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背后是“理想国”意识形态的外化——续“中美之争”背后的政治哲学意义_风闻

前六节在《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直到“中美之争”才揭开后冷战时代的全部政治哲学意义》。

7、“理想国”是由“理想”相结合的共同体

我所定义的“理想国”是建筑在“理想”蓝图之上的国家，是先在头脑中实验起来，然后在现实中实践出来的“人造”的国家。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关系，但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这几个“理想国”的设计者们（政治哲学家或哲学政治家）都是读过《理想国》的，包括习主席。

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以特殊的共同民族性结合起来的共同体，那么“理想国”就是由特殊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的共同体。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说过：

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

梁启超在当时只见到民族国家的实例，自然会认为现代国家的形式必是民族国家，所以他把相结相排的主体限定为民族。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未必只有记载在纸上的才是“历史”，相结相排的共同经历本身就是“历史”，在记忆中，在口口相传的史诗中，所以不是“历史生于人群”，而是人群生于“历史”，哪怕是后世编造的“历史”。因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编造的“历史”也反映现实的情况。

只有经历过共同历史的才会成为共同体。把共同体简单当作是血缘结合的产物是不对的，即便看上去是血缘结合，其实也是以共同历史为基础的。没有共同历史，即便血缘相近，也可以是相排，而非相结。

江南吴地流传着“泰伯奔吴”的故事，被司马迁记录进了《史记》。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这个故事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来自故事本身。泰伯二人远走他乡，来到吴地。“文身断发”，同当地部落相结合，有了共同的相结相排的历史，最终成为了当地共同体的一份子。可见血缘并非是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第二层来自后续发展。吴地后来融入进了中原。这个故事本身也成为了中国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如果非要说是因为血缘而结合，那么从泰伯算起已经十几二十代了，那么稀薄的血脉联系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所以，只有把这个故事当成是中原同吴地相结合的最初经历看，才有了（组成共同体）历史的意义。

部落因共同的部落生活而结合，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部落进化而成的夏朝的建立就来自于治水的共同经历。

民族因共同的民族斗争史而结合。汉族的形成来自于同匈奴的战争。只有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全国各地的人财物在一个系统内运转。先是在统治者上层形成了民族共识，再以上层为媒介，在地方上组织起了下层的生产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共同的相结相排的生活，有了共同的历史，也就形成了民族。事实上，汉朝就已经是民族国家了。

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样也来自于民族斗争史。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通过驱赶伊比利亚的穆斯林形成的。英国和法国是通过抗击维京海盗以及彼此的百年征战形成的。德国民族意识是抗击拿破仑时候形成的。德国的问题要复杂一点，后面会分析。

“理想国”是最高级的共同体，是由“理想”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因“理想”而产生的相结相排的历史，通常被称为革命史，共同体因此也可以称为革命的共同体。

民族国家是先有政权，再由政权孵化产生的，这主要是自然产生的。而革命是先形成共同体，后组织建立政权。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自然外因起了作用，也是共同体内人要求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起了作用。所以同以往不一样的是，革命的共同体从最初到后来发展出“理想国”以至于全球化，都是自我实现的产物。

“理想”就好比是细胞中的DNA，革命就好比是按照DNA基因密码，复制生成新细胞。具有同样DNA的细胞组成组织、器官直到整个生命体。

现代生物学已经掌握了基因技术，能用细胞克隆形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了。将“理想”的细胞扩散出去，也完全可能形成另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因此，不光共同体是有生命的，“理想”本身也是有生命的。

以往的共同体，不管是部落还是宗教、民族，相似性可能从外表（从形象到生活习惯）可以看出。而“理想”的共同体，相似性在于内在的思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后才产生的。在以往对立的共同体之间，思想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大，比如崇拜猎豹和崇拜雄鹰的部落之间，亚伯拉罕宗教不同派别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美国和苏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理想国”既然是依靠“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那么背弃“理想”自然就意味着共同体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从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该改革以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党地位和公有制经济对国家经济的有效控制，造成苏联党和国家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和国家经济的继续恶化，为西方国家宣传资本主义、攻击共产主义，从而解体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下，利用改革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将苏联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当苏联的改革完全背弃了建国“理想”的时候，那么解体就是它必然的结局了。这是苏联带给世人的教训之一。

也应该看到，只要苏联还存在，“理想”即使千疮百孔也仍然存有生命力，因为民众仍然是“理想”的承载者。所以，内外反动势力一定要将苏联彻底消灭，才能扼杀“理想”。苏联国家要解体，苏联民众也要被彻底洗劫。

8、全球化的背后是“理想国”的外化

“理想”本身是有生命的，就意味着，“理想”不会局限在一国的边界之内。“理想”超越边界的扩张就是全球化。

在“理想国”出现之前，英国等欧洲国家在世界上四面出击，到处建立殖民地，构造了好几个日不落帝国。殖民主义能够构造全球化吗？答案是否定的。殖民主义构造不了全球化，殖民帝国也变不成“理想国”，只是核心国家+边缘殖民地的组合。

殖民帝国在核心和边缘实行的统治方式是不同的。就是到了早就不是日不落的20世纪末，英国在香港实行的仍然是殖民地统治，而不是同本土一样的代议制民主。实行代议制民主，不是为了更好的治理，而是为了给即将接收香港的新中国添乱。

殖民帝国并不要求在殖民地实行同本土一样的政治方式，表明其政治方式不具有“理想性”。不管是核心部分的民众，还是殖民地地区的民众，都没有“理想”的DNA，可以被区别对待，而不会对区别对待产生任何的疑义。这是殖民帝国同“理想国”在内部的不同。

其次，从外部来看，殖民帝国间的争斗是地缘形式的，不是全球化的。地缘形式的争斗，就如同“纳粹”所说的，是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是有边界的。如果殖民帝国间暂时是平衡的，都满足于现状，那么彼此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甚至是可以协调以压制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只有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时候，才会以激烈的斗争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

总之，殖民帝国不具有全球化的冲动。

现代的“理想”概念雏形是来自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提出的“绝对精神”概念。德国统一的过程就践行了“绝对精神”。然而德国的“绝对精神”又没有超出民族的概念。当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候，可以做到德国各邦国的一视同仁，合众为一。当德国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就受到了别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并没有一种新的超民族的“绝对精神”为其提供源动力。于是统一时候的“绝对精神”退化成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扩张形式就是殖民主义），再次退化为种族主义，失败是必然的。欧洲历史中的历次统一的努力，从内在精神动力看（不看外在地缘和国际政治），都受困于民族这个边界。最新的这次尝试（欧盟）在一定范围内超越了民族的边界，但是还是可能受挫于正在重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弹。当然，外部的全球化势力对欧洲一直是在努力拆墙脚的。

苏联的失败也在于，在殖民帝国和理想世界之间摇摆不定，没有真正外化“理想”，拥抱全球化。苏联在东欧建立起了一系列仿照苏联的政权，这不是殖民主义，是“理想”的外化表现。从经济关系上看，为了维持这个同盟，苏联是贡献方，而不是压榨方。但是，“理想”既然是没有地缘边界的，那么局限在一个小区域内，是不可能满足的。因其所控制的区域（市场范围）是不如美国的，最终只能在美苏竞争中落败。如果说欧洲是受到了西方的强力阻击而受挫。那么在同中国的关系处理上，就是其自身摇摆不定带来的。先是支援中国搞建设，后来又要压制中国的发展搞撤出。这是摇摆不定的体现。如果是“理想”占了上风，就无须畏惧中国。只有在殖民帝国的思维下，希望维持强核心和弱边缘的殖民体系，那么自然就不能放任中国发展起来了，因为中国是其在地缘上无法控制的地方。同样，也就不难理解美苏之间的勾勾搭搭，联手压迫第三世界的行为逻辑，还是殖民帝国相互协调压迫世界的那一套。这样的苏联，被称为苏修一点都不奇怪。

美国最终能在美苏争霸之中胜出，也证明了是“理想”是“理想国”发展的最大源动力，全球化是“理想”发展的要求和结果。美国能在美苏争霸之中胜出，关键点不在于美国本身比苏联强，而在于美国拉拢了欧日，以及中国，把欧美亚都纳入了其全球化体系中，市场范围比苏联集团大了好多倍，总的工业产能是苏联集团的好几倍。尽管美帝的“理想”是有问题的，后面会分析，但是一力胜十巧，数量上直接碾压，谁都吃不消。尽管我把美苏中欧都看成是“理想国”，但唯有冷战后期的美国才是完全展现出来的。

9、普世“理想”间的斗争

中国一直在声称自己是全球化的推动力，然而美国却很清楚中国是在“鸠占鹊巢”。明白了我前面的观点就明白，中国的全球化和美国的全球化不是一回事。

不带感情色彩的分析，必须承认中国是借助了美国搭建的全球体系“借船出海”发展了自身。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蛰伏的，把“理想”压制，放入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的。但是中国既然是“理想国”，哪怕蛰伏了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必定会迎来自己“理想”的外化。建立中国的全球化，是“理想”的必然要求和发展。通俗点讲就是，中国不能一直当美国的打工仔吧。我们中国也是有当老板的理想的。

羽翼丰满下的中国这次“理想”的外化，就不是毛时代的输出革命那么简单了。那只能算是DNA个体的复制，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理想”外化，最多算是个尝试吧。而现在是要构造一整个体系。

最近的“中美之争”，美国层出不穷的阴招歪招，让大家见识到了什么才是全球体系，而中国缺少的环节，要补的功课很多。以往，中国还有点天真的认为可以用合伙人的方式继续“借船出海”，但是被现实教育了。我们不得不采用全面改造的方式实现中国式的全球化。这是政治哲学内在逻辑的客观结果，不受人的主观意愿所左右。

我这篇最新的理论反思，也领悟到，“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两种全球化道路的斗争。世界上只能存在一种全球化方式，只能有一个“理想”被实践。因为所有的“理想”，都必定是需要放大到整个世界中实现的（想想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普世是“理想”的内在要求和需要。总之，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没有远离，必须要面对。正在进行的“中美之争”将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普世间的斗争。

重复下第一节的观点，“中美之争”本质上，是国际间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建设者和破坏者的斗争，是爱好和平和制造战争的斗争。

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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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第10节之后，将运用我前面的理论，就美苏欧中等进行具体分析以及对前景的展望。共产主义是远景，在国家还存在的情况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要以国门为界限，国家为单位，所以是国际间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