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贝贝》导演宋崇：现在的儿童电影大多是“伪儿童片”_风闻

1988年，一个“带点的孩子”惊艳一代青少年的童年。戴着红手套的贝贝，能控制交通灯，能提前打下课铃，还能和外星人“攀亲戚”。这个善良又有趣的儿童形象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的经典，凭借想象力带来的天马行空也弥补了技术匮乏年代的缺憾。当时，好莱坞已经花3000万美元做出风靡全球的《E.T》，而儿童电影制片厂则花了47万人民币，拍摄了一部迄今也能够位列许多人心中“最佳”系列的儿童科幻片。

《霹雳贝贝》海报

《霹雳贝贝》的导演宋崇拍过不少儿童片，在“贝贝”横空出世前，一部《闪光的彩球》也曾得到当时青少年们的喜爱，也是因为这部影片，让当时年事已高的儿影创办者、老影人于蓝来到上海“挖”他去了北京。上世纪90年代，宋崇拍摄的《三毛救孤记》，几乎是救了因为效益压力重重的安徽电影制片厂。

宋崇这样评价《霹雳贝贝》在他创作生涯中的意义，“它丰富了我创作儿童片和科幻片的创作经验和自信心，了解了儿童演员的特点和儿童观众的观赏心理。”

退休后的十几年，宋崇在上海开设影视专业的高校教书，还时常会讲起拍摄《霹雳贝贝》的经历。学生从80后教到95后，大家都喜爱着霹雳贝贝，这让宋崇十分欣慰。“观众是上帝，能被上帝关注和垂爱是多么幸福的事。在课堂上，学生一听我是《霹雳贝贝》的导演立即会鼓掌欢呼，一下我和学生亲近许多，我就陶醉了。”

宋崇

从对“特异人”和“外星人”的好奇出发

三十年后，和宋崇谈起当年拍摄《霹雳贝贝》的来龙去脉，他还是记忆犹新。

回想拍摄初衷，宋崇说，贝贝故事的启发是“特异功能”，当时一段时间航天部在研究各种神奇的特异功能，电影中“人体研究所”也确有其事。早些年，宋崇在北影厂曾经拍了一部关于特异人的纪录片，请全国有特异功能的人来表演，有人能耳朵识字，有人能手掌识字，“有些事是你不能了解的。”但这部纪录片只作为内参，没有公开过，因为没法解释的事情就容易归类封建迷信，或者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引发诈骗。

《霹雳贝贝》截图

影片编剧张之路曾经是个物理老师，写“带电的孩子”中有不少物理知识，但宋崇觉得不够神奇。当时《E.T》风靡世界，全世界对外星生命充满好奇，于是电影中又加入了飞碟、外星人等元素，增加影片的新鲜感。

而这些元素意味这电影的制作难度大大提升。以前做导演，只要考虑怎么讲好故事，把握演员表演。而拍摄《霹雳贝贝》，充满了各种设计机关和小心思。

“其实这个片子，我们拍得很节约，用了当时上影厂最好的特效团队，一部分用了特效动画，比如水倒流的胶片倒放，或者用叠加二次曝光，先拍医院，再拍飞碟，叠化合成。还有一些人飞起来的威亚镜头，不过那时候抠像技术不成熟，还得靠逆光拍摄之类的方法规避掩藏。”

《霹雳贝贝》剧照

另外，剧组当时参考《E.T》做了一个三米直径的飞碟，掏空了几个洞，里面装上灯，用吊车吊起来移动，这就是当时的“大制作”镜头。

当时电影的美工，是后来拍了《大气层消失》《紫日》的导演冯小宁，他给外星人的形象设计一套连体衣，买了几千个亮片，当时正和冯小宁谈恋爱的演员刘佳，用约会时间把亮片手工缝上去，“光一打就闪闪发光，衣服太金贵，冯小宁怕被别人穿坏了，就亲自穿亲自扮演外星人。”宋崇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幕后小八卦。

当时对于场景的选择，也有考虑到做个对比，“生活的景都是当时最好最现代的，因此家、学校这些场景都是在深圳拍的，当时深圳的现代化远远走在全国前列。但一些科幻的场景，比如飞碟出现的时候，瞎子复明的时候，反而选择了一些古老的文化，例如长城、碑林。”

而《霹雳贝贝》的“神奇”感，也延续到了宋崇之后的创作中。拍《三毛救孤记》的时候，宋崇让三毛头上的毛可以竖起来，这也得益于之前的积累，宋崇已经非常善于设计这些小机关。“当时用了玩具小汽车里的齿轮，装在三根毛底下，再用遥控控制，三根毛就可以分别站起来。孩子们看了就觉得特别新奇喜欢。”

选演员靠“吹牛” 

宋崇常给学生们讲《霹雳贝贝》选演员的故事，妙趣横生。拍摄儿童片那些年，他有些发觉好苗子的“绝招”。

《霹雳贝贝》海选的时候来了上千个孩子，这些孩子来自全国的少年宫，才艺不相上下。宋崇给他们出了道题，让孩子“吹牛”，问他“你是怎么来的？”要求要用想象力回答，牛皮吹得越大越好。“有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来的，我坐飞机来的，这就没什么想象力。有的说我骑扫帚来的，我坐飞碟来的，那就比较好玩，我继续让他编。还有说骑毛驴来的，我说‘那你骑毛驴回去吧’。”

这样一轮筛选掉只剩几百个孩子，宋崇又让他们吹牛，“你今天吃了什么？”有的孩子说“吃妖怪”“吃星星”，有的孩子说“吃泡饭”，宋崇说，“那你再回家吃泡饭吧。”

“吹牛是小演员展示自己阅读量、知识面和想象力的表现。”宋崇说，因此，有些较真说“老师说好孩子不能撒谎”的乖小孩，宋崇也认为并不一定适合做演员。

吹完牛剩下了几十个孩子，宋崇又用做游戏观察孩子的性格、反应和胆量。最后筛选到只剩十几个孩子的时候，才分配角色。之后再给这些孩子上表演课培训，训练他们做小品。

“孩子的小品也能看出想象力，当时给他们设定了一个规定情境——天气很热，你在房间里做功课，飞进来一个苍蝇。结果孩子为了打苍蝇，啪一巴掌就拍到了我脸上。想想也是好玩得不得了。”宋崇哈哈笑着回忆当年的情形。

《霹雳贝贝》剧照

演贝贝的小男孩张京，是当年全国故事大王的冠军，说到这个孩子的发掘，宋崇说当时确定不需要找很好看的小朋友，但是需要有特点。“张京头大，看起来虎头虎脑的，像有特异功能的孩子。”

拍孩子多的群戏，宋崇回想每天收工回家脑袋都要炸了，因为孩子们实在是太闹腾。可宋崇偏偏还喜欢挑调皮的孩子。

1982年，宋崇拍摄《闪光的彩球》，一个班30多个孩子带到宁波拍摄，最顽皮的男主角只有宋崇能制得住，于是连晚上睡觉，宋崇都和他睡一间。在儿影厂的日子，宋崇学会了管小孩，恩威并施，“到宁波山里，孩子们就满心想去玩，就干脆先放两小时的假，让孩子们去采花。等回来再给他们玩花，他们也没兴趣了。你要先满足他们的兴奋点，管是管不住的。”

关于这部电影还有个小插曲，《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曾经很得意自己挑选的英子的演员沈洁，是当时宋崇挑过那个班里“捡漏”来的。说起这段往事，宋崇依然遗憾。“我不是没挑中她，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小女孩太好了，可是一个班三十多个孩子，我们一律不许家长跟着，这个孩子的家长非要跟，一个家长跟，全班家长就都要跟了，我不能为她破例。”宋崇是个注重“规矩”的导演。

宋崇自己说小时候很顽劣，他拍的儿童片，以前的同学看了就说，“活脱脱是宋崇小时候”。“你得有儿童的生活。现在有些女同志拍儿童片拍不好，她们选演员喜欢奶油漂亮的，拍戏喜欢循规蹈矩的、乖乖的。”宋崇说，“我拍儿童片的理论是，儿童片导演必须是顽劣儿童出身的‘大孩子王’。”

《霹雳贝贝》剧照

儿童片就是为孩子拍的

《霹雳贝贝》当然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让贝贝完全成为一个普通小孩才能融入集体的选择，与当时强调集体和共性，并不提倡个性的社会价值观有关。宋崇透露，其实后来陆陆续续有好多孩子写信来，问为什么要让贝贝失去带电的能力，“他们说应该给贝贝身上装个开关。”但当时，主创们认为，电影最后希望落到解决孩子孤独的问题，回到常态。“即便异类能够融入集体，孤独感似乎解决不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这么做的，为了回归平凡，宁愿失去。”

不知这样的遗憾，是否会在未来得到弥补。2015年，在广电备案的网站上曾出现《霹雳贝贝》续集立项的消息，导演是当时影片的编剧张之路。

剧情简介显示，这部叫《霹雳贝贝归来》电影讲述的不再是贝贝童年的故事，贝贝成了年轻的大小伙子，超能力觉醒惩恶扬善。

宋崇透露，这些年，很多人找来想要拍续集，他都拒绝参与。“一来是因为再拍很难超过它，始终没想过哪条路，能突破原来（的作品）。如果要拍，一定要突破。现在肯定是做了也不讨好。而且这个电影每年电视上都还在放。”对宋崇来说，《霹雳贝贝》，拍一次就够了。

不可否认，30年后，仍有许多人怀念《霹雳贝贝》《泉水叮咚》《大气层消失》《小铃铛》等儿童片，是因为今天的“儿童片”实在没落，基本上只能选择动画片。

宋崇介绍，儿童片曾经是中国践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产物，过去苏联有儿童电影制片厂，后来中国的儿影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家儿童电影制片厂。曾经的儿影是“获奖专业户”，不仅在国内外获奖无数，每年6部生产指标出产的电影，也是“根本不够放”。

《霹雳贝贝》剧照

到了1990年代末，儿影厂和北影厂等8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儿影厂的所有员工被打散分到了中影集团的各个部门，儿影厂的生产任务，转而由集团下属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担。2005年，在第三制片公司的基础上，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专攻动画片生产。而一直以生产儿童故事片为主的儿影厂，只剩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这块金字招牌，仍作为出品单位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而儿童电影的生产也从“计划”被推进了“市场”。

“过去是拍片子的是头，管发行，后来倒过来，发行成了头。”宋崇认为，儿童片其实有着巨大的市场，只是没有得到重视和适当的方式。

例如孩子不像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影片，很多时候观看的内容，需要学校和家长来筛选，过去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方式，其实是适合儿童片发行的。而如今，因为重视学习和安全，学校组织外出看电影，甚至春游的活动都越来越少。

另外，创作的“源头”也没有得到重视，“过去我们搞过一个计划叫‘金苹果园’，就是把作家们当作‘金苹果树’，一摇就一个‘金苹果’。当时我就跟作家们说，只要你们来北京，我就招待你们，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写作条件，我都满足你们，条件就是你们要给我写本子。”所以，当时有许多即便不是专攻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会给儿影写剧本。

做过儿影厂厂长的宋崇，这些年还是会陆续收到一些来寻求帮助或者建议的邀请，一些影视公司说想拍“儿童片”，但在宋崇看在，如今真正为孩子拍的影片少之又少，大多数的电影，不过是用孩子做主角的“伪儿童片”。

在宋崇看来，早年一些革命题材电影，比如小萝卜头在各个监牢送情报，“其实这个片子不适合孩子看，孩子看过觉得恐怖，这就不算是好的儿童片。有些片子讲家庭离异，看得孩子很担心家长离婚，忧心忡忡，这也不是好的儿童片。”

而近年来，不少文艺片，以孩子为主角，是以儿童的视角舒解成年人的情怀甚至批判，例如《八月》《嘉年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这些影片自有其艺术价值，但孩子并不能从中获得观影的愉悦。

《西小河的夏天》的导演周全借由电影表达自己对于童年记忆和故乡的追思；《八月》的导演张大磊曾表达片中的小男孩是以“闯入者”的角度去致敬父辈；在平遥电影节上获得多项大奖的华语电影《过昭关》的导演霍猛则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选用孩子作为主角，因为孩子能够更纯粹的传达导演看待事物的眼光，以及用一种更具对比度的方式承载影片关于生死思考的主题。

而除了上述过于“作者化”的“伪儿童片”，宋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因为国家对于拍摄儿童片一直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不等的补贴，不少片方为了补贴而选择加入儿童视角， 最后也搞成了不伦不类的“伪儿童片”。

“我们以前专门讨论过一个标准，儿童片必须满足三点，为孩子们拍的戏，以孩子为主角，儿童喜闻乐见，符合这些概念，才能算是真正的儿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