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丨中共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中的“封建”意涵之演变_风闻

来源 ：微信号 社会科学文摘

摘要

“封建”一词，是中共革命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其意涵随着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而不断丰富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概念意涵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做一梳理。

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期；作者系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暨《史学月刊》编辑部教授；摘自《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封建”一词，是中共革命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其意涵随着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而不断丰富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概念意涵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做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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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建党以前，陈独秀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涉及“封建”概念的文章，但那时的“封建”意涵，虽然是从新文化“批判”话语的角度上使用的，其词意所指主要还是中国先秦时代“封建制度”的固有含义。

中共建党之际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内问题，是北洋军阀造成的分裂与纷争。军阀政治这种乱象，必然引起以救国为己任、正在建党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关注。在陈独秀看来，民国成立后“武人割据”和“尊祀孔子”两种现象的出现，即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即军阀割据和尊孔就是一种“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在此已转指现实中的军阀及其依附性力量。值得注意的，这不是中国固有古义向今义的转化，而是从近世“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的“封建主义”意涵转化而来。这里的“封建主义”带有“专制”之意，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概念使用。

中共作为一个新型革命党，一旦正式建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奋斗纲领。其最高纲领无疑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实的奋斗纲领和目标，则必须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确定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军阀造成国家纷乱危机和阻碍社会发展，无疑是革命对象。军阀是反对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因此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据陈独秀观察，“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这一话语表明，“封建”指称军阀，“半封建”则指因“军阀”权力与“人民”权力对立而使军阀之封建势力削弱呈为“半”的状态和属性。在蔡和森看来，军阀控制的“北方军队”“就是‘封建的’恶势力”。“封建”和“半封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势力属性及其阻碍社会前进状况和性质的概括。因此，中共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中才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目标是联合民主派“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即“反帝反封”的全党共识。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际对“封建”问题的探讨，从理论上自觉地将中国革命反对军阀的斗争纳入近世以来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列之中。在世界革命话语中，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取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化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世纪。而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新兴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就将中共革命框定在反“封建”军阀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因此，将革命对象军阀确定为“封建”性质，绝不是一个名词或概念问题，而是关乎中国革命处于何种阶段、属于何种性质的核心及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这是中共在建党之初形成的一个关键性的重要理论表达。

02

中共成立后即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当时中国革命的内部任务，是要打倒军阀统治，结束中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军阀掌握着国家政权，力量非常强大，中共却力量弱小，要实现革命目标，就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组成统一战线来共同革命。在中国南方，有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孙中山革命力量，为中共寻找政治盟友提供了现实可能。而孙中山也势单力弱，需要联合对抗北洋军阀的盟友。陈独秀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即“封建的北洋派”。陈氏说的“妥协”，即指两个阶级政治上的“合作”。

相对于军阀统治的力量，刚刚建党的中共仅联合南方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整体力量仍嫌不足，还必须联合更广大的群众性基础力量。因此，中共三大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因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陈独秀甚至提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革命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封建军阀”的部署在逐步深入，对“封建”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军阀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这个社会基础是不是“封建”的性质？在1924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形成了“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的认识。就是说，与农民对立的享有土地的地主豪绅，与军阀具有同样的“封建”或“半封建”属性。军阀与地主在现实社会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军阀不仅掌握军队、控制政权，还在农村广置田产，本身就是大地主；而且军阀要维护其有效统治，必须依靠农村的地主豪绅来维持基层的社会秩序。而国共合作所从事的国民革命，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扶助农工”，恰恰威胁了农村中地主的利益，动摇了军阀所控制的农村的基础。1925年10月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就已很清楚：“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这里，革命的范围自然包括了“封建”的军阀和“封建”的地主。1926年7月，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在此，地主属于“封建”或“半封建”的范畴为党内所确认。1926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南方乃至北方豫陕广大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引起了农村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中国革命由反“封建军阀”阶段深入到反“封建地主”的阶段，如彭湃所总结的那样：“革命的斗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这一时期高涨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军阀统治的基础。当北洋军阀势力被基本摧毁后，也正是基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地主阶级的打击，在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看来“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但从实质上看，国民党逐渐右倾、害怕革命，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才是实行“清党”“清共”的真正原因，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彭湃等亲身从事农民运动者，清晰地认识到革命发展的趋势，并初步从实践中提炼出由“封建军阀”到“封建地主”这种对革命对象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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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清党”“清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共被迫武装反抗，进入持续10年的“土地革命”时期。这是中共对大革命时期探索的从反对“封建军阀”进而反对“封建地主”的革命道路的全面展开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有充分的自觉。大革命一失败，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即在宣布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通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显然，“土地革命”就是要“破坏”“地主豪绅政权”及其所维持的“封建制度”。这种对革命对象认识的探索，是对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关于“封建”这一革命对象问题认识的深化，是对新的正在开始进行的武装革命斗争主题的洞见与宣示。革命实践需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彻底的铲除封建制度”，“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要铲除“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推﹝摧﹞毁一切国家机关……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比较清楚地体现了中国革命已经由以打倒城市“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深入农村基层以打倒“封建地主”为主要目标了，其范围不仅仅是政治上摧毁一切旧的国家机关和歼灭土豪劣绅官僚军阀等，在经济上更要对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实行“革命”，“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对“封建”进行革命的范围和力度较前有了明显的突破，而其核心是经济上对“土地制度”的变革。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是半封建制度”，必须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农民必须推翻地主”，同时“推翻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最高政权机关苏维埃共和国所颁布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以上规定说明，土地革命中的核心任务，就是反对和消灭“封建”性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只有这样，才能使被解放的农民投身到中国革命的队伍中来，才能实现“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六大在分析土地问题、阐释“现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时，还特别指出这种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追溯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因而指出：“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就体现了中共分析“封建”问题时，已呈现了“中国封建的历史发展”纵向观察视角及与“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的横向观察视角，从而自觉地把中国现代的“封建”问题纳入了“古今”与“中西”对比考察的纵横“历史”视野里。欧洲封建的历史是比较清楚的，中国的“封建”历史如何？现实斗争的追问迫切需要在学理上从中国历史的深度作一回答。在此情势推动下，国统区知识界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应运而生。这一论战的起点，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仍确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总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而那些不赞成中共革命和反对中共革命的集团或个人，自觉不自觉地从思想理论或者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不合理，竭力证明中国的现实社会不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如属于国民党系统的陶希圣1928年10月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并于1929年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等著作，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有“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度”，但自秦以后封建制度已经崩溃，秦汉以来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现在不是“封建”或“半封建”社会。政治上属于“托派”体系的严灵峰、任曙等人在《动力》杂志上著文“断言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中共方面的知识分子王学文、潘东周等在《新思潮》杂志上“论证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一书，探讨和论证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一论战持续了数年。通过论战，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取得了主导性地位。正如当时学者沈志远所言：“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这一时期围绕“封建”问题的探索，在学理上深入到对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以及对经济研究领域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中共在新的民族危机形势下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红军长征转移到陕北后，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上首要日程。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共革命历史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其中，“封建”概念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理论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是这场战争最根本的规定性和特点。这里的“半封建”，不再是以往侧重指称政治或经济的某一方面，而是从总体上加以规定。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论》中，用矛盾转化理论指出了中国“封建”和“半封建”的未来转化问题：将来“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地主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已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概念，而社会性质则为“半封建”，这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兴起而封建社会性质受到破坏之故，“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的组成结构也大致成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民主的社会”这一提法，与后来成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虽有差异，但已有了后者的影子。

毛泽东对“封建”“半封建”理论的运用，还表现为注意吸收全面抗战前社会史论战的成果，用“封建”概念分析中国的历史。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完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由几位参加者撰写初稿、经毛泽东修改完成）在叙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时，用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概念与历史叙述序列。其中，第二节的标题为“古代的封建社会”，第三节的标题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以上两节分别对“封建”的四个基本特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六个基本特点（或者说标志）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与概括。第一章显然吸收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界所进行的社会史论战的相关成果。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撰写的。在第二节“中国革命的对象”这一部分中，作者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此，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且，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只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社会才能有实现民主进步、民族解放的可能。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封建”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其概念意涵的全面性日趋稳定。毛泽东用“历史之真”这一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的“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关键支撑，提出了从中华民族历史深处研究当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渊源、现实和未来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推动了他关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体系的建构。1940年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成为中共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他在深入总结中国历史和世界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不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一重大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过渡形态，它的政治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除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建设民族的文化外，主要是反对“封建”的文化、建设“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至此，“封建”“半封建”概念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其基本意涵清晰，如“封建”在政治上是指与“民主”对立的“专制”，在经济上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形态的“落后生产关系”，在文化上主要指与“科学”相对立的愚蒙和迷信。“封建”概念至此基本定型，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全面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基本分析方法、认识角度和理论工具，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中共成立后关于“封建”“半封建”意涵的逐步演变，有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资源的因素，但主要是靠中共自身探索形成的，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共对国情、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等重大理论与实践曲折、艰辛的探索历程，展现了中共革命理论逐步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伴随着对“封建”意涵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定型，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为标志，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和成功。革命理论是革命实践的先导，从中共对“封建”意涵的探索，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