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贸易战煎熬下的中国来说，等待拜登总统是否值当？_风闻

摘要：近来，包括特朗普自己在内的美方高层，都在造谣中国期望与明年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拜登打交道，以达成相对平等的贸易协议。那么，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乔·拜登（JoeBiden），1942年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雪城大学，美国特拉华州的律师和政治家，第47任美国副总统。2019年4月25日，拜登宣布参选2020美国总统，他是20多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绝对领跑者，并在当前民调中对特朗普形成相当大的优势。

另外，多年来，拜登的对华外交以友善著称，早在2001年就强烈反对布什总统的对华强硬政策；2008年担任副总统后，他则多次访华，与中国高层保持了相当友好的私人关系（不是特朗普那种所谓的口头好朋友）；特朗普上台后，他多次反对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多年来，拜登始终认为积极沟通和协调才是解决中美分歧的关键，是中国在华盛顿最著名的朋友。

拜登的优势与友善

特朗普等人鼓吹的这个谣言，之所以能够蛊惑一部分人，就在于两点：

1、拜登在此次美国大选中，极有希望赢得总统大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两张图看出；

拜登VS特朗普的民调优势，5月10日关税升级后，双方差距进一步拉大（注意FOX是亲特朗普媒体）

2、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向来温和，与中国高层友谊深厚，下面话不多说，看双方互动即知。

补充说一句，在2018年至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拜登是唯一公开抨击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政策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5月初，拜登在艾奥瓦州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说：“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得了吧，伙计们”，“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坏人。你看，他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的这一观点，在当前的美国政坛无疑是非常罕见的。

5月13日，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竞选活动时，再次抨击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政策，他称，特朗普“用了所有的错误方式”应对中美贸易战，“总统除了增加关税、债务和贸易赤字以外，什么都没做”。

5月13日，拜登在新罕布尔州猛烈抨击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政策

等待拜登的三个风险

不过，即便拜登当选几率很大，且与中国关系非常良好，对于中国来说，通过等待明年拜登当选来解决中美贸易战，恐怕也并非最佳选择，最多只能是备用选择。

这是因为若要如此，中国需面临三个不可测的风险：

第一个，是持久对抗本身对经济的风险。

从当前到后年初美国总统换届，至少有一年半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假如中美对抗不能得到缓解，那么债务负担很重的中国经济本身就要承受相当大的风险，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是拜登当选本身就存在风险。

从当前到明年11月美国总统投票结束，目前还有一年半时间，尽管拜登当前的选举势头非常好，但这种优势能否保持到明年并赢得选举，依然是个很大的未知数，着其中的风险不下于1948年杜鲁门与杜威对决的风险，当前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像蒋介石寄希望于杜威般寄望于拜登。

第三个最重要的风险，是拜登本身并不完全可靠，他的立场很容易发生变化。

从1988年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开始，拜登很早就是美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的对华政策成型过程贯穿了八九十年代中美关系最好，同时也是中国外交最温顺的时代，然而，随着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他对华友善的政策已经愈来愈不适应当前的美国政坛氛围。

事实上，5月初拜登在艾奥瓦州发表对华亲善言论之后（拜登说，”中国不是坏人，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即遭到共和党、民主党的围攻。

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罗姆尼形容拜登这番话“将成为历史污点“。民主党大佬众议员蒂姆·瑞安则称这番话“脱离现实，令人震惊”。

另外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攻击了拜登，称：“说中国不是我们最大的经济竞争者之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让我们入主白宫，我们会通过修订美国的贸易政策，在这个竞争中胜出“。而特朗普则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嘲讽拜登，称，“他太天真了”。

显然，拜登鼓吹对华亲善，与当前的美国政坛氛围并不融洽，或者说与时代不符。

如果我们再浏览拜登本人的政治生涯，就会发现，他的政策倾向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很善于因时而变的家伙——即拜登属于随时根据政治需要而改变自己主张的政客。

譬如：

1、堕胎：拜登在堕胎问题上曾经奉行中间立场，他甚至支持过反对堕胎的海德修正案，但现在拜登为了迎合民主党内部的政治需要，改变了这一态度；

2、移民：2006年，拜登认为美国不应该对非法外国人“特赦”，而且他当时还投票支持边境围墙。现在，为了迎合民主党内的政治需要，拜登已改变了他的相关立场。

3、族群平权：在参议院的早期政治生涯期间，拜登曾为前种族隔离主义者斯StromThurmond发表悼词。2008年竞选之初，他甚至对奥巴马充满了种族蔑视。现在他以一个种族团结者的姿态出现；

4、禁枪：1986年，拜登投票支持了“枪支所有者保护法案”（FOPA）法案，然而，随着民主党政治氛围的渐变，拜登逐渐开始支持激进的枪支管制法律；

5、禁毒：拜登曾经是激烈的禁毒运动领袖，现在则追随奥巴马，鼓吹大麻合法化；

6、同性婚姻：1996年，拜登投票支持“婚姻保护法”，该法禁止联邦承认同性婚姻，但在2012年晚些时候，他改变立场，开始支持同性婚姻。

以上议题都是美国政坛远比中美关系更敏感的话题，拜登的立场可谓不断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拜登将来为了政治需要，而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呢？

事实上，当他对华友善的言论使得美国两党政客之抨击不断涌来的时候，拜登很快改变了此前的说法，他在随后的南卡罗来纳州一次筹款活动中夸口：“我是（中国）最难对付的人，由于工作性质，我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

这就是拜登并不可靠的征兆。

特朗普与拜登的对比

当然，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来说，与特朗普这种流氓打交道无疑要比拜登困难得多，但是，必须认识到，特朗普对中国也有相比于拜登的好处。

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欧、日等三强无法形成真正对华的贸易施压联盟。

在贸易问题上，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极为不满，但他们也极不信任特朗普，就像他们不信任中国一样，这就使得他们很难与美国联合起来，也让中国面临的贸易压力大大减轻。相比之下，拜登上台后，必然会在贸易问题上与欧、日对华协调立场，采取共同施压的策略，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与拜登相比，特朗普的可信度依然是一个大问题。后者的诚信，无论是在过去的商界，还是在当前的政界，都以声名狼藉著称。因此，中国即便与之缔约，将来也能不排除破裂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与拜登交涉，既可以是中国的一个风险较大的备选，也可以是对当前特朗普肆无忌惮可能性的制约——即中国存在放弃与之交涉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如何，面对外部环境如此巨大的变化，中国未来都很难延续以往的重商贸易政策，若想继续保持开放，不做出一定的改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