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如何填饱半个中国的？_风闻

在历史上，从明朝末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到了清乾隆年间，这句话虽然还存在，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湖南熟，天下足”。耕地面积并不算大，耕地质量也不算好的湖南，成为了中国的粮仓，为全国输出了大量粮食。

湖南运出的米谷，配合了发达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救灾赈灾的作用。但同时，湖南本身也在巨量的粮食出口中，经历了起伏，最终沦为近代化的牺牲品。

湖南熟，天下足

湖南本不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

即使到了明朝中前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高度南移的情况下，水稻的生产中心仍然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密集的水网和平坦的土地，让江南的水生农业开发极为便利。所谓“苏常熟，天下足”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

虽然明朝时候的江南土地面积没有今天的大

但是产量在全国来看绝对是扛把子

（当时江苏上海的一部分还在海里）

但农业高度发达也带来了一大后果：江南的商品经济开始发展。随着人口的膨胀，农地可以雇佣的劳动力终究有限，人口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为了配合城市手工业，江南周边的农地也改头换面，不再从事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如桑蚕、棉花等的种植量明显增多。有钱却吃不上饭成为了困扰江南的一大问题。

所谓鱼米之乡

不光能养活更多人口

饮食也从饱腹进阶到要吃大闸蟹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不过以中国之大，粮食生产这样的“落后产能”总能找到合适的承接地。沿长江而上，为江南提供粮食保障最好的选择就在中游的湖广。

产业转移的速度不会太快，粮食中心从江南转移到湖广，是在明朝中期到康熙年间缓慢发生的。期间还发生了明清朝代更替的事件，造成江南经济生产的倒退，以致于产业转移中断。不过总体来说，江南农业经济化、湖南农业粮食化是那一百多年长江沿线农业的主旋律。

产业向上游转移有很多选择

不过综合来看

湖南湖北（湖广）在耕地、交通等方面都是最佳

康熙中叶，清廷宣布永不加赋，随朝代更迭而损失的人口快速增长，江南重回城市化和经济化的轨道，湖南的重要性才开始真正凸显。湖南农民在江浙粮食采购抬升价格的诱惑下，基本全部改为从事粮食生产。到了乾隆二年，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湖南熟，天下足”的描述。

到了清朝，这人口真是蹭蹭的涨

（图片来自wikipedia）

其实康熙38年，皇帝南巡后就曾感慨“百姓皆谓数年来湖广米不至，以致价格腾贵”，可见其实在康熙时期，湖南作为产粮主基地的现象就已经事实上出现了。湖南米能否送到江南，对江浙米价构成重大影响。而到了雍正年间，情况已经变成了“江浙各郡……大半仰给于江楚商贩,此江浙历来之情形也。”，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江南的城市化已经不是自给自足农业能解决的了

需要大规模的进口粮食才能养活

（姑苏繁华图，图片来自wikipedia）

指望湖南稻米供养的也不止有江浙，广东、福建、云贵、江西等地，都需要湖南出产的粮食喂养。

其原因多种多样，如广东珠三角在清代已经人口稠密，并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人口极为稠密，且寸土寸金不宜生产粮食。而粤东、西、北的山区又并非水稻的优质产地，粮食危机始终困扰广东。经常出现广西的余粮全部入粤尚且无法满足需求，还必须从湖南调运的情况。

由于广东平原稀缺

且人口稠密并有着更高的城市人口比例

长期是粮食进口大户

江西和湖广（湖南湖北）是一个选择

从东南亚进口也是一个选择

而在贵州，由于山区更广，人多地少，并且明清两代改土归流之后国家有义务保障粮食供给，湖南就成了贵州的粮食后盾。雍正8年，老臣鄂尔泰还曾提出将沅州（主体为今怀化）划归贵州，以免除粮食跨省调运的繁琐手续，可见湖南对贵州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从川渝调入也是个办法

不过在明清变革之际川渝残破本身就是资源输入区

而从湖广调入不仅水路方便

而且也是湖广填四川的一条通道

本质上，这是一次江浙产业移植长江中游的变迁，并在湖南引发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

如何亩产一千八

湖南的基本地理状态是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为山体所包围，湘江穿省而过，是为最精华的平原，在北方还有洞庭湖和沅江流域的平地。从水稻农耕的角度来说，这个省既有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也有可用土地面积略显不足的劣势。

水源和土地都算充足，另一个优点是交通

沿长江干线，通向西南和两广都有成熟的水路

在只追求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水资源优势比较明显，明末清初曾有一段“谷米贱如泥沙”的粮食高度丰沛期。但随着外省对湖南米的需求越来越高，人地紧张的矛盾也开始出现了。

雍正二年是湖南人均耕地面积的巅峰，达到了9.38亩（作为对比，今天这个数字仅为0.9亩，但由于高产稻和其他农业技术进步，湖南仍然是粮食生产输出大省）。但此后随着本地人口增多，这一数字开始下滑，洞庭湖畔、湘江沅江河谷已经没有容易开发的耕地了，逼迫湖南人向湖中和林区挺进。

清朝的湖南全图中

洞庭湖尚且是一个完整的大湖

虽然也在缩小，但比现在更大

其中新开发土地的主力是在洞庭湖区的围田，在湖广地区被称为“垸田”。岳州（岳阳）、常德、长沙过剩的农民，从康熙时期起就围垦荒滩，新田不断向湖中心进发。一开始这只是民间为缓冲人地压力而采取的措施，但当地政府非但不予以阻止，还建造条件更好的官垸，与民争地。

这么做虽然开垦出了更多耕地

但也使得面对水患时

洞庭湖的天然调蓄功能大大减弱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垸田的优势在于靠近水源，并且土壤为肥沃的淤泥，开发当年就能出产粮食。但急剧缩小的洞庭湖面积也导致了湖体泄洪能力不足，一遇暴雨往往冲垮堤坝，让辛苦开垦的土地毁于一旦。

水灾对湖南湖北的影响尤其严重

因这两省有着大量的天然湖泊可做调蓄之用

而在人为侵占水面用作耕地和城市后

这些地方往往也地势低洼，是受灾的重点

所以到了乾隆年间，官方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湖田的危险，转而向不易开发的山地进军——这是湖南更为常见的地形。乾隆七年，为鼓励农民开垦山地，还发布了免税令，湖南山地农田开始了一波爆发式增长，“凡山头地角稍有开垦者无可辟”。连福建和广东的农民也听闻湖南新政而进入了湘东、湘南的山区从事开垦，种植杂粮、山芋作为粮食补充。

番薯、土豆、玉米这些新大陆传来的作物

极大的丰富了世界各地的主食库

并助推了中国在清朝时的人口激增

（可以种在坡地，且加工方式极其简单）

（图片来自wikipedia@miya）

这同样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在湘西苗地，汉人农民的涌入造成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乾隆六十年爆发了苗民暴动。在自然环境方面，粗暴的焚林开地不仅容易造成山林大火，还因草木被消灭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在开发一两年后便被雨水冲走，石板露出地面，无法再用，山民也陷入了往复无尽的劳动中。

像这种在偏远山区的大规模开垦

虽然能尽量养活一些人口

但也很容易使他们陷入贫穷的自给自足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当然好消息也有一些。

尽管有湖进田退和水土流失的现象，但湖南的农地数量还是增加的，由明代的31.7万顷增到59.5万顷；水稻种植面积从明代的29.4万顷增加到51.6万顷。而越来越紧张的耕地也促使湖南农民设法增加亩产，强化了湖南的农业技术。

向山区进发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另外，开发山地农田的关键影响因素是肥料，用以弥补山地贫瘠的缺点。这让原本封闭的湖南山区商业得以开展。石灰、牛骨、人畜粪便等肥料从湘江河谷的富裕地区向山区转移，促进了湖南的内部沟通。

粪肥的利用在土地资源更加紧张的江南地区更成熟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多

把城市的粪肥卖到乡间成为不错的生意

（图片来自wikipedia@Malene Thyssen）

总体来说，湖南为扮演好全国粮仓的角色做出了很多努力，不断强化自己粮食中心的地位。但热衷于单一的产业结构，无疑是一柄双刃剑。

米如何改变湖南

在南方口岸城市和传统耕地全面经济化的背景下，仍然坚持种粮的湖南通过粮食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广东、安徽、江苏客商云集湖南，促进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原本因山地广袤、有江湖阻隔而位居中国主体边缘的湖南，在这一时期地位骤然上升。

沿海因外贸而富庶

但出口中原料占了很大比例

广阔的中部地区则因此而富

粮食贸易的收入盈余，也让过去贫穷的湖南有了资本投入烧钱的文教领域。

明末清初，由于湖南地贫民穷，且有洞庭阻隔，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尚不到湖北的四分之一。而到了康熙年间，湖南士绅已经有资本要求南北分闱考试，并在雍正初年得偿所愿。科举分会场的设置，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经济地位的一个侧面认证，可见在远在北京的清廷看来，湖南也确实够格了。

最著名莫过于曾文正公

（曾国藩故居，图片来自wikipedia@Huangdan2060）

这进一步刺激了湖南的文教发展，为湖湘集团在晚清的突出表现种下了因。

但热闹都属于有钱人，基层农民在这一轮爆发中获得的好处殊为有限。

由于粮食贸易会带来稳定的收入，湖南农村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发展其他产业的动力，乾隆年永州总兵顾榕称之为“湖南土产,谷米之外无他物”。没有手工业和其他作物补充，普通农民在正常年景凭借采购者的高粮价可以有所收获，但在丰年则谷贱，灾年则无产，都会严重影响生计。

而在高收购价格的诱惑下，农民往往不顾一切地卖出粮食，以至余粮不够一年食用和来年播种，只能在饭中掺入豆子和杂粮度日。如果遇上太平天国阻断长江水道这样的历史时间，下游市场被阻塞，则湖南地方经济完全崩溃，流民遍地。

太平天国从广西北上

肆虐湖广然后东进长期横行江南安徽江西

湖南虽然不是长期的主战场，但也令经济趋于崩溃

（江南地区就更悲惨了）

另外，和所有高度商业化的领域一样，湖南的粮食市场到了中后期也出现了垄断的局面。清初一亩水田价值一金，到了乾隆年间已经价值十金，一般农民想扩大生产几乎不可能，而一旦操作失误被地主收购土地又不能及时赎回，最终就会成为失地农民。运气好的还能做佃农，运气不好的便沦为乞丐，加剧了地方贫富差距。

尽管类似问题在每个王朝中后期都难以避免，但由于晚清湖南的经济体系过于单一，且高度依赖土地这一单一要素，情况尤其恶劣。这可能也是湖南在近代的维新革命气息如此之重的原因。

由此看来，清代到近代的湖南真可谓中国的隐形要害之地。它不仅贡献了湖湘集团的维新派和后来的革命志士，其出现之因更源于湖南为了填饱中国人民的肚子而做出的巨大自我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