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北上16年：当年纳的投名状，都写了些什么_风闻

（叉烧往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硝烟过后，香港没有倒下，但楼市和股市进入数年的恢复期。香港电影也在那一年迎来转折，港片票房首次低于外片，外资纷纷撤走，演艺圈精英远走他乡。

徐克远赴好莱坞，拍了一部动作喜剧片《双重火力》，主演是动作明星尚格·云顿和篮球明星罗德曼。

这部电影除了票房扑街，也让玩票的罗德曼收获了三座金酸莓：最烂新人、最烂男配、最烂银幕组合。

对于徐克的首部好莱坞电影，美国影评人是这么说的：“徐克不仅仅是一位动作导演，也是国际电影界伟大的幻想家之一，在中国的《蝶变》和《黄飞鸿》赢得了许多赞誉——但《双重火力》只是个垃圾。”

与此同时，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周润发也体会到了美国的苦涩。他作为男主角出演了动作片《替身杀手》，这部投资三千万美元的电影，最终票房只有一千九百万。

《华盛顿邮报》评价道：“除了是周润发的好莱坞处女作之外，我对于这部电影没有半点儿想说的。”

《替身杀手》中的周润发

当时刚与“黄飞鸿”分手的李连杰出演了《致命武器4》，扮演片中的大反派华星。扎实新颖的武打动作，总算吸引到了美国观众的注意。然而，在片酬方面，好莱坞近乎“敲诈”了李连杰。

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本土遇冷，外乡受挫，香港电影人对回归后的前路感到迷茫。为了稳定人心，香港导演工会会长吴思远率团进京，拜会相关部门，心里想要的就是一颗定心丸。

在座谈会上，吴思远把自己的担心讲了出来，比如内地电影审查制度会不会限制香港电影。

他得到的回复是一切照旧。

有人干脆直接问：“那香港还能不能拍三级片？”

领导回答道：“不光三级片可以拍，四级片也可以拍嘛！”

这句幽默的回答让所有人都笑了，但是香港电影的衰败，终究不是三级片可以拯救的。

六年之后，当香港电影距离万劫不复只差一步时，当年发问的人才明白，香港电影的定心丸究竟是什么。

2002年，张艺谋的武侠大片《英雄》上映，狂揽2.5亿人民币票房，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两年后，《英雄》在美国上映，最终以1.7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震撼了两岸三地的电影人。

《英雄》片场，张艺谋给张曼玉讲戏

就在《英雄》上映前三个月，香港电影业迎来了最黑暗的一天。

2002年9月16日，全香港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创下10年新低：140家电影院收入总额仅51.6万港币，平均每家影院只有三千多块，每场电影平均只有区区13个观众。

到了2003年，香港电影的从业人员已经从巅峰期的2万人减少到不足5千人，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下降到只有几十部。电影院都被美国大片占领，本土电影连贴张海报都要看美国片商的脸色。

导演朱延平说，当时他跟一个熟识的影院老板求情，想给自己的电影贴张海报。老板很为难，虽然《哈利·波特》可以贴八张，《指环王》可以贴七张，但是给本土电影贴，美国片商能叫他的影院关门。

最后，朱延平的两张海报贴到了电梯间的地上。如果地上有钱捡，估计能被看到。

这时，《英雄》的热映让香港电影人达成了一致看法：要么北上，要么等死。

说起到内地拍电影，香港人并不陌生。

1982年，香港导演张鑫炎就带队北上，拍摄了火遍大江南北的《少林寺》。1983年，香港名导李翰祥也在内地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中的梁家辉

合拍片让香港电影人实现了到祖国大山大海拍摄的愿望，也让内地电影人有机会接触到高度熟练的电影工业。

那时候，内地和香港的电影制作差距是巨大的。

1979年，阔别故乡二十多年的吴思远回到大陆，参观了北京、上海的制片厂和电影院。当时内地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条件都很落后，吴思远的几个朋友都跟他说，自己已经十几年没进过电影院了。

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观时，厂里正在拍摄《小花》。吴思远问：“你们一天拍几个镜头？”

“我们一天拍四五个镜头，那你们呢？”

吴思远回答说他们一天拍五六十个镜头，把北影厂的人吓了一大跳。

而两地演员在工资待遇上的天差地别，也结结实实冲击了一把内地电影人。

拍《少林寺》时，李连杰的工资是一天一元。到第三部《南北少林》时，涨到一天三元。可同组的香港演员每个月能赚15万，哪怕是扮演死尸的每天都有50元，而且吃的都是广东菜。

相比之下，内地演员从工资到伙食都差到让人心寒。

李连杰

李连杰急了。他每日从白天打到黑夜才挣三块，还吃的是“猪食”，而那帮香港的群众演员只要站在他后面比划两下，就轻轻松松赚五十，还有天理吗？！

李连杰找到导演，说给我50块，我也要演死尸。

导演一看，已经演到一半了，李连杰又是主演，只能同意。于是，李连杰每天演完主角的戏，还要躺在地上拍几场死尸的戏，拿两份工资。

每天三元的工资让李连杰冲冠一怒，区别对待的落差也让刘晓庆委屈大哭。

八十年代，刘晓庆已经是国内影坛当红的一姐，《芙蓉镇》《小花》《瞧这一家子》让她红得发紫，到哪儿拍戏都有群众围观。

但是，拍《火烧圆明园》时，刘晓庆的待遇跟初出茅庐的梁家辉比起来，简直是低到尘埃。

刘晓庆在《火烧圆明园》片场

梁家辉有单独的房间休息，刘晓庆只能睡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开饭时，内地演员每人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个黑咸菜疙瘩，港台演员则配备餐车，鸡鸭鱼肉、青菜米饭，什么都有。

刘晓庆是重庆人，吃不惯馒头，饿得发昏的她只能偷偷去撕梁家辉的饭票。

有一天，刘晓庆在片场大哭起来，要吃米饭和肉，制片主任赶紧过来安抚，她才终于享受到同等待遇。可是，刘晓庆想让内地工作人员都有肉吃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给一个人吃肉容易，让所有人都有肉吃，就只能靠市场了。

二十年后，内地电影市场爆发，连群众演员也不愁没有肉吃。

这时候，为吃啥而担心的主角变成了香港。

2003年3月，香港爆发SARS疫情，几乎没人出门看电影，香港电影跌到谷底。为了提振特区经济，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签订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借着和特首董建华吃饭的机会，吴思远建议，能不能把电影也放到CEPA里。董建华眉头一皱，说这可不容易，他只能尽力而为。

半个月后，吴思远接到了董建华的电话。“搞定了，CEPA里有电影”。

人在上海的吴思远欣喜若狂，马上飞回香港开记者会，还叫上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一起向香港社会公布这个消息。

CEPA签订

2003年6月，CEPA正式生效。从那个时候起，香港电影不再被列入进口片限额，只要剧情和内地有关，通过审批后就能和内地电影一样在全国院线上映。同时，合拍片的港方主创人员数量不再受限，但要保证主要演员里，来自内地的占到三分之一。

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就此开启。

先回来的，是年少成名的导演陈可辛。

1996年，34岁的陈可辛拍出了独揽九座香港金像奖的《甜蜜蜜》，一时风头无两。随后，陈可辛选择去好莱坞发展，在美国拍了一部叫《情书》的电影，反响寥寥，连批评的声音都听不到。

2004年，陈可辛来到北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年底，《如果·爱》开拍。此时的陈可辛像个小学生一样，除了导演的活儿，其他一概不管，闷头学习在内地拍电影的规则。

《如果·爱》上映后，在内地拿下3000万票房，夺得六项香港电影金像奖，陈可辛也获得了继续在内地执导商业大片的机会。

这部大片就是《投名状》。

《投名状》改变了陈导的北上之路。这部电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内地拍电影，电影不是最重要的，看电影的人才是。

2007年12月，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投资三个亿的《投名状》在内地上映。

《投名状》

为了这部自己导演生涯投资最高的电影，陈可辛可谓耗尽心力，光是说服金城武进组就花了两个月。刘德华也因为拍摄期间保护不够，被真铁链把一根手指夹到骨裂，气得要投诉导演。

最让陈可辛犯难的是武打。从没拍过武打场面的他，要指挥资深武指程小东。陈可辛想要写实的武打场面，要求程小东不吊威亚也不要花哨的动作，可是程小东的外号就是“威亚王”，成名作就是演员满天飞的《新龙门客栈》。

外行指导内行的结果就是，一场劫军粮的戏本来预计七天完成，硬是拍了一个月。不仅程小东几乎崩溃，沮丧的陈可辛也差点向投资人请辞。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剧组里唯一一个懂武术的演员李连杰进组了，总算能把陈可辛的要求翻译成“人话”传给程小东，再加上他和程是二十多年的哥们儿，实在说不服对方就关起门“打一架”。

在不断“压榨”演员、武指和摄影之后，一部场面震撼的《投名状》终于完成。上映不到七天，就取得了1.8亿的票房。发行方告诉陈可辛，3个亿稳了。

剧组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就等着开庆功宴。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直接让《投名状》的票房“暂停”。

这部电影就是冯小刚的《集结号》。

当初定档期的时候，陈可辛压根没把《集结号》当成对手。

“一部拍解放军的电影，老百姓怎么会认呢？而且还没明星，从头到尾都脏兮兮。” 他判断《集结号》的票房最多一个亿到头。

最终，《集结号》以2.6亿位列当年的票房亚军。第一是美国大片《变形金刚》。

《集结号》上映后，《投名状》的票房突然被钉在1.8亿上不动了。陈可辛有十天时间没有接到票房上的任何消息，等得实在没辙了，他跑去问韩三平。

“韩总，你告诉我会不会过两亿？我只要求过两亿。”最后，《投名状》的票房刚好过2亿，虽然位列年度第三，还是以赔钱告终。

尘埃落定后，陈可辛亲自去看了《集结号》。他觉得确实好看，影片后半部分简直就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陈可辛说他如果早知道《集结号》是这样的，绝对会选择排在它后面上映，而不会被“抢得后路都没有了”。

有一段时间，陈可辛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民营公司的电影也能这么强势，后来他终于开悟：一部好看的主旋律电影，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巨大的。

2013年，CEPA签订十周年，北上十年的香港电影完成了从生存到适应的考验。

这一年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勇夺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他也成为第一个来自香港的金鸡奖最佳导演。

《中国合伙人》豪取5.5亿票房，陈可辛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电影，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场。当年让他一举成名的《甜蜜蜜》，虽然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但票房只有一千多万。

《合伙人》上映一年后，紧随陈可辛北上冒险的徐克，也终于在试水多年之后，以一部8亿多票房的《智取威虎山》捧得金鸡，宣告自己宝刀未老的同时，也续订了主打奇幻武侠的《狄仁杰》系列。

《智取威虎山》 

陈导和徐导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后来的老乡，在内地拍戏，有两点最为重要：做好自己擅长的，只能带来口碑，做好自己不擅长的，才能带来票房。当你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时候，才算是活了下来。

这一点，一位后来的北漂导演最有体会。

六零后的林超贤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入行，师从《逃学威龙》《武状元苏乞儿》的导演陈嘉上。他从学徒做起一直兢兢业业，终于干到自己当导演的一天。 

可惜轮到自己喊“cut”的时候，香港电影已经江河日下了。 

2000年，林超贤拍《江湖告急》时，全香港只有两部电影开工。他这部戏预算只有四百万，还不到九十年代成龙片酬的五分之一，靠着几位主演自降片酬才勉强开机。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江湖告急》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等四项提名。凭借一部部小成本积累的口碑，林超贤的导演功力逐渐被圈内认可。 

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 

当机会遥不可及时，忘掉它做好眼前的事，才是最有野心的态度。 

《证人》《线人》《逆战》《激战》，林超贤的电影成了最佳男主的得奖专业户，总是在二三流徘徊的谢霆锋、张家辉都实现了演艺生涯的突破。 

成就他人的同时，林超贤也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博纳影业的老板于冬。 

投资《激战》的时候，于冬没有给林超贤任何限制，让他“放开了玩”。确定影片方向后，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林打过。

《激战》

于冬“赌”对了，《激战》为博纳带来过亿的票房。

2013年，于冬带着一个新项目找到林超贤。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是“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如果开拍，将是国内第一部直接与公安部合作的电影。 

林超贤很犹豫。自己虽然拍过很多警匪片，但从没涉及过公安题材，况且还是包括四个国家的真实案件。 

最让他心里没底的是，自己在创作上从不妥协，只要投资方对剧本和演员提自己的要求，他就敢撂挑子不干。 

这回如果和官方合作，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考虑再三，林超贤还是接下片约，并且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赴金三角地区考察，和专案组成员座谈。 

这些经历让他大开眼界。林超贤觉得，自己听到的这些故事，在香港拍出来观众也不会信，因为实在太过震撼，如果真能拍出来，警匪片这个类型都会有突破。 

但是，让林超贤没想到的是，从调研到开拍，中间还隔着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只有所有人都点头，这个戏才能开拍。 

每回一开会，来的专家就挨个对剧本提修改意见。故事精彩，但是暴露侦查手段的不能拍。突出主题，但是渲染犯罪细节的也不能拍。 

在改了二十多版剧本之后，林超贤受不了了。 

如果都按专家的意见改，电影拍出来绝对难看，艺术是需要独断的。

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片场

林超贤想要退出，他对于冬说：“于老板，你不要搞我啦，这个戏我真的做不了。” 

这个时候，监制黄建新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劝住了林超贤。 

“几十条意见就把你吓住了？当年我拍《黑炮事件》的时候，几百条批评意见我都扛下来了，别往心里去就完了。” 

黄建新的话缓解了林超贤的焦虑。他决定先不管修改意见，按自己的感觉拍，如果不行大不了不署名。同时，于冬也找到公安部的领导沟通，双方确定了“先开拍不行再补拍”的方案。 

有时候，你如果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别人就会认为你是错的。 

《湄公河行动》试映时，评价不错，林超贤说公安部门的领导很高兴，因为他们从没想过，出来的片子会是这个效果。

2016年，这部筹备三年的电影终于上映。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突破青春片的“包围圈”，一举斩获11.84亿票房。 

一年后，林超贤带领团队远赴北非，用101天时间和导演生涯最高的5个亿投资，完成了两小时从头打到尾的主旋律动作片《红海行动》。 

为了对得起5个亿的投资，林超贤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所有镜头全部亲力亲为，他自己能做到的才会让演员去做。 

主演张译说，他第一次在沙漠看见龙卷风很兴奋，正看着呢突然视野里的一辆车翻了，林超贤当时就在那辆车里取景。 

工作人员都傻了，赶紧跑过去把车翻过来，从里面拉出了满头鲜血的林超贤。林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来，我们继续。” 

《红海行动》全片几乎没有安排文戏，军舰、坦克、无人机，凡是能“听响”的贵重道具都给观众拍了个遍。观众的回报也很直接，36亿的票房、8.3分的豆瓣评分。 

《红海行动》片场 

超高的票房把林超贤推上了神坛，他的名字已经和主旋律密不可分，只要他想接着拍“行动”系列，可以调动比《红海》更多的资源。 

“成名”之前，林超贤最想拍的是《江湖告急》的续集。故事的大纲早已写好，此前如果有人愿意投资，他甚至可以把那两部“行动”暂时放下。 

也许，每一个北上的香港导演，心里都有一部《江湖告急》。 

就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青春愿望。

选择北上的人，要经受风雨兼程的颠簸，选择留下的人，要忍受叫好不叫座的寂寞。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女人四十》和《桃姐》两部电影创造过大满贯（最佳电影，导演，编剧和男、女主角）的“神迹”。它们的导演都是许鞍华。 

许鞍华电影的主角一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悲欢离合。 

当身边的同辈后生纷纷北上时，许鞍华没有走。有老板拿着大制作的剧本和银行卡找到她时，也被婉言谢绝。一直和母亲住廉价公寓、出门坐公交车的许鞍华平静地说：“那不是我想拍的电影”。 

刘德华说，不想看到这么好的导演，如此辛苦地找钱拍电影。 

后来，坚持慢工出细活的许鞍华也接了两部合拍片，《玉观音》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不出意外，票房扑街，两部戏加起来只有一千多万。 

看着惨淡的票房，许鞍华摇了摇头，说自己不是徐克，没法用想象来拍电影。转身回到香港后，许鞍华像一条回到水塘的鱼，拍了两部充满生活气息，同时横扫金像奖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

《桃姐》里有这样一个片段：扮演电影制片人的刘德华来北京开会，会上，他和徐克、洪金宝为了预算在内地老板面前吵了一架，大有要散伙的意思，信以为真的老板只好给项目加了钱。忽悠成功之后，吵架的三个人在北京吃了顿涮羊肉庆祝。 

扮演那个被忽悠的内地老板的人，就是《桃姐》的投资人于冬。

叉少觉得，许鞍华想用这场戏告诉观众，我知道他们都在玩什么，我只是想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许鞍华跟记者说，不要再写她生活得有多苦了，她不想诉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不会感到辛苦。

2013年，王家卫带着筹备十年的《一代宗师》和观众见面。对于这位导演来说，无所谓北上不北上，因为没有投资人和观众能为一部电影等十年。 

《一代宗师》里，北方的宗师宫羽田对叶问说，拳有南北，可是国有南北吗？ 

佛山的叶问回道，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在你眼中，这块饼是一个武林，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进步。

电影上映后，有人问王家卫，如何看待香港电影的去留，王导藏在墨镜后的眼睛闪了一下。 

“从1949年开始，香港电影就已经是全世界华人的一种娱乐。香港电影从来都是依靠外面的市场，但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如果香港电影本身是行的，又何止‘北传’？”

当年，南边的人来到北边，带来了专业、技术和理念，也看到了未曾见过的壮美山河，这山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他们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感动、回忆和青春。

拍《新龙门客栈》的时候，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被敦煌黄沙遮天的沙漠震撼，回到香港后，身上不知哪里还会掉出沙子来。 

拍《大话西游》的时候，周星驰每天会骑车带着朱茵，经过银川的朔方路，往返于酒店和片场之间。刘镇伟后来说，他们天真的样子让人很难忘。

拍《如果·爱》的时候，周迅躺在安定门桥下结冰的护城河上，紧紧地抱着金城武，在零下二十度的北京，她有了不放开的理由。 

如今，香港电影人北上十六年后，两地已经密不可分。 

就在上个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一个消息，中央相关部委对香港电影颁布了五项利好政策，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合拍片里内地演员和内地元素的占比被取消了。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当内地导演的《我不是药神》等接连刷新票房纪录时，南北影人已经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现在两边电影人能一起吃肉了，只是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大餐好像越来越少。

九十年代末，当《泰坦尼克号》驶向亚洲的时候，东亚电影人都被美国大片制造的奇观折服。我们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在电影院看到自己国家导演的奇观。

从那之后，韩国电影奋起直追，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日本电影不紧不慢，每隔几年都有让人惊叹的作品，而中国的南北影人则历经从陌生、竞争再到携手的转变，蒙起眼睛跑到了距离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一步之遥的地方。

只是，电影品质和市场规模似乎不是那么正相关。

前两天，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摘得金棕榈奖，成为韩国电影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去年获奖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 

而早在26年前，内地和香港电影人已经通力合作，让《霸王别姬》折桂金棕榈。

陈凯歌与张国荣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再未有突破。**如今我们的起跑线，与同属东亚的日韩相比，已经落后太多。 

说到底，无论是北拳南下，还是南拳北上，中国电影如果有勇气突破自身的局限，又何至于在一片金棕榈前唏嘘不已。

是时候停下来，好好看看我们曾经无比珍视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