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仰之：美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说是父子关系_风闻

孟子所谓"责善"，就是以善来互相要求对方。譬如，父亲要求儿子行善避恶，但是儿子一时之间做不到，怎么办呢？父子之间的亲情，很可能因为这种深切期待的落空，而受到伤害。胡博士试图把孟子的话，用到美中两国关系上，这就意味着，美中两国关系，不是时下一些人认为的“夫妻”关系，而是“父子”关系。呜呼哀哉！胡博士虽然爱美国，可是他有啥资格，替中国人认了这么一个“爸爸”？

2018年，江勇振教授出版了《胡适传》的第三、第四部，其中第四部名曰《国师策士》，专门分析胡博士1927年以后的政治言说。其中披露了大量过去不易看到的史料，特别是在美国报刊与美国档案中的胡博士言论。胡博士是热爱美国的，与胡博士同好恶的人也是热爱美国的，相信在他们眼里，美国的出版品是不会说假话的，是可靠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摘取一些材料让大家来看看这位被视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一些“可爱”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胡博士的真正政治立场。众所周知，蒋介石政权在抗战期间形象极差，后方政治风气令各界深为不满，军队里面军纪败坏。这些历史如今已有许多研究可以证明。试举一例，唐纵是军统干将，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可就连他在1946年的日记里都哀叹“家中无钱用”，致使太太与其争吵。他无奈的说：“全国公务员、教职员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不了，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于丘壑。”而“国军”的整体形象，我们可以从淮海战役中的陈官庄休战中窥其一般。据今人研究，“陈官庄地区在休战的20来天中，国军军中腐败现象丛生，竟然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地摊交易市场，交易的主要物品有粮食、大饼、罐头和金银首饰，进行物物交换，还有许多赌博场等。这是古今中外战场上从未发生过的怪事。”

可就在这一时期，胡博士是如何看中国政局的呢？1947年八月国民党政权在纽约出版的《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记载胡博士的高论：

政府与GCD之间的战争状态早已存在。政府在这个时候公布了戡乱动员令，等于是澄清并坚定其立场。GCD既然已经尽其全力要用武力夺权，政府自然要用一个全面戡乱的方法来对付它。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来自国际的压力来影响这个戡乱动员令的执行。

到了1947年10月，整场战争的优势已经向GCD这边倾斜，当时国民党内部已有不少悲观论调。而胡博士却依然乐观的很：

我绝不承认“失败主义”的心理……以今视昔，国军的一切条件，都比对方优越。我们看事实。许多个地方，只要只会将领得人，以优势装备国军部队，和对方作战。立刻就可使战局改观。真可谓“风云变色”。我们实无灰心气馁的理由。

对于胡博士的这番高论，我们已经不想再做太多评论了。而更“骇人听闻”的，是胡博士在1948年所说的这些“高论”：

我个人为无党无派者。就个人观察，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所得之“贪污”、“无能”两种批评，实言过其实，太不公道。前年冬，我曾留京五十日，很有机会观察南京官吏的生活情形。我可以说南京文官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不贪污。至于能力与效率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中，因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加多，效能水准“不算低”。

1948年，南京政权已经腐烂成什么样子，从蒋公到美国人都清楚得很。胡博士的这番话，到底是要忽悠别人呢，还是忽悠他自己呢？

国民党统治后期无限度发行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年底政府允许市民每人购买40克黄金，当时人山人海，造成挤压致死者十人左右。

既然胡适对国民政府如此有感情，那么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对待广大中国人民的呢？1948年11月，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驻联合国的代表，被今天许多人视为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蒋廷黻竟然向马歇尔转达王世杰的这个建议：“美国可否同意任命美国军官，假借顾问为名，而实际上统率中国军队？”让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去打中国人，亏王世杰想得出来。而蒋介石更是将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在使用化学武器上面，他在1948年12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

本日时刻想其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最为悬念。此为最后之一法，存亡成败皆在于此。上帝佑华，其必能使之有效也。

如果上帝真的要保佑蒋公把化学武器投放到中国大地，那这样的上帝我们中国人不信也罢！而胡博士竟然对这样的政权如此支持，甚至不惜无视基本现实，那么他对中国人民是个什么态度，聪明的读者，一定不难看到了。据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观察：“现在，只有胡适是他（蒋介石）继续抵抗政策的唯一支持者。胡适跟委员长同样认为唯一光荣的做法，就是继续抵抗GCD。”

1949年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蒋介石的小朝廷只能跑到台湾落脚。而胡博士则去到美国，成为一个处处不受待见的落魄政客。但即便如此，他依然热爱蒋公，热衷“反G”。1951年5月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

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使共产国际的大阴谋，得在中国做大规模的实验。使中国GCD，自始即拥有一部分兵力为后来1927年8月以后独立的“红军”的基础。倘使当日若非蒋公清党反G，则东亚早已成为红色地区了。

胡博士一以贯之的“反G”，自然是他的“政治自由”，但他竟然表彰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对GCD人与左翼人士的大肆屠杀，无视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这算哪门子尊重人权呢？

进入1950年代，胡博士与蒋公都想着如何“反攻大陆”，虽然他们心里清楚得很，美国固然愿意把台湾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绝不会允许国民党“反攻大陆”，因为美国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引起国际纠纷，不想被蒋政权拉下水；而且他们清楚得很，以“国军”的那副德行，若“反攻”，必失败，这就给解放军解放台湾制造了绝佳机会。

但胡博士不这么认为，他希望美国承担起“自由世界”、“文明世界”之“领袖”的责任，帮助早已破败不堪的蒋介石集团实现美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奉劝”美国不要进行裁军：

历史昭告我们：这些单方面裁军的行为是好人做蠢事。不管心地多好，蠢事做两次已经够了。让我们真诚的希望民主世界及其领袖不会再轻易地犯了第三次自我裁军的严重错误！

在胡博士看来，只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才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而果真如此，生灵涂炭，战火纷飞，这一切，就不是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立场所能顾及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胡博士对美国的期许，基本上是把美国视为一个“新帝国”，让美国明目张胆的继承过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接力棒。196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在座的朋友都太年轻了，不会记得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世界的和平。那个世纪被称为“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在将近一百年的岁月里，是这个世界一个伟大的稳定力量。

很难想象，胡博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说出这番话的。看来，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原来不叫“侵略”，而是在享受着“和平”。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世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殖民与杀戮——这些事迹在历史书中很容易看到——竟然被胡博士直接忽略不计。而可以想象的是，当代把胡博士奉为偶像的人，骨子里大概也是有着与胡博士相似的近代世界史视野吧。

既然对美国有如此期待，那么胡博士自然不会吝啬表达对于美国的热爱。在1951年进行的一次名为《如何理解美国》的演讲里，胡博士声称：“许多年来，美国钟情于中国到了滥情的地步。”

如何回报这种“滥情”呢？胡博士饱含深情的说道：

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和美国就只是朋友。区隔着他们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它们对彼此没有任何野心。美国能够珍视这个真正无私的友谊，甚至钟爱中国……对美国这种真挚的友谊，中国也全心全意地回报着。它每年都派送成百上千的青年男女俊秀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就读，诚心的想要了解这个强盛但又能不事侵略的伟大的国家。

胡博士对美国的这份爱是那么的强烈，或许会让美国右翼都觉得不好意思接受。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胡博士竟然还替中国人做主，直接认美国为“父亲”：

我要用孟子——古代中国的民主哲学家——所阐述的一个极其睿智的有关人伦关系的原则来总结并强化我这个小理论。孟子在一个场合说：“父子之间不责善。则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在另外一个场合又根据同样的理由说：“古者易子而教之”。这就是要让父子之间避免常常因为“责善”而造成“离”的恶果。孟子不希望发生在父子之间的“责善则离”的问题，却由一个大国的政府强加在其孱弱的盟邦政府身上。其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憎恶、反问、与劫难。

孟子所谓"责善"，就是以善来互相要求对方。譬如，父亲要求儿子行善避恶，但是儿子一时之间做不到，怎么办呢？父子之间的亲情，很可能因为这种深切期待的落空，而受到伤害。胡博士试图把孟子的话，用到美中两国关系上，这就意味着，美中两国关系，不是时下一些人认为的“夫妻”关系，而是“父子”关系。呜呼哀哉！胡博士虽然爱美国，可是他有啥资格，替中国人认了这么一个“爸爸”？

胡博士爱美国的另一面，就是跟着美国一起极端仇视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胡博士可一点也不“温和”，一点也不“容忍”。在1951年与美国人的一次谈话中，胡博士竟然认为大陆的人民会欢迎国民党的飞机去轰炸他们的城市。

记者问：如果我们轰炸满洲？

胡适：贵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说，当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南京的时候，他以为人民一定会恨国民党。结果当他跟南京人交谈以后，他很意外地发现他们欢欣鼓舞地说，国民党终于回来了。

我们当然相信，博学如胡博士者，一定不是因为“反G”执念太深而犯了疯癫之症，才会说出这样的“奇谈”。因为胡博士所一心拥戴的蒋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1950年2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五日轰炸上海电厂之成绩。尤其对杨树浦美国电厂之彻底，甚于吾人所望者。在沪洋人，亦急求脱离匪区。其借匪区营业之心理已经动摇。其轰炸功效之大，实补充海军封锁不足之缺点。人民虽受此死伤之重大损失，而对我国军反攻之仰望益切矣。

如果有家中长辈生活在当时的南京或上海的朋友读到这些言论，会不会觉得不寒而栗？

​1954年胡博士在一次谈话里再次重申了他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的主张。一位曾经在场的美国学者如是回忆并评价胡博士：

我在那个午餐会以后，思索了很久胡适博士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来“解放”中国的想法。我越想越沮丧。像他那样真心地认为我们可以因世界大战而得福，那简直是疯了。那种发疯的想法很多人有，并不表示那是可以理解的。

我没办法想象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战争。那会是一个让我无法想像的军事奇迹。从我所能看到的迹象来说，我们的策略是建立在一个全面战争的假定之上的。如果那样的战争来到的话，中国还会有多少人可以活下来让我们去“解放”？或者还会有几个被“解放”者能活着？我们也许有办法赢得一个技术上的胜利，然而，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文明会因为其城市神经中枢的破坏而解体。所以，胡适这种人说的话让我不寒而栗。

对中国如此贬低，对中国民众如此冷血，对美国如此不吝溢美之词。热爱胡博士的朋友们说得没错，胡博士确实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热爱”中国。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热爱”的方式，那是我们太缺乏想象力，太孤陋寡闻了。

追记：本文所引史料，出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台湾联经出版社，2018年版。江勇振所作胡适传记《舍我其谁》，共四部，部部精彩。另有一部《星星·月亮·太阳》，通过胡博士书信，重建其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也是佳作。

完成本文时，笔者又看到了新京报记者对《剑拔弩张的盟友》《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两书作者齐锡生先生的采访。

齐先生评价了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所做的工作：

“作为大使，胡适太不合格。他驻美多年，在美国政界高层几乎没建立什么人脉，他也不愿参加政客圈的活动，未在高层建立信息渠道。美国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美国政客喜欢胡适，因为他温良恭俭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

碌碌无为的驻美大使经历，但是做了200多场演讲，赚了20多个名誉博士学位，大概也是胡适先生的“中国情怀”的一个侧面吧。

本文转载自《经略》，公众号：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