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巫术（二）_风闻

中医的理论体系建立在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两大基石之上，而阴阳和五行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而是不折不扣的巫术。巫术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少数几个简单理论可以用于世间万物，正如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那样，野蛮思维是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囊括一切的决定论为前提。中医的思维完全符合野蛮思维的特点，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同一的、互渗的，可以用同一个理论解释一切。中国古人一直认为只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就可以解释宇宙万物的所有问题，人体和疾病当然也在其中。

 

在中医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的两种属性，也就是阴和阳。这个观念的起源非常简单和原始，绝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在古人简单模糊的感性认识中，光亮和阴暗是互相对立的矛盾，白天与黑夜也是互相对立的矛盾。古人无法对事物做更细致和深入的观察，无法了解事物的本质，所以阴和阳这种最浅显最简单的现象就成为古人知识体系中的主要元素。于是，古人就把阴和阳的概念无限扩大和引申到宇宙万物，误以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这样简单地认知。虽然大多数事物并没有明显的阴阳属性，但中国古人用非常不严谨的联想赋予了所有事物阴和阳的属性。这种联想方式充分利用了巫术中最常见的相似律原则，属于模仿巫术。阴阳学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巫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巨大。阴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非常重要的观念，远远超出医学的范畴。但与中医完全一样，阴阳学说在其他领域也从未解决过任何实际问题。

 

中医认为，凡是温热的、明亮的、运动的、向上的、外向的、亢奋的都属阳；凡是寒冷的、晦暗的、静止的、向下的、内向的、抑制的都属阴。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巫术中的相似律无限扩大化的结果。古人还不能对事物做细致的和深入的观察，他们只能观察到表面的和笼统的特征，阴和阳就是最简单和最容易观察到的。对于人体，中国古人同样用阴阳概念作为重要的认知方法。在中医理论中，人体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部为阳，腹部为阴；诸如此类。模仿巫术认为相似的事物就是相同的事物，可以把简单事物的属性直接代入到复杂事物中，用这种方式来了解难以观察的对象，中医就是这样认识人体和疾病的。然而，阴和阳并非人体的基本属性，模仿巫术让中国古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五行学说。古人还不知道物质由分子组成，也不知道分子之中还有原子，更不知道是一百多种元素组成了所有的物质。中国古人将物质世界粗略地分成了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类型，即所谓的五行。这是古人普遍的思维，并非中国古人的独特创造，西方也曾经有四元素学说，将物质世界分为土、气、水、火四种基本成分。这种原始的物质分类方法是由当时的认知水平决定的，虽然幼稚但并不荒唐。但中医将五行学说奉为不需进步的终极真理，并任意应用于世间万物，比如将五脏与五行对应起来，再联想到春夏秋冬四季。由于四季与五脏无法对应，就生生造出一个长夏使一年变成了五个季节，而且什么时候算作长夏也不加说明。可见中医不仅仅是不同事物生拉硬拽地配对，而且还可以无中生有地捏造相似。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将物质的粗略分类以及所谓相生相克关系直接移入人体中，对模仿巫术的简单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这是极其粗糙的模仿巫术。

 

中医之所以不能超越巫术范畴，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阴阳和五行等巫术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始终以巫术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不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两千年来，中医一直用巫术理论解释人体结构、生理现象和病因病理，并直接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模仿巫术是中医的主要认知方法，从而造就了中医的理论体系。以“取象比类”这一典型的模仿巫术为例，由于古代不能解剖尸体，所以中国古人很难了解人体的结构和生理。遇到这种情况，中国古人一概用容易观察的对象取代难以观察的人体，用已知对象来推测未知的人体。《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曰，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这段文字显示中医相当粗糙地运用了模仿巫术，瞬间就把人体结构这个难关攻克了。

 

著名的经络和穴位理论同样是运用模仿巫术的结果。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非常受重视并取得相当的成就，史书记载了西门豹治理漳河、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以及郑国渠等著名工程。“经”与“络”（古时也写作“落”）本来是水利工程术语，“经”指水系主干，“络”指连接“经”的分支。中医把人体所谓的十二经脉与中国北方的十二条水系看做一一对应，经络的描述中还直接照搬了“隧”、“洫”、“渎”、“灌”、“溉”等水利工程名词。穴位的名称也大多来自水利相关名词，如“海”、“泽”、“井”、“渊”、“池”、“溪”、“沟”、“泉”、“渠”、“泺”、“注”、“水突”、“水道”、“水分”等等。这些通过模仿巫术得出的理论就是中医所谓的独特学问，两千年来都不可动摇。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独创，古埃及医学也曾经把人体的血管系统比作尼罗河水系。

 

中医还将巫术思维扩展出“司外揣内”、“有诸内，必形诸外”等随意性很强的粗糙模仿，即便在巫术领域内，这样的牵强附会也是非常低级的。巫术思想和逻辑经过历代中国医者的不断发展和演化，已经变幻出许多变形的方式，甚至形成了一个巫术的分支——玄学，但究其根源，都是以相似律和接触律为基础。如果深入分析中医的其他理论，比如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四诊、辨证、五运六气等，无一例外都是运用巫术思维的结果。

 

按照中医运用巫术的模式，世间万物都可以轻易解释，而且可以任意解释成自己希望的那样。这就是所谓祖先早就站在山顶的真相。

 

 

如上所述，中医的理论体系就是巫术体系。那么，药物的情况又如何呢？事实会颠覆人们通常的观点，中国的传统药物不是来自临床实践，而是源自巫术理论并始终接受理论的指导。直到今天，中药依然必须符合“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这个首要条件。所有的传统药物都必须用传统医学理论解释和指导，这充分证明了中药不是经验的总结，而是巫术思维的结果。

 

比如中国传统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共收录1892种药物。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得到国际主流医学界的认可，《本草纲目》对人类医学的贡献为零。这是非常令中国人尴尬的事情，原来这本药学巨著完全没有医学价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本草纲目》收集的药物究竟是怎么回事。

 

《本草纲目》中有一方为“小儿客忤，因见生人所致。取来人囟上发十茎、断儿衣带少许，合烧研末。和乳饮儿，即逾。”小孩子怕生人，将来人头发与小孩衣带混合做药物即可治愈，这无疑是巫术。另有一方为“横生逆产。用夫阴毛二七茎烧研，猪膏和，丸大豆大，吞之。”丈夫阴毛真能使胎儿转体吗？这显然是在想象丈夫帮助妻子生产，用阴毛代替丈夫去妻子体内发挥作用。这同样是巫术，基本思路是接触到丈夫身体一部分（阴毛）就能获得他的帮助。

 

有人会说，《本草纲目》中肯定有一部分药物来自于上千年的经验，不要用少数来自巫术的药物全盘否定这部伟大的著作。但如果详读《本草纲目》，就会发现绝大部分药物都和巫术有关，几乎找不到来自实践经验的药物。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一向被冠以“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竟然如此不堪？道理其实很简单，李时珍不是医生，他从未有过临床实践，何来经验的总结？李时珍只是对前人记载和民间流传的药方做了汇总分类，没做过一次疗效验证。

 

在现代医学诞生以前，全人类都没有找到几种有效的药物，即便非常注重总结经验的古希腊传统医学，也不过只有少数几种催吐和泻下之类的药物确实有效。所有的传统医学加起来也只有极少量的药物有效果，绝大部分都是无效的，这说明凭经验发现有效天然药物的概率极低。中医几乎没发现过有效的药物，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古人不注意临床经验的总结，而是一味地用巫术思维来寻找药物。

 

或许你会觉得古人不懂科学，用巫术思想发明和使用药物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中有一味药材叫做“干漆”，就是干燥的油漆残渣。古时的油漆主要由漆树的树脂制成，涂在木器表面可以防虫蛀。按模仿巫术的思维，“干漆”作为药物也具有“消积杀虫”的功效，可以治疗“虫积腹痛”。另一种药物“天山雪莲”由于生长在海拔较高的雪山上，作为药物自然就有了“祛风胜湿”的功效，用来治疗“风寒湿痹、风湿性关节炎”等。其他还有，“月季花”由于每月都开，自然就有了“活血调经”的功效；“水蛭（蚂蟥）”由于能吸血，当然就具有“破血通经”的功效；“丝瓜络”是成熟丝瓜的维管束，呈网络状，作为药物具有“通络活血”的功效；“地龙（蚯蚓）”能在土中钻洞，所以就有了“通络、活血、下乳”的功效；“肉苁蓉”形状独特，自古就被认为具有“壮阳”神效；“血余炭（人的头发高温煅成炭）”被古人称为“血之余”，故有“收敛止血”的作用；“巫山淫羊藿”在民间传说中可以使公羊勃起，所以就有了“补肾阳”的功能，可以治疗阳痿；“制何首乌”是何首乌的炮制加工品，可以治“须发早白”，这是根据植物名字联想出来的；“鸡内金”是鸡的消化器官，具有“健胃消食”的功能；“泽泻”由于生长在水边，可以“利水渗湿”，用于治疗“水肿胀满”；“穿山甲”能打洞，故可以“通经下乳”；“通草”因为中空，所以能“利尿下乳”；“紫河车”是人的胎盘，可以“温肾补精、益气养血”；“僵蚕”是蚕幼虫感染白僵虫后致死的尸体，可以治疗“惊痫抽搐、小儿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国家最高药品标准，其中尚且这么多巫术药品，其他几个较低级别的国家药品标准中源自巫术的药品就更多了，而且这些巫术药品都是经过审批的，是合法的药品。

 

有正规批准文号的中成药情况也类似。比如“五子衍宗丸”，由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五味药组方而成，声称能治疗不孕症和肾精亏虚。其实这个组方是古人用模仿巫术的思维方式联想出来的，取植物名称中的“子”，认为与人生育之“子”相同，凡是多籽或者名称中有“子”的几乎都被古人用来治疗不育。“七子填精口服液”、“七子补肾酒”等配方的出处也类似。

 

“牛黄清宫丸”则来自清代《温病条辨》中的名方“清宫汤”，组方为莲子心、连翘心、犀角尖心、元参心、竹叶卷心、连心忍冬，可清心热、治神昏谵语。五味药都有“心”，彼“心”就是此“心”，以药物之“心”补人之“心”。虽然现代的“牛黄清宫丸”对配方做了修改，但本质依然是拙劣的模仿巫术。

 

实际上，中医几乎所有的“经方”都源自巫术，民间“验方”一经中医青睐也必须用巫术理论解释，接受巫术理论的指导。中药的“四性五味”、“君臣佐使”等基本原则无一不是以巫术思想为基础的臆想，几乎看不到任何经验的痕迹。即便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确实发现过有效的药物，但却都被中医的巫术理论带到了错误的道路上。自古以来中国古人就不是从临床经验中寻找有效药物，中药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巫术思维联想出来的，联想的途径包括名称相似、外形相似、颜色相似、类型相似等等。目前具有国家药品批准文号的中药有近6万种，竟然没有一个具有真实疗效证据就毫不奇怪了。

 

中医粉极力推崇的针灸同样源于巫术。以“灸”为例，中医一般用艾叶加工成艾柱或艾条，点燃后熏灼穴位或患部，认为可以回阳救逆、扶正祛邪。早期的中医并不主要使用艾叶，据《五十二病方》记载，灸法可以使用多种可燃物，月经布等污秽物使用得更普遍，因为在巫术思维中秽物能驱邪魔。此后逐渐演变为主要用艾叶，这并非淘汰了巫术，而是巫术的另一种演变形式。《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古人在祭祀活动中经常使用艾草，并视之为神灵之物。《古今注·杂注》曰：“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得火也。”古代中医在巫术思想的引导下逐渐统一认识，认为艾是纯阳之品、神灵之物，自然也就成为了灸法的主要用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艾叶，纯阳也……可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由此可见，中医灸法并非临床经验的总结，而是来自拙劣的巫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