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想到的_风闻

一、起源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以上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后所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量重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立足点、出发点之下，对于世界现阶段状况的一个现实认知。

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我国对于马列主义从学习、继承到发展、延伸的必然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之前所有理论的基础上，站在了一个立论更高、包容性更广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在我看来·，马列主义虽然也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对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阐释，但是其理论产生的历史阶段及理论者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马列主义的批判性较强、在社会运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较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因素一些诸如社会激励之类的细节考虑不足，导致马列主义的哲学辨证理论正确、细节实践路径理论有欠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种集体领导的智慧之所以能指导中国国内的社会革命的胜利以及生产力革命发展成功，并使得中国与之前所有王朝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完全得益于将马哲的正确辨证思辨与中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获得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及具体理论。

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则是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发展阶段，用于指导中国发展方向的提醒和具体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绝对是必须的；而科学发展观则是指出中国具体发展阶段，则是对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发展和如何发展做出的纲领性指导。

       可以说，由于中国发展具体阶段的任务不同，除了马列主义，以上的从毛概、邓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大都是将着眼点立足于国内发展，是马列思辨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区别只在于理论所具备的宏观性、思辨性、具体性不同。

       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眼光则终于开始转向世界，提出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发展的中国思考及理论行为的出发点。可以说，由于经过了中国这么多年的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发展具体实践路径的包容性上是比马列更强，可被广泛接受性更强，与中华哲学文化本身的契合性也更强。当然，思辨应该还是同一套马哲的思辨，这是马列最有价值的部分。

       在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刚提出的时候，我就佩服不已，心想这一届智囊真心不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同时接受了马哲的思辨和西方的实用理论，学贯中西，毕竟不同）。因为：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第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导人类发展以及国家行为，是必然的出发点和大势所趋；第三、相较于马列的理想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务实、更加可接受，从而更加具有价值观竞争力。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中国能在今后的全球治理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西方的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理论从思辨上就与唯物辨证的思辨相冲突、与世界发展的历史实践的局部类似、与历史实践的全局相冲突，最重要的是这些二元对立理论，与人类希望自身能不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点相冲突。可以说，就算这些二元对立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一种历史的悲观主义。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实践，只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撕裂和最终灭亡。

       然而要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主权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乃至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王朝或局部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博弈是不可分割的，博弈和竞合，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现路径，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这也是现实的辨证，既不能让局部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人类命运共同的利益，也不能仅因人类的一些共同利益，就无视具体局部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这有些类似于中国的家国辨证关系。

 二、框架

       为了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的地位，上面说了概念的起源。接着说说在我心里，历史演化及人类发展演化的框架，在我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在此框架之下的具体历史演化阶段。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发展过程，从采集、游牧到种植、畜牧是实现了农耕社会，从青铜到铁器实现了农耕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则打破了人首先是物质上、然后是思想上（在西方，主要是神学）的束缚，使得人类步入工业革命，新的实践和新的思想相互促进，这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在一点一滴中变化的，不存在明显的阶段分层，只是从历史分类的需要，选取了一些标志性、关键性的发明和思潮。现如今，人类已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下一步也许是智能化社会、人机合一、或者生物体的在生物学上的改造与进化，这些是更远的畅想。

       但是上述历史及人类的发展，究竟代表着什么，又是什么在这种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从人的角度而言，上述发展代表着生存及发展条件的改善，古人和现代人，所能享受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种类是在不断丰富、除了不可再生资源，作为生存之本的食物数量也是不断增加。那又是什么这种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和发展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从经济及实践的角度，我认为：一是人口（产生存量财富）；二是科技（产生增量财富）；三是制度（在科技不变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存进存量财富生产及新科技的产生）。这也是马列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

如果再深入的追究，为何欧洲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发明了纸、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的中国，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在中国历史王朝中，社会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包括重农抑商、独尊儒术、知识封锁等），利益既得者是不喜欢改革的，而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由于激励导向的扭曲以及传统的君臣伦理，中国始终未形成能有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变革（而不只是限于为了生存而推翻王朝）的利益群体，这也可能和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国土面积大，统治阶层能获得的相对于个人的生产盈余极大，因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强有关。而西方之所以能产生相对自由的氛围，与西方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统治阶层对民众控制力不足，相互之间征伐不断，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控制实体有关，统治阶层之间博弈，则其民众自然是比一个国土面积巨大而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的民众更有话语权的。

如上所述，人类的生存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精神财富的生产不断的丰富和增加，通过科技不断将不能为人类所用之物转化为能为人类所用之物。而财富生产的公式则是：f=f（科技,人口,制度）。

人口变量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在科技变量既定（假设制度变量已经使得各种社会资源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一个社会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常识来看，很容易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的生产需要人来生产，那么当科技被锁定，人的生产效率是被锁定的，那么能生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自然是被锁定的，只有人口增加，所能生产的上限才能提高。

科技变量的作用：如上述历史进程，种植的效率高于采集，铁器的出现又提高了种植的效率，如果1个人不用铁器，1天种10亩地，用了铁器，可能1天种20亩地。从而整个社会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并可以逐渐降低农业人口比例，将农业人口转换为产业工人、科研人员去生产知识、生产非农业商品。

制度变量的作用：一是激励和配置资源；二是重大的制度创新——杠杆（也就是金融业）。激励和配置资源不用多说。金融的出现，也使得人类社会能供养的人口大幅增加，反作用就是，如果现代社会没有了杠杆（金融业），会导致整个社会供养不起这么多人口。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一个社会3个人口，每个人口1年消耗1个单位粮食才能生存，1单位农具能用五年。每个人口在有2单位农具的情况下1年可生产3单位粮食（农具超过2单位，粮食产量不增加），每个人口在有1单位农具的情况下1年可以生产2单位粮食，每个人口在没有农具的情况下1年只能生产1单位粮食；每个人口在每年有1单位粮食的情况下，可以生产1单位农具，每个人口在每年有2单位粮食的情况下，可以生产2单位农具。起始的农具数量为0，粮食数量为3单位。第一年，2个人口（A、B）生产粮食2单位，1个人口（C）生产农具1单位，第一年粮食结余2单位，农具结余1单位。第二年，C没有粮食了，所以C拿1单位农具交换A的1单位粮食，A用1单位农具生产粮食2单位，B生产粮食1单位（维持生存），C生产1单位农具。年底，A结余1单位粮食及1单位农具，B没有结余，C结余1单位农具。第三年，如果C用1单位农具交换A的1单位粮食，年底，A结余2单位粮食及2单位农具，B无结余，C结余1单位农具。这时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农具超过2单位，粮食产量不再增加，A不再同意交换C的农具，而B无结余，C第四年饿死，人口减少。如果第四年，A借1单位粮食给B，B拿1单位粮食交换C的1单位农具，第四年底，A结余4单位粮食及2单位农具（生产3单位，自己消耗1单位，上年结余2单位），B无结余（生产2单位粮食，自己消耗1单位，还1单位给A），C结余1单位农具；第五年，A借1单位粮食给B，B拿1单位粮食换C的1单位农具，年底，A结余6单位粮食1单位农具（1单位农具损耗了），B结余1单位粮食2单位农具（产3，还1，消1），C结余1单位农具；第六年，C用1单位农具换A的1单位粮食。可以看出，通过借贷的循环衔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的粮食总量和存量都增加了，农具虽然还可以通过C借粮食增加产量，但是由于社会需求不足，如果增产会导致难以卖出。这是个简化的模型。实际上由于金融系统借贷的乘数效应，经济生产会因为金融借贷杠杆不断扩大再生产（在激励制度如利润的驱动下），由于粮食增产，整个社会的人口会因为粮食丰收而增加并可以供养更多人口，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会直到供过于求，乃至出现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带来的金融坏账，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借贷循环坏死，而生产者由于借不到粮食或农具无法维持原来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失业、粮食减产以人口饿死，现实的供应和需求总处于不断波动中，加上人群逐利的狂热，非均衡是市场的常态。因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必不可少。但调控过多，则可能会因为干扰了市场的激励机制，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降低。

同时，社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科技上，最先掌握科技的总是少数人；制度上，存在权力寻租、金融行业天生爱给富人放贷款且成本更低（风险与收益匹配原则）；人口上，一般越富裕的家庭，后代的教育越好，资源越多，产生人口的先天优势。因此，政府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进行再分配调控，避免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社会动荡。

可以看出，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建立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上。生产状况抽象出来是科技、制度、人口三要素的函数，关键因素和生产力有关；分配则大多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而每一次社会动荡，在具象上是因为社会不公或者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实际上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调整的社会需求，因为科技、人口及制度三要素均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绝对平等的制度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的天生的差异，不平等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则是要基于社会整体利益，在这种追求效率的不平等的激励制度与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的取得平衡，并促进整体发展，蛋糕大了，就能以丰补歉。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科技

       由于科学的普及，人类知识的积累速度越来越快，科技创新的速度，至少在应用方面不是以往任何时代能比的。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似乎就在眼前，而在人对物的改造能力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对人的改造的似乎更大的难点在于伦理那道关卡。

       但是由于知识的大爆炸，专业分工的细化，知识的复杂度的上升，财富创造与分配的不平等性也会快速扩大。

       在人工智能大量替代人工后，这种科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估计会进一步加大，而财富会越来越向少数主体手中集中。对于西方也许是向少数私有资本手中集中（上市公司能体现出部分的大众共有性，但是对于分配的调控依然有天生积累不平等的缺陷），对于中国也许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制度的公有制特性，也许将在未来进一步体现出其在新的科技时代在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上的优越性。当然，也不能光看到优点，缺点还是有的。

       个人觉得科技，是百年最大的变局。从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的人工需求，转换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工需求，涉及到生产者的知识结构、生产的用人数量、分配等一系列的调整，自觉主动的依据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把蛋糕做大再分配，是中国的优势。如果西方因为党争，而不能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被动调整。

（二）人口和制度

虽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可能转向专门的精神财富创造，但是人口依然是重要的因素。人口增长始终会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之一，没有人之一根本因素，人工智能又生产给谁呢？

制度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所有权、生产者、分配方式；我觉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目标在于：1、生产关系要能够立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2、促进可持续发展；3、保持人口合理增长；4、促进科技进步（也即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毕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5、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6、维持生产激励制度与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之间的平衡。

最近有新闻说欧洲在试验“无条件基础收入”，也许是在为新科技到来后的生产关系调整做准备和尝试。

（三）主权国家的博弈

虽然我们所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内涵，是指在我国的战略机遇方面的内容。但我还是把这一点放在了最后，用来概括社会、经济、军事、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变局。主权国家的博弈都是在上述历史发展规律和框架下进行的，只是填充了每个时代不同的科技、人口、制度的具体内容，从而产生不同的变局。

       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现路径，就是在以科技为主要推动力，以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以保证主权国家竞争力、以地缘政治或局部军事行动为契机，从全球化走向欧亚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全球共同治理的过程。人类不是必然存在，如果世界掌握在狂徒手中，人类也可能以毁灭为结局。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支持以人类整体命运和利益为行动出发点的主权国家走上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在现时的意义，就是中国应该也有能力抓住下一轮科技革命，增强实力抓住更多博弈筹码，争取成为人类发展的引导者。不要在博弈中迷失博弈的目标，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