达到强烈的宣传效果。

四、结语

传统社会是宗教的、巫术的、道德的，现代社会是科学的、技术的、理性的。在传统社会中，技术往往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甚至常与巫术、妖术做对比。所以，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它的原理并不能迅速被民众所理解，科学的原理与民众认知之间的距离，又给这些新的技术蒙上了神秘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直至技术的原理被民众所广泛理解和接受，其神秘性才能随之消散，不再作为宗教和巫术的工具。

从1844年的浙江定海教案，到1911年的陕西长武教案。在这短短的68年时间内，竟发生1700起大小小的教案。究其发生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但背后往往包含着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冲突等多种因素。种种复杂的因素使教案并不单单的只是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时代留下的一次无奈叹息。

 

参考文献：

《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田海，中西书局 ，2017年

《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年

《中国教案史》，张力、刘鉴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巫术、技术与污名：晚清教案中“挖眼用于照相”谣言的形成与传播》，王宏超，《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及流播》,李华川，《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近三十年清代“采生折割人”律研究综述》，常冰霞，《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从社会心理角度探究晚清教案发生的原因》，张立胜、张小柳，《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论晚清习俗教案》，赵树好，《人文杂志》1998年第5期

《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赵润生、赵树好，《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

《反洋教斗争中的农民爱国主义探微——兼论教案中农民的非爱国主义行为》，徐梁伯，《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