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为韩国拿下首个金棕榈奖，韩国电影这些年是如何逆袭的？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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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笨

在摄像机镜头面前，奉俊昊不停地展示着手里的金棕榈，嘴里说“我忍不住去摸它”，像个孩子一样。

他的电影梦也是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的。上台领金棕榈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在12岁的时候下决心当导演的”，然后他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手放在了金棕榈奖座，“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亲手触摸到这奖杯”。

奉俊昊有理由如此激动。他凭借《寄生虫》拿到的这座金棕榈，是韩国在72届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座，此前林权泽凭借《醉画仙》拿到的最佳导演和朴赞郁凭借《老男孩》拿到的评审团大奖，是最接近的两次。

连韩国总统文在寅都亲自发文祝贺奉俊昊，文在寅说“这是无上的荣耀，我和珍惜我国电影的国民们一同分享获奖的喜悦。”

可是奉俊昊并没有贪功。他想起了2006年自己去看金绮泳导演的作品回顾展，那时候他就发现有很多法国观众是金绮泳的影迷，所以奉俊昊会说，虽然他是第一个获得金棕榈的韩国人，但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获奖的。

今年是韩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不过就国际影坛地位来说，和邻国日本乃至中国相比，韩国电影的起点都算是低的。他们曾经是好莱坞类型片最忠实的学徒，因此长期无法获得足够的认可。

但在最近两年，韩国电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去年李沧东的《燃烧》刷新了戛纳场刊历史最高评分，今年奉俊昊就创造了历史。

这当然是这位自称“电影宅男，电影极客，电影怪咖”的导演个人的成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韩国电影的胜利。

文在寅总统的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珍惜我国电影的国民”。

2018年韩国电影市场观影总人次达到2.16亿，这已经是韩国连续第6年观影人次超过2亿，考虑到韩国5100万的总人口，这个观影人次足以显示出韩国人对电影的热爱。

尤其是本土电影，观影人次排名前十的韩国电影观影人次均超过340万人次，观影人次第一的《与神同行：因与缘》更是在整个东亚地区引发观影热潮。

但韩国电影也曾经面临过极其危险的境地。1998年韩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宣布开放外国电影配额。开放配额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将以倾销的姿态进入韩国，冲垮韩国本土电影。后来拿到戛纳影后的全度妍不无悲情地说，“以后我们还能看什么，听什么，感受什么？什么都换不了韩国文化。”

电影人决定行动起来，他们走上街头。在首尔光华门前，7位导演剃了光头，怀抱自己的遗像，以示抗议。这场行动被称为“光头运动”，这七位导演后来都成了韩国电影的中流砥柱，其中就有为韩国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金基德和《燃烧》的导演李沧东。

7位导演光头抗议的画面，成为韩国电影崛起的标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世界各国抵抗好莱坞，捍卫民族电影的决心。

这种反抗很快转变成了行动。1年之后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上映，这部电影成功挑起了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创造了620万人次的观影纪录。它打败的正好是1年前上映的好莱坞巨制《泰坦尼克号》，这艘横扫全球的电影巨轮在韩国撞上了又一座冰山。

虽然严格来说《生死谍变》完全照搬了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和动作创意，但姜帝圭在创作过程中，就带着浓烈的复仇恨意，毕竟光头运动中他也是7位导演之一，他曾直白地说过，“韩国电影就要死了”。

《生死谍变》

这种恨意并不独属于姜帝圭。恨是植根于整个大韩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它来自于民族灾难，亡国之恨，阶级之恨，分裂之恨，种种负面情绪在韩国社会不断累积。

后来这种恨意也成了贯穿奉俊昊所有电影的某种精神内核。

光头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奉俊昊开始拍摄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绑架门口狗》。奉俊昊是学社会学出身的，但他后来进入韩国电影研究院深造，拍出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最出色的短片《支离破碎》。

《绑架门口狗》

2000年前后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绑架门口狗》成功捕捉到了韩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断层，直接展现出病态社会对人性的压抑。

那时候奉俊昊有一个朴素的愿望，“用现实生活作为元素，拍摄一部比类型电影还有趣，更加娱乐化的电影。”

《绑架门口狗》做到了。

只不过在韩国，拍社会现实并不是一直被允许的。

1973年，为了维护独裁统治，朴正熙修改宪法，连任总统，建立了所谓的维新政府，维新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

加强意识形态宣传落到电影中就是严厉的审查制度。

文化部门很快行动起来，每年他们都会发布《电影政策措施》，措施的第一条永远都是每部影片都应该宣传维新思想。维新思想都是好词，比如鼓励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

但好词不一定有好用，那时候只要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社会的电影基本都过不了审，那个时期被称为韩国电影的黑暗年代。

所以奉俊昊小时候其实看不到什么像样的韩国电影。他12岁爱上电影的时候，都是熬夜看 AFKN（为驻韩美军播放的电视频道）上放的午夜场美国电影，比如科波拉，比如斯皮尔伯格。

巧合的是后来昆汀曾评价奉俊昊是“70年代的斯皮尔伯格”，可见那些电影对他的影响之深。

甚至在奉俊昊的青少年时期，韩国电影银幕上占据主流的一度是情色电影，因为1983年韩国政府废除了对公开表现性内容影片的审查。食色性也这些人本需求，一下子激发起了韩国观众对国产片中情色内容的好奇心。

直到1993年，时任总统金泳三在总统年度报告中提到，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卖出150万台现代索纳塔汽车所获得的利润，韩国由此引入了文化产业的概念。

那一年奉俊昊刚好大学毕业，他和朋友一起创立自己的电影社团黄门，可以说他的个人奋斗一下子撞上了韩国电影的历史进程。

1997年金大中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策略，随后电影审查制度就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分级制度，同时电影产业成为了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允许风投进入并享受减税政策。

这一系列举措让韩国电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通道。

第二年奉俊昊就在自己结婚时所住的公寓里，拍出了《绑架门口狗》。虽然《绑架门口狗》做到了奉俊昊想要的效果，但在韩国国内的反响并不好。

好在由于有宏观政策的扶植，奉俊昊在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时，依然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就有了那部2003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无数人心目中的韩影历史最佳-《杀人回忆》。

《杀人回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场景是灯火管制。

那是奉俊昊对于八十年代的印象，那时候为了防止敌人在夜晚偷袭，城市、工矿区、交通线的灯光全部要熄灭，“就像是人造的黑暗一样”。

如果说过往的韩国电影经历了漫长的人造黑暗时期，那2003-04年就是点亮这场黑暗的火把。

《杀人回忆》

那一年，奉俊昊拍出了《杀人回忆》，朴赞郁的《老男孩》在戛纳拿到评审团大奖，金基德凭借《空房间》获得威尼斯最佳导演。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赢得集体声望，这一批导演也被誉为韩国电影新浪潮。

李沧东曾经给戛纳电影节官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韩国电影：阿里郎的传人》，他讲到这些韩国导演的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影片来表达民声和韩国民众的情感与希望。”

奉俊昊是学社会学出身的，虽然他老是强调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怎么好好学习，时间都用来看电影了，但在奉俊昊的电影里，你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韩国社会整体以及底层的关注，和带有精英视角的关怀。

底层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著作《狱中札记》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底层是产生恨感情绪的首要人物，他们远离权力，经济困难，生活压抑，需要借助某种方式将恨释放出来。

这种释放带来了韩国电影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极端性。在接受多伦多电影节采访的时候，奉俊昊曾解释过这种现象。

他说韩国社会就处在不断的动荡之中，一件件大事不断发生，“我们生活在如此戏剧性的环境里，社会是混乱的，历史又是如此的躁动，我们在无意识中就会受到现实的影响。”

他以辣酱和酒作比，他说韩国人哪怕在吃墨西哥菜的时候，也会加辣酱，“因为我们受得了这种热辣”，韩国人还喝太多的酒，“每天都有硬核酒局”。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极端的，于是电影也是极端的。

但在另一方面，韩国的文化又是极其开放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度在东亚各国中是最高的，民众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甚至高达30%。这让奉俊昊在赴美拍摄《雪国列车》和《玉子》时，也不会产生文化转换上的不适，反而会有一种微妙的文化融合感。

就在这种极端的社会环境加上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中，韩国导演们不断汲取新的创作灵感，创作出让世界影坛震惊的韩国电影。

《寄生虫》

拍摄完《寄生虫》之后，奉俊昊曾接受韩国媒体采访，他觉得《寄生虫》是一部充满了韩国特色细节，非常韩国式的电影，“但同时也有全世界所处同一境地的当今时代非常普遍的问题”。这大概就是韩国电影人已经彻底摸到了世界脉搏的现实吧。

这个时候不免会想到我们自己，虽然相比于韩国，我们早在1993年就已经拿过了金棕榈，但就看这几年的电影发展和文化大环境，我们似乎离下一个金棕榈已经渐行渐远了。

短时间内韩国电影依然没有办法以正常的渠道进入中国，但韩国电影对于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只是如果一切都停留在买版权翻拍，剧本原样复制，最后除了诞生一句“今晚全场消费由赵公子买单”这样的网络流行语，就什么也留不下了。

不夸张地说，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是一代中国新导演的电影启蒙，很多人憋着一口气想在处女作就拍出自己的《杀人回忆》，但往往天差地远。

对照一下韩国，他们有涌动的社会现实，自由的创作环境，政府全力的政策支持，完善的人才梯队建设，对各种类型片都足够包容的观众，一个个条件都摆在那里。这些条件里我们有什么，缺什么，不言自明。

所以现在你觉得我们离产生自己的奉俊昊，到底还有多远？

部分参考资料：

《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闵应畯、朱真淑、郭汉周、金虎

《奉俊昊导演艺术研究》-朱笑颜

《“ 恨” 文化视阈下的奉俊昊电影研究》-何静、夏颖

《奉俊昊电影的叙事与文化思索》-夏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