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龟形基座到底是什么东西？_风闻

　　2007 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 是一处规格很高的西周封国家族墓葬群。共发掘墓葬千余座，出土了数量众多价值较高的精美文物， 其中在M1 东部二层台上发现有手作持物状的漆木俑两个， 这在以往发现的中原地区西周墓葬中所未见。目前对漆木人俑的族属、功用、性质等的探讨尚没有定论。

更为有趣的是， 该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图一）。这种以龟为基座的形象，在我国古代的器物中经常出现，但是据目前所知，这里应系首次使用。这为研究西周时期丧葬制度、礼乐宗教等制度、以及与后世的渊源关系等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本文即拟以大河口出土漆木龟形基座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及考古材料，试图探寻了解其产生的文化缘起， 并借此对以龟为基座这一形象的流传做一简要梳理。

一、大河口龟形基座基本情况

　　这两个漆木龟形基座所出土的大河口M1，墓主属伯一级的规制，可能为男性。发掘者推断“根据遗迹和遗物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这两个漆木龟形基座， 与其上站立的漆木人俑一起出土于大河口一号墓东侧的熟土二层台上， 位于墓主人脚端，面朝墓主人的方向。

　　两漆木龟座形制接近，均系一块整木雕琢而成，从底部观察木质纹理较粗，底髹黑漆。背部髹红、黑漆色漆，图案已不明。明显可见有头、尾，四足呈半圆形。其中1 号龟座头至尾长57.6（头长10.5、尾5）厘米，宽39.3 厘米。2 号龟座头至尾长55.2（头长11、尾长6）厘米，宽39.5 厘米。龟座上暴露出明显的两道长方形卯槽， 与漆木俑的脚下的两道长条形榫突相合，榫突恰好卡入卯槽中（图二）。

二、流传研究

　　中国人对龟的喜爱及崇敬由来已久深具渊源，龟被推封为鳞介之首与龙凤并称， “鳞、凤、龟、龙谓之四灵”。并被认为具有通灵的能力，可给予人们神示，谓其“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

　　古人对龟推崇备至， 最能体现这种对龟的崇敬的大概就是各族争相以龟作为祖先图腾。人们熟知黄帝号轩辕氏，即天鼋（大龟），发祥于中原天鼋山；禹的祖先颛顼族的图腾也是龟，传“（颛顼）取（娶）邹屠氏……，邹屠氏有女，履龟不践，帝内之，是生禹祖。”周王室姬氏，也自称是龟的传人，《国语·周语下》有： “我姬氏出自天鼋。”足可见古人对龟的崇仰之深。

　　从考古发现来看， 在早在距今7000 年~8000 年的贾湖文化、及其后大汶口文化的诸多新石器时代史前墓葬中，随葬有相当数量的龟甲遗存。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山东邹县野店遗址、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山东荏平尚庄遗址等等。

这些龟甲伴随出土于墓主人的身旁、脚边等位置。另外在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墓葬里，如江苏圩墩马家浜文化遗址、山东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庙底沟文化遗址、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等处的墓葬中，也被发现有龟甲出土。

　　对这些随葬龟甲及部分甲内所附石子的用途、含义，学术界有不同认识，如“龟甲响器”说， “甲囊”说，“卜筮”说等，更多学者还是认为是属于龟灵崇拜，即“龟甲在七千年多年以前已被赋以神秘的意义”。但是无论怎么释读总不能排除对龟甲的使用可能源于古人认为其吉祥、通灵的良好寓意。

　　另据考古发现， 在全国各地不同文化的史前遗址中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玉龟、陶龟、石龟等（如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 辽宁朝阳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遗址， 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等遗址中出土了不同形象的玉龟；山东邹平丁公、济南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和浙江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等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陶龟；以及北京平谷上宅文化遗址的石龟）。这些不同质地的龟形器物， 往往被认为是实物龟甲的扩展及延续，其性质或与实物龟甲相同。

　　这些材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 在中国漫长的史前时期，人们对龟的喜爱是具有跨时代、跨族属、跨地区的普遍性的。这就可理解大河口龟形基座的产生绝非突现。

　　进入历史时期， 人们对龟通神属性的利用莫过于灼烧龟甲占卜以测吉凶。如《史记·龟策列传》记载： “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考古发现的卜甲遗存最早大概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如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山东禹县邢寨汪遗址以及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等处都有较为原始的零星出现。

到了早商，用龟甲占卜在工艺及卜法上均已成熟，龟甲会经仔细修磨且已同时具备了钻、凿、灼过程，这种卜甲在如藁城北龙宫遗址、泗水尹家城遗址和大辛庄遗址等处都有出土。卜甲的使用到晚商西周时达到顶峰，可以说诸事皆卜。两汉后虽此风渐衰，但一直到隋唐时期，宫中仍设有专用于占卜的“太卜署”，可见其流传之久。

　　除占卜外，源于对龟的崇敬和喜爱，使用龟形纹饰及以龟为形象的器物也在各时期普遍出现。比如商周时期青铜器上， 龟形纹饰及铭文的数量多得几乎可与鸟形堪比。时代约相当于商代时期的武夷山百越族船棺中出土的木龟盘（图三），及成都三洞桥战国铜勺上表现巴蜀文化崇拜的龟形图案，或可辅证这种龟崇拜广泛性的持续存在。

　　自汉代起， 龟形器物甚至成为皇室或身份的象征。如铸龟鼎以象征皇位，高品级官员的印钮铸成龟形，即所谓“龟钮之玺贤者以为佩”。到了唐代大概是一个崇龟的小高潮， 其时五品以上的官员皆需佩龟袋， 吏者竞相穿着龟服， 皇帝御赐功臣龟带等等。

　　利用龟的形态作为器物基座的现象也多有出现。除了传统的取其灵性外，更多的方面，是考虑到龟背平，重心低，且能负重的自然属性。文献里有很多以龟来负天、负山、负文等的传说。如人们熟知的女娲断龟足以补天， 《楚辞·天问》中“鳌戴山抃，何以安之？ ”等等。

　　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这两个龟形的人俑基座，大概是目前所知考古发现最早的以龟为器物基座的形象了。这种器座曾在后世广泛流传， 深受人们喜爱。例如东周两汉之时，出现了很多以龟形为基座的器物，如鼓架、香炉和烛台（图四、图五）。

　　在汉画像石中， 仙人乘龟而行的形象也颇为常见，仙人或坐或立，而其所乘骑的神龟的形象清晰可辨（图六、图七）。

　　另据考古发现， 在汉晋时期的墓葬中还有用小石龟或小铜龟作为棺柩支撑物使用的现象。在武威雷台汉墓中曾出土龟形石垫四个，其出土时系“两两相背，分别支垫于两棺首尾（图八）”。在甘肃省敦煌县七里墩魏晋墓中出土有铜龟四个，“龟作昂首爬行状，眼平视，口微张，前足略短，后足用力蹬地，尾作矛榫形，龟背甲饰长方形及三角形雷纹。”

也是支垫棺床所用的。另外在四川雅安点将台东汉墓亦出土有石质龟形棺础一枚（图九），与上两例有所不同的是，该墓中出土棺础石并非四枚均为龟形，而是龟与力士、子母虎、天路辟邪各一枚。这种龟形棺垫虽然目前所知发现不多，但十分有趣，其在墓葬中使用的性质似也与大河口西周墓中龟座有几分雷同。

　　而自北朝隋唐起，以龟形为基座的碑碣的“龟趺螭首”，更是成为高品级的标准定式，一直沿用到明清。

三、文化渊源

　　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 分析中国古人喜欢龟形可能有以下几个文化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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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大概由于龟的形象符合古人朴素的宇宙观。其“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回趾运转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左精（睛）象日，右精（睛）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知存亡吉凶之变。”

　　另外，龟很长寿，在古人的心目中龟寿数动辄千岁，如“龟生三百岁大如钱……三千岁青边缘巨尺二寸”，而“千岁而灵，此禽兽而知吉凶者也”。可见，寿长便可通神，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即有： “干草枯骨，众多非一，独以灼龟何？此天地之间寿考之物，故问之也。”

　　加之龟行动缓慢与世无争， 能长久不食而又十分长寿，颇有世外长者之态，既见多识广博古通今，又很是有几分仙气。其这种习性又恰与后世流行的道教思想相符，受历代崇仙学道者的追捧。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龟会冬眠， 人们见它入土多日后又能破土而出，遂认为其能涅槃重生，作为阴之代表，自由出入幽冥之届。所谓“龟者，阴虫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举事必考之。”

　　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这两个漆木龟的文化属性，笔者认为也是与其通神及能涅槃有关。墓葬发掘者谢尧亭在描述墓中出土的漆木人俑时指出“事实上他们并非殉人的替代品”， “这两个人像或者就是通天地的巫觋， 在两个人像的旁边随葬有其他的漆木器，可能都与这两个巫觋有关。把他们埋葬于霸国国君的墓葬中，就不能仅仅理解为陪葬的人俑，也许与接引墓主的灵魂升天有关……”。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自上古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后，民众只有通过巫师才能与神交通， 在墓中陪葬代表巫觋的人俑其意不难理解。

　　那么随之出土的漆木龟座， 其作用我认为是与人俑相一致的。据卜甲及《礼记·郊特牲》“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用龟作敬奉社稷祖宗之祭品等现象可知， 在商周时代人们已非常善于利用龟的神秘属性了。如同在战国帛画中表现的，墓主人在龙、凤等神话动物的引导下飞翔升腾， 用来表示死者灵魂的升遐一样，在这里，墓葬设计者或可认为试图用能通神且能涅槃的龟形为人俑基座， 目的是可以帮助其所负巫觋上达天听， 去一起完成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天重生的美好意愿。

四、结语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一号墓二层台上发现的这两个上负漆木人俑的龟形基座， 是目前所知考古发现所见最早的以龟形为器物基座的形象。它们的出现并非工匠偶然为之， 而是应受源远流长的文化信仰中认为龟通灵、长寿、且能死后涅槃等文化思想指引。并被广泛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对龟的喜爱与崇敬是早在史前文明中就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普遍存在的。

　　而据考证，这种形象在其后被非常广泛的沿用，无论是灯座、烛台、棺柩支座还是普遍流传的龟形碑趺，都可看作是其流传的体现。特别是画像石中多有出现的仙人乘龟的形象， 或可提供给这里龟所负的漆木人俑巫觋的性质判断以辅证。大河口的这次发现可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致谢：本文在写作中所用到的大河口墓地出土漆木龟座的照片及数据，得到项目主持人谢尧亭先生惠允，在此特别鸣谢！

（作者：王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