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争”中，保持开放的姿态，是取胜的钥匙_风闻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写下了上面那段话，是给中国革命作出的指导性意见。然而，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还是现在面临的中美之争下，敌人和朋友都不是那么绝对的。

从总的目标看，一切阻碍中国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是敌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敌人。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又需要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几股敌人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是可以分割利用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北伐，打击了当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北洋军阀；也曾经和封建主义的代表各地方军阀合作，抗击帝国主义的买办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当反动派各派不能协调合作的时候，胜利就会变得更容易些；当反动派各派协调合作的时候，失败的可能性也会大一点，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同时面对几股敌人的联合进攻。

所以，在具体的战术中，要灵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可以先打容易之敌，后打困难之敌；也可以利用强大之敌压迫弱小之敌向我方靠拢；也可以稳住一股敌人，集中优势消灭另一股敌人，获得资源强大自己，等等。

切忌在拥有决定性优势之前，就面对敌人的联合进攻。敌人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联合。第一，我们太弱小。弱小到只需要一股敌人发力就能打击到我们。后续的敌人会疯狂拥上前分一杯羹。如同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第二，我们相对强大，但不足以压倒对手的联合。

显然，当下的中美之争中，我们不是第一种情况，但是有可能被误判成第一种情况。暂时，我们还不算强大，但从发展看来，我们很快就会面临第二种情况。

敌人会联合，但不等于一定联合。这取决于我们的态度。有两种态度会促使敌人联合。第一，我们太软弱。太软弱可欺就会被误判成第一种情况。第二，我们太强硬。同时对多股敌人采取不合作的高压态势。太强硬就会让敌人之间协调矛盾，联合起来。

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中，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两股势力的联合。我在本人原创文章《全球化的背后是“理想国”意识形态的外化——续“中美之争”背后的政治哲学意义》中说，

“中美之争”本质上，是国际间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斗争。

世界金融资本主义，不是单独一股势力，而是两股势力的联合体，即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和军工集团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集团。

此次中美之争的胜利与否的标志不是彻底消灭，也不大可能彻底消灭，是要让这两股势力彻底分离。只要彻底分化了两股势力，美国就从“理想国”降级了。中国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将会成为唯一选项。

在之前的谈判中，美国强硬派顶在前面，出尔反尔，步步紧逼，而所谓的理智派缩在后面，不动声色，乐观其成，实际上是随时准备上前分尸的秃鹫。等强硬派谈不下来的时候，如果理智派出场，试图退让一步，牺牲另一派，而保全自己一派（华尔街）的利益。我们倒是可以接受这样情况下的协议。

只要分化两股势力，激化两股势力间的矛盾，就达到了目的。当然，现在美国两派旗鼓相当，这样的协议是很难达成的。僵局表面在中美，实质还在美国国内。

战术上要灵活，所以保持开放的运动战姿态是很重要的。那种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很强大了，完全可以靠国内市场发展的想法，和历史上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的左倾想法异曲同工，第五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战场都是失败的案例。这是一定会失败，遭受损失的。

一定要进入世界市场之内，才会有发展。生产力就是分工程度，分工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限制，这是《国富论》最重要的两个观点。如果不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施展拳脚，就会正中敌人下怀，像苏联那样被围死困死。敌人越想将我们排斥出世界市场，我们越要坚持进去，越不能自绝于世界之外，甚至要变着法子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美国市场）去。就算是做备胎，那也是为了打到外部世界去的。

刘欣此次单刀赴会，就是勇于出击外线的表现。表现出来的态度再温和，也是在美国最保守的媒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继而有机会站住脚（如果能经常去福克斯走动的话）。换作是这儿表现得很厉害的随便哪位左倾分子，你们行吗？

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想到要向外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主动联系宋庆龄，让其安排一位外国记者去陕北访问。后来就有了斯诺笔下的传奇《红星照耀中国》。让外部世界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一股充满希望的力量。

无论是斗争，还是沟通，都非一朝一夕之功。眼下的起起伏伏不过是插曲。要看要想的是大势。不妨体会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