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困境_风闻

来源：《百年经济史笔记》

原贴：http://www.wenming.cn/djw/ds/jtrds/djdp/201612/t20161207_3932985.shtml

谨以此文回应“老兵老兵”网友对改开前30年的想象。

1958-1961年由于“大跃进”损失惨重，十年动乱给中国的产业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到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5元人民币，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27.7%、47.7%和24.6%，农业产值占比仍然较高，服务业占比还很低，尤其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70.5%，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

从具体工农业实体产量看，1978年粮食产量为3.1亿吨，肉类产量943万吨，原煤产量6.2亿吨，粗钢产量0.3亿吨，发电量2566亿千瓦时，汽车产量14.9万台。相对于一个具有9.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这样的实体经济是难以满足人民温饱和生活需要的。按照2010年的标准，当时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97.5%，这意味中国有7.7亿农村人口是贫困人口。另外，1978年中国经济外向程度很低，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只有9.7%。

总体而言，1978年的中国，其产业体系已经具有了大工业体系的一定基础，但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产业政策》  作者：黄群慧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忆中国改开前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从历史中拾取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国必胜的信心。

　　1978年当然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怀想的年份，无论当时的人们怎么猜想，无论人们的分歧有多么大，无论后来的人们怎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读，一个决绝的姿态在这一年出现，这就是要发展经济。分歧当然在所难免，但已经不再为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讨论，而是经济发展的方法。

　　某种意义上，一大批从“文革”过来的老干部，可谓心急如焚，一方面他们自己已经进入暮年，非常渴望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则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拳拳之心。这种心态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大家在无意之中却又正在重蹈当年“大跃进”的错误经济思维方式。最明显的现象是，新制订出来的经济计划，有一个宏大急切的目标，钢铁要在1985年达到6000万吨，粮食要达到8000亿斤。这还只是工业和农业的规模指标，在具体的发展项目上，人们的信心更加爆棚：10个钢铁大企业，9个有色金属企业，10个煤炭大企业，10个油气大企业，30个电力大企业，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建设。这样的计划看上去可谓气势磅礴，1978年的2月获得一致性通过，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大概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按照这样的蓝图往前走。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这些宏大的数字带给每个人的内心的亢奋。

　　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停留得太久，在过去的近乎30年，经济在倒退，企业彻底退出人们的生活。贫穷、单调，还有压抑，人们有理由在这样的新鲜的经济大数法则面前，让信心升腾。经济，或者说钱，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议题之中，人们不再谈钱色变，不再陈述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陈词滥调。仅仅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数字都具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二，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企业导向，人们普遍相信，中国要想现代化，企业，而且是大型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必需的目标。历史学家通常都把1978年解读成中国的改革之年，这样的大词，人们能够看到，所谓改革，其中一个隐形的指标，就是中国人开始在制度的意义上关注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起步，是一个开始。没有这一年以企业为基本导向的经济蓝图，日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当然还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都不能起步，至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事实上都是建立在1978年整个宏观经济对企业这个新兴组织的认可之上。

　　第三，是中国决心采用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项目的办法，来推动这些宏大数据的实现。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全民炼钢的自力更生的土办法，注定是不可能推动经济发展的，必须向外面的世界学习。197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从欧洲访问归来，给各路大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信息。比如日本的现代化真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后不过13年，德国历时更短，竟然只有10年时间。这给老人们巨大的信心，他们普遍认为，之前打算用20年乃至30年的时间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的周期太长了，应该加快进度。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装备，要敢于同国外的大企业做生意，而且这种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到500亿元的规模。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不要老是讨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大项目、大企业。李先念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未来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要达到5000亿元，未来10年要从国外引进资金800亿美元等。

　　历史学家将1978年解读成开放之年，其基本的史料就在于此。仔细分析，这种开放首先是一种基于外国技术、装备、生意和企业的开放。这是我们理解历史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对接、交流和合作，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风景。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历经30年苦难的国家终于开始打算从开放、从企业的角度来谋求经济的发展了。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就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陈云首先看到了，而且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引进那么多国外资金，但是考虑过没有，我们中国有那么多配套的资金吗？”

　　陈云的怀疑之声似乎并没有引起众人的关注，国务院很快批准了10年规划，而且要求加快引进协议的谈判，加快签订的进程。

　　相关的领导更是热情似火，有人提出了发展经济一定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观点，赤字无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无法避免通货膨胀。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时髦的观点，而且有数据可查。不过陈云不同意这样的政策走向，据说在一次内部的会议上，陈云提高嗓门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陈云高调的怀疑批评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陈云不同意用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类比中国，认为中国内地的工业基础远远不如它们，甚至也不如我国台湾地区，或者韩国，因此引进项目，不能一哄而上。要尊重国内的工业现实，尤其是材料的缺口现实，陈云主张，如果材料有缺口，无论是中央的项目，还是地方的项目，都不能安排。

　　后来人们回忆起陈云的这个讲话，发现这是1978年年底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经济调整，这样的调整因陈云的批评意见而起，扭转了经济建设可能出现的“大跃进”趋势。更有意义的事实在于，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云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迅速攀升，他以一个懂经济的专家的形象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的诸多思考变成了会议公报的内容，比如要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综合平衡，为发展打下基础，等等。不过，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工作，是要解决政治和历史问题，陈云所关心的经济调整问题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且公报还肯定了中央关于1978—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是切实可行的。

　　这意味着陈云的批评还将继续。1979年的开春，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认为国务院的计划存在物资缺口，他建议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少建设项目，也不要留缺口。接着，他又针对新华社的一份关于1979年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的报告，指出缺口很大，这种有物资缺口的经济计划不是可靠的计划，中央应该加以重视。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思考很重要，要求国家计委重新考虑。他的原话是：“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些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显然，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暂时搁置几年之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思路，支持陈云对经济格局进行调整。

　　其他人对经济调整的态度是复杂的。当然有人支持陈云。王鹤寿、吴波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尖锐批评了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以钢为纲的历史错误。吴波直接指出，1978年制订的经济计划明显存在急于求成的问题。谷牧认为这些批评言之有理，但是同为副总理的余秋里和当时的石油部领导康世恩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和谷牧产生了分歧，他认为，既然十年规划和大规模的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计划是大家一起制订的，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放弃。不过好在李先念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和沟通工作，领导们之间的分歧暂时被搁置了。

　　历史总是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故事，把我们引到合理的路上。1978年之后的陈云，他对经济的理解，他的谨慎的经济政策，可谓其来有自。在老一代领导人之中，陈云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他的经济工作经验，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熟悉陈云的人知道，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极为深刻，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这使得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向来崇尚稳健，偏爱一种比较稳定的、均衡的经济增长，反对激进的、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高投资率的经济方式，一直努力避免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陈云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一种平衡观念，即财政收支的平衡、银行信贷的平衡、商品供需的平衡。这种保守的经济趣味，让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整个国家的狂飙突进大异其趣，以至于遭遇长时间的边缘化，甚至被整肃。在20世纪60年代，陈云曾经短暂出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力主经济调整，挽救由于“大跃进”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陷阱，一度得到民间好评，不过他很快就被打倒。

　　陈云再一次掌管中国经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和李先念联手推出。先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而最合适的主任人选，就是陈云，由他来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事实上，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主要由李先念主持，但是他立即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给陈云当副手，出任副主任。和李先念一样，有很多人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才能极为看好，纷纷建议陈云重新掌控国家经济政策。1979年2月，吴江明建议，中央应该请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小组。而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更是专门写下文章说：“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陈云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我党最有经验的经济统帅。”所以薛暮桥建议，应该让陈云多管一点经济工作，党中央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的意见。同时，薛暮桥也向陈云喊话，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经济工作再犯错误。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单，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财经工作的六条指导性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妥，不要再折腾，必须首先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即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目前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性的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必须调整。第四，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秩序进行调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第五，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可靠，尤其是钢铁的发展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视数量，还要重视质量，要着重调整国家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铁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第六，向外国借债，必须充分考虑到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到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显然，这六条意见，正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集中呈现，反映了他对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反思、警惕和纠正，也反映了陈云在经济政策方面明显的渐进主义作风。许多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样的历史转型，会看到很多具有本质意义的经济态势。第一，中国经济终于在陈云的努力下，去掉了一种大革命式的好大喜功的反经济的陈旧思维方式，让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理性的经济命题和过程命题，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暴风骤雨，不是狂飙突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云为党管理经济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观念启蒙，共产党人要尊重经济的规律，不能用革命的决战思维来管理经济。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于国内经济的调整和修复，而不是首先依赖于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相比晚清时代清朝政府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纯粹技术引进路线，陈云把经济管理的重点放在了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之上，这为日后的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奠定了结构基础。第三，陈云的经济渐进主义思路，在一种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的缝隙处，通过一种不自觉的方式，给予市场的自发秩序，尤其是给予日后蓬勃兴起的企业家阶层一个生长的时间和空间。任何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发展、任何忽略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一定是由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政府推动，这意味着政府遮蔽和掩盖了所有来自市场的力量。虽然陈云当时的立足点依然是依靠政府来主导经济，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在时代的经济思想，但是他所采取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思路，对于那个时代国家经济的努力调整，对于即将展开的又一轮经济“大跃进”的阻击，为市场经济的构建，为中国企业家日后的普遍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说1978年中国的经济市场底子很差，差到无以为继，很多人不会同意，至少当年主持国家经济事务的很多部长，很多省市的领导人不同意。原因在于，“文革”漫长的经济停滞和倒退，在这一年终于得到了抑制，不仅是抑制，而且有着明显的经济回升，到下半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2.3％，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势头，人们可谓兴高采烈，信心倍增。

　　这个时候，人们的确看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有必要马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但是陈云、李先念，包括邓小平决意对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虽然各方面汇集起来的意见可谓激烈，但邓小平一锤定音，必须调整，他的原话是“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许多年之后，人们回头再来看1978年的经济政策变化，会有一些理性的总结，比如，这是一次事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进，是经济从“大跃进”的旧方法体系中真正走出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是一次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现状和市场底子的检视与确认，是承认一个巨大的经济错误。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从“大跃进”和“文革”的经济模式中彻底走出来，不仅是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经济发展的方法。

　　第一个必须承认的经济错误是，过去30年那种勒紧裤腰带发展经济的思路肯定无法维持，所以经济改革的首要工作，是要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在这一方面，政府的欠账实在是太多了。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唤醒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所谓生活的贫穷，最穷的一定是农民。当时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民按照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按照农民人口平均的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产业的水平极低，而且多年以来毫无进步。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社会的制度设计阻碍了粮食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农业产业的结构严重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干扰，中国农民普遍处在饥荒的生活水平。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进口粮食，三年共进口265亿斤，还从过去的粮食库存中抽调了10亿斤，用以缓解粮食的普遍短缺。同时，关于棉花、食用油和食糖的进口也在进行，这成为进口商品的大头，总共占到了进口总量的1/5。这些生活日用品的严重短缺，反映到市场上，就是凭票供应的生活方式，从农村蔓延到所有城市。整个国家因为农业的落后，处在短缺和饥饿的状态。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处在一种剪刀差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实行的是一种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扭曲政策，农村经济以低廉的价格向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提供资源支持，导致农村经济难以形成有效的再生产。同时，人民公社成为所有农村社会的组织架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普遍的抑制，导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历史的数据是触目惊心的，1965年，中国农民从集体单位所分得的收入为52.3元，可谓极度贫困，1976年有所增长，为62.8元，漫长的11年时间，农民的收入每年增加不到1元。官方的文件是至少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事实上是农村所有的农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整个国家用了30年的时间来大搞生产，却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经济现实和市场现实。

　　再来看看城市人口的生活。

　　第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城里人的工资非常低，而且多年以来不升反降。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的年工资是652元，到1976年，竟然下降到了605元。具体的生活方面，则是住房非常紧张，许多夫妻因为房子问题分居。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减少0.9平方米。1978年这种局面开始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年全国城镇工矿区住宅建设的投资是37.5亿元，比1977年增加了50％，是1949年以来住宅建筑最多的一年，但依然不能缓解住房极度紧张的状况。中央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全国182个城市共有无房户689万户，占到城市总户数的35.8％。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厕所里，这一部分人口达到131万户。居住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家庭为86万户，居住在破烂、危险的简陋房子里的高达百万户。

　　至于经济的最重要的就业率指标，可谓冲突四起，是整个国家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大专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城市人口中的复员军人也有105万人，留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有320万人，还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高达700万人，大约还有230万人的城市闲散未就业人员，这些人都必须得到就业的机会。

　　这些生活层面的经济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的中国经济生活中一直存在，但长期以来，政府采用的是一种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主义赶超型工业化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完全无视市场层面的供求关系，无视产业结构的平衡，致力于国家意志的重工业产业，追求一种高积累、高投入和低消费的经济结构，试图靠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来谋求工业的发展、国家的强大。

　　对于人们生活层面的需求，则给予一种空洞的、遥远的允诺。1976年以后这种经济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随着经济问题的出现而出现，让国家管理者大伤脑筋。各种经济层面的细节问题扑面而来，比如大量冤假错案要求平反，大量人员要求回城、就业、晋级、提薪、住房，还有夫妻要求团聚的实际问题，逼着政府想办法解决。“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关于农村经济，更是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告，“建国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

　　无论是农村问题，还是城市问题；无论是粮食问题，还是住房问题，事实上核心的问题就是民生。当一个政府长时间不能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这个政府就必须反思。现在看来，1978年前后，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具有改进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对民生层面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直面与反思。承认问题，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关于这一点，1978年的中国人基本做到了。到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12条经济新措施，绝大部分都是对错误经济政策的纠正。

　　比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是对过去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纠正，而且是建立在市场价格意义上的政策纠正，虽然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决策阶层都没有形成关于市场和价格的基本思考，但在事实的层面，中国的经济思考，已经开始走在价格的轨道之上。

　　比如要调整工业和农业的产业关系，这是致力于改进农业和农民生活局面的政策方向，是对过去将农民纳入工业体系错误政策的一种纠正，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农村经济不再只是工业经济的基础产业，中国农民也不再继续在村头大炼钢铁。

　　比如要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比例，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重工业要大力生产更多的日常生活产品，这显然是对城市商品稀缺事实的一种认识与纠正，中国政府要改变过去能够生产人造卫星却不能生产红糖和棉布的糟糕局面，经济要想办法走出凭票供应的贫困局面，唯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又如政府要广开就业门路，千方百计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当时的经济态势下，依靠政府的统一安排，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有意识放开了城市商业的单一国营局面，人们可以自主经营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市场的日常交换因此慢慢丰富起来。

　　这就是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的乱象。的确，中国经济在1977、1978年这两年出现了一种短期的快速的增长型复苏，但这只是一种市场要素的简单释放，是一种没有经济基础的景气增长，其中有很浓厚的虚假和泡沫成分。整个国家处在极度贫穷和浪费的境地，经济发展的方法还深深陷在绝对计划经济的窠臼里。

　　人们意识不到计划经济的危害性，整个国家没有明显有市场竞争意识的企业，一切都是政府的市场设计。好在经历过30年巨大创痛的人们，意识到了反思的重要性，人们意识到了经济方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速度与规模。

　　虽然当时没有人思考市场经济的价值，甚至没有人反思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有人思考这个僵化的国家之中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的吃穿住行，“‘文革’结束之后，除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呢”，这是从战争年代和“文革”年代的苦难里走过来的老人们普遍的想法，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只有一些朴素的生活理念。老老实实面对经济规律。或者我们这样说，这是1949年以来政府第一次不得不部分放弃计划经济手段，不得不部分退出市场秩序的一次经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