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求着大清跟它做生意_风闻

2019年往前推235年，一艘远航的商船，从一个建国不到十周年的国家出发，目的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古老帝国。

船上的人说他们代表一个新生的国家，诚心想跟老大哥做贸易。

当今世上两大强国的故事，始于这一年：1784年。

▲17世纪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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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2月，在一阵强风暴的袭击后，北美大陆气温骤降，从缅因到弗吉尼亚的海港结起一层薄冰。

“中国皇后”号船长格林为此坐立不安，他和船上42名船员原本计划2月初就从纽约起航前往中国，却由于天气原因而被迫延迟。

自上一年9月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就亟待开辟前往远东的贸易路线。

独立战争掏空了殖民地多年来积攒的财富，战争中发行的大量纸币造成美国通货膨胀，国库空虚，战后市场凋敝，百废待兴。

战争还打破了北美大陆与英国的经济联系，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扼制美国发展，对其实行贸易禁运，切断了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

新生的美国犹如迷失在黑暗森林中的猎手，对外贸易困难重重，随时面临着经济崩溃的危险。

此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笔下那个遥远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土地最肥沃、耕种最先进、工业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自然成为美国人向往的宝地。

为了追求财富，美国人开始了一次海上冒险。

曾参与签署《独立宣言》的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是最早提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美国商人之一，也是“中国皇后号”的投资人。

莫里斯是费城的富豪，托尼·史塔克式的人物，有钱又任性。

莫里斯是殖民地时期最大的走私者，当时费城消耗的茶叶中，有九成是通过走私贩入。他也是独立战争中的军火商，在福吉谷和约克敦战役中，华盛顿急需现金和供给扭转战局，全靠莫里斯雪中送炭。

战争结束后，莫里斯与其他投资者筹集资金，在波士顿购买了一艘船只，命名为“中国皇后”号，聘请有着丰富航行经验的格林担任船长，计划绕过好望角，前往中国。

▲美国富商莫里斯。

莫里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的船队将前往中国，激励更多人投入追寻财富的冒险之旅。”

不过，让人不胜唏嘘的是，这个中美贸易的领头者并没有因此走上人生巅峰。

在资助“中国皇后”号出航的几年后，莫里斯转而投身到席卷美国的土地投机风潮中，购买了大量边境土地。这些投资很多不尽如人意，最终使他债台高筑，被捕入狱，在贫困中去世，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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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2月22日，气温回暖，在计划推迟近一个月后，“中国皇后”号在纽约港扬帆起航，开始美国对华贸易的首次航行。

“中国皇后”号船底包铜，通体漆黑，船身长100英尺，宽28英尺，载重360吨。船上货物包括32吨铅、50吨木材、12桶酒、一箱毛皮（海狸皮）、2万西班牙银币和近30吨西洋参。

这一天，正好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日，“中国皇后”号寄托着美国未来的希望，也似乎在向古老的东方帝国宣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轻风拂过海面，港口的围观群众目送孤帆远影，渐渐航向大洋彼岸。

一家美国报纸骄傲地宣称：“船长和水手们……意气风发、精神饱满，自豪地作为第一批使者，在上帝的眷顾下，将合众国的商业版图扩展到遥远的东方和我们从未涉足的国度。”

此时的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即便是在殖民地时期，也只有极少数人曾经踏足中国，他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帝国，那里有着无尽的财富。

由于遭到英国的贸易封锁，不是所有美国船只都像“中国皇后”号那样宛如锦鲤附身，成功到达目的地。

在“中国皇后”号还停泊在港口张罗货物时，由塞勒姆商人投资的另一艘美国船只——50吨位的单桅帆船**“哈里特”号**已经出发航向广州。

但是，“哈里特”号很不走运，在非洲南端的开普敦，该船受英属东印度公司警惕，被暂时扣留。

英国官员通过收买船长，以2磅中国茶叶换1磅西洋参的代价，促使“哈里特”号返航。于是，对华首航的历史终究还是由“中国皇后”号开创。

离开纽约后，“中国皇后”号一路风平浪静，唯一的惊险是出航两周后，在大西洋遭遇了持续一周的狂风。

船员们都感到无比乏味，船上的事务长斯威夫特在给父亲的信中抱怨道：“如此之长的旅途让我倍感疲劳，最难捱的是，还有1600英里才能到达终点。”

“中国皇后”号穿过大西洋，在佛得角停靠后继续航向非洲南端，并经印度洋于7月18日到达爪哇岛，这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海上路标。

爪哇岛一带，经常有海盗出没，一逮到机会就攻击过往商船，美国水手人生地不熟，不敢贸然前进。

正在此时，两艘法国船经过，热情地欢迎美国人的到来，并邀请他们一起参加次日的晚餐。其中，“海王星”号的法国船长已来过中国11次，对这一带海域了若指掌，船上还配有16门轻型加农炮，足以震慑海盗。

于是，“中国皇后”号抱住法国友人的大腿，在法国船的保驾护航下航向珠江口。

1784年8月28****日，在航行半年，穿过13000英里的航程后，“中国皇后”号由引水员带领，从澳门溯江而上，抵达广州黄埔港。

▲清代广州黄埔港。

船上升起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星条旗，年轻的美利坚与古老的东方帝国在此初次相遇。

在这片拥挤的河道上，已经停泊了来自法国、丹麦、荷兰、英国的十几艘船只。“中国皇后” 向他们鸣礼炮13响（代表当时美国的13个州），各国商船也跟着鸣炮回礼，就连英国船员也尽释前嫌，向美国人表示欢迎。

当然，美国人更在乎的是清政府的看法，这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在中国进行贸易。

在“中国皇后”号的船舱中，藏有一份有趣的文件。

由于这是两国头一回贸易，船东们不知道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便让船长格林带上一份美国政府出具的海上通行证，以免遭到清政府怀疑。

这份内容冗长的海上通行证十分滑稽，用近乎谄媚的语气向中国表明来意，开头写道：

“致所有亲见或聆听本文件的最尊贵、强盛、崇高、杰出、高贵、庄重、睿智、卓见的皇帝、国王、王子、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镇长和所有贵宝地的法官、军官、摄政王，无论教会和世俗。”

文中申明，“中国皇后”号属于美国公民，请求允许他们“在合适的地点以适当方式从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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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中国打交道，美国人还得从头学起。

自1757年起，乾隆皇帝实行一口通商，将西洋商人的贸易活动限定在广州一地，对外国商品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费。此后一百年间，广州十三行为清政府贡献了40%的关税收入。

▲乾隆皇帝。

在“广州体制”下，洋商到中国贸易，要先拜会澳门海关，面见当地官员，知会到港后取得部票（放行到下一站的官方许可），再由澳门海关的引水船引至虎门海关。

虎门海关负责记录外国商船的船员和武器数量，之后商船带着新的引水员驶向广州，由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十三行进行关照和保护。行商对外国人在广州的行为全权负责，如果外国商人违反规定，行商有权终止交易。

外国商船在黄埔停泊后，行商会邀请海部大人（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上船参观。上船后，双方分别发表冗长的致辞，接着由海部评估港口费用，向外国人收取**“规礼”和“船钞”**。

外国商人可能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能体会清政府的堕落腐败。

有时，海部会向商船的**“随船大班”**提出观赏船上的珍奇物品，如西洋钟、珠宝等。这些宝物摆出后，海部就会挑选最好的几个，由行商代表他买下。这些商品往往会被海部作为礼物，送给长官。

上述程序完成后，船上的水手大都在黄埔港待命，由随船大班带上需交易的货物，前往广州十三行商馆。商馆区兼具交易和住所之用，一面临珠江，三面围墙。

每次交易季临近结束时，外商采购到的货物就要转送到商船上，在支付更多规礼，得到盖有海部大印的关文后才能离港。

“中国皇后”号初来乍到，没有自己的商馆，又是多亏法国老表伸出援手，在十三行商馆区为美国人提供了一处空房子。仅仅一个月后，美国商馆就在珠江畔建成。

秋去冬来，“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停泊了四个月，随船大班、日后的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山茂召，在行商的协助下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

12月28日，“中国皇后”号启程返航，满载而归，收获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万匹南京棉和一大批瓷器、手工艺品，于次年5月回到纽约。

中美第一次贸易合作圆满结束。

山茂召对美国政府递交报告，自豪地表示：“你们可以放心地看到，我们已经友好地与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帝国打开了交流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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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号返美后，迅速在北美大陆掀起一阵“中国热”，12万美元购得的中国货立马被销售一空，就连华盛顿本人也跟商人购买了三百多件瓷器和精美的茶壶、象牙扇。

此次航行美国商人仅仅获利3万多美元，算不上救命钱，但对年轻的美国而言意义非凡。从此，美国终于打开新的贸易窗口，打破英国的贸易封锁，行将崩溃的经济重焕新生。

▲中国皇后号。

从1784年到1814年，先后有近300艘美国商船前往广州，进行了六百多次航行。除此之外，还有无数走私船只没有被官方记录在册。

中美贸易还推动了美国“西进运动”的发展，为了寻找前往中国的捷径，美国商人开拓西部，由陆路直通太平洋沿岸，再从太平洋航行到中国。

为了找到更多货物与中国商品交换，美国商船的踪迹几乎遍布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

19世纪初，美国商人在夏威夷岛上发现在中国能获厚利的檀香木，又将其建设为太平洋的交通要冲。从此，美国商船络绎不绝地驶向夏威夷群岛，此地后来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

不过，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同美国之间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

作为中国茶叶、生丝和棉布的重要市场，仅在1805至1815年十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为2270万美元，而输往中国的货物只有1000万美元，金银两倍于货物进口。

在建国几十年后，美国超过荷兰、丹麦、法国，跃居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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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热情洋溢相反，清政府对新来的美国人似乎并不感冒，甚至有些冷淡。

由于外貌和语言相近，清政府一开始将美国人错认为英国人，分辨清楚后，将他们称为“生番”。后来为了与其他外国人区分清楚，又根据商船悬挂的国旗改称他们为**“花旗鬼”**。

直到30年后，有“一代硕学”之称的阮元调任两广总督时，在编著《广州通志》时还错将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

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称呼多达90多种。单单是对美国总统的翻译就有40多种，中国人或直接称其为“头目”，或音译为“伯理玺天德”，更不知道大洋彼岸竟然还有华盛顿这样甘愿放弃权位的人物存在。

▲美国国父华盛顿。

山茂召回忆，他曾向中国人展示一幅地图，“说明我们国家的旗帜，目前正在增长的人口，但对于中国产品可能有的广阔市场前景，他们没有表示出丝毫兴奋。”

不单单是针对美国，为了限制洋人，道光皇帝颁布**《八条章程》**，其中明确规定：

夷人不得随意在海湾游玩，不得将交税货物卖于民人，以免走私货物。妇女、枪炮、戈矛和其他任何武器不得带入商馆。

夷人不得在省河划船游乐，每月只3天可外出兜风，到花园和佛寺游玩，每次不得超过10人，游毕必须返回商馆，不得在外过夜，或聚众滥饮。

除此之外，清朝律例还限制了外国人在广州逗留的时间，洋商在广州备受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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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互相不了解，可在中美早期贸易交往中，双方相处融洽，很少发生摩擦，甚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早期对华贸易中，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渠道一部分来自进口的货物，包括中国瓷器、绘画、丝绸、扇子、家具等，一部分来自日常交往的人物，比如中国商人。

十三行中，美国人最敬重的行商是怡和行的伍秉鉴，外国商人更喜欢直呼其商名“浩官”。

伍秉鉴为人慷慨，处事温和，深得外国商人信任。

有一回，来自费城的美国商人威尔考克斯欠了伍秉鉴72000美元。伍秉鉴二话不说，接受了威尔考克斯对欠款开出的期票，放进自己的保险柜中，之后几年都不再提起此事。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威尔考克斯已经许久没有回美国，就问他为什么滞留广州。

威直言不讳，称自己思乡心切，但一定要还清债务才回。

伍秉鉴才想起威欠自己一笔钱，就问他如果债务一笔勾销，是否就可以回国。

威尔考克斯点头称是。

伍秉鉴听完，让手下取出期票，当着对方的面撕碎，扔进了废纸篓。他告诉早已目瞪口呆的威尔考克斯，现在债务已了，你随时可以回家了。

威尔考克斯感动不已，对伍秉鉴连连感谢，不久就起程回国。

▲十三行首富伍秉鉴。

伍秉鉴的真诚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在同外商的生意中赚得盆满钵满。

到19世纪30年代，伍秉鉴的财富一度达到2600万银元，而且还依靠美国友人担任代理，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等业务。

如果那时就有胡润富豪榜，伍秉鉴一定名列前茅。然而，凭借行商的身份致富，也注定了其凄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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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随着中美贸易的深入，美国开始参与鸦片贸易，输入中国的鸦片量由早期的一两百箱，发展到1500箱之多，就连伍秉鉴等富商也被卷入这一罪恶的贸易。

到19世纪早期，随着清政府加强对鸦片贸易的控制，两起与美国人有关的事件引发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

1817年5月，中国海盗袭击了美国商船**“沃巴什”号**，杀死船上多名船员，盗走了1万银元和35箱鸦片。

毕竟人命关天，当地政府迅速将海盗抓拿归案，其中5人被处死，货物全部归还美国。

但是，在货物中发现的鸦片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第一次对美国走私鸦片进行谴责。

广东巡抚陈若霖授意行商，要求美国领事写信告知美国总统，禁止向广州输入鸦片，一经发现，将会扣留船只。随后，担保“沃巴什”号的行商为此被罚款30万元，但这并无法阻止洋商将鸦片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十三行商馆。

1821年，“德兰诺瓦”事件再次引发中美贸易危机。

当年5月，美国商船**“艾米丽”号**停泊在广州黄埔港，船员德兰诺瓦与当地妇人郭梁氏买水果时发生争执，竟从船上扔下一个瓦罐，击中郭梁氏的头部，致其落水溺亡。

案发之后，中美双方各执一词，中方认为德兰诺瓦行凶杀人，美方却说妇人落水纯属意外。

当时的美国领事为避免麻烦，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赔偿妇人家一笔钱了事。于是成立了一个由美国商人、船员组成的15人委员会，将凶手关起来，准备自行审判，这可说是美国在华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初次尝试。

与此同时，番禺知县已通过验尸，确认郭梁氏是被击伤落水而死，便上门要求美国人交出凶手。美国人始终认为此案“有失偏颇”，拒绝交人。

双方僵持了三周，广东当局将美国在广州的货船全部封舱，中止一切与美国人的贸易，并将负责“艾米丽”号贸易的行商和翻译全部收监。如果不交出凶手，连生意都没得做了。

中国实行禁运后，美国人产生动摇。

到了10月23日，“艾米丽”号不再抵抗。差役上船将德兰诺瓦缉拿归案，由广州知府和南海、番禺知县会同审理，判处德兰诺瓦绞刑，四天后处刑。审判期间，并没有任何美国人在场。

29日，中美贸易重开。不曾想，事件进一步发酵。

“德兰诺瓦”事件过后，广东当局又在“艾米丽”号上发现了鸦片。两广总督阮元大怒，认为**“该船必系专为贩卖鸦片而来，情极可恶”，要将其驱逐出境，从此不准再来粤贸易。**

▲手执烟枪的清朝官员。

两起案件进一步引起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警惕，外国商人只好将鸦片的交易地点暂时转移到澳门东北方的伶仃岛上。

而事件中清政府对洋人的强硬手段，也成为日后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的缘由之一。譬如英国人就对美国人的妥协十分愤慨，认为“美国人就这样卑鄙地将船员扔给清帝国‘残酷’的法律处置……应该永远唾弃这种行为”。

这一切，不过只是开端。

中美贸易的恩怨情仇在此后两百年里还将不断上演，故事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林坚：《远渡重洋：中美贸易二百年1784-1999》，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李国荣 、 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美）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