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二）——介甫起则太平可立至_风闻

在刚刚过去的治平年间，大宋朝的年入据说达到了惊人的一亿贯钱（北宋一贯制钱基本接近一两白银，不管一亿两白银是否真实，两宋财政确实是封建社会的顶峰），似乎国家是很富足的，但支出却远超这个数，而不走明面财政的“非常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王朝财政的“入不敷出”如此严重，新皇帝能不急么？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大致的原因在前篇我们已经介绍过，此处不再赘述，眼下的问题是年轻的神宗皇帝如何面对这个入不敷出的局面。他能想到的只能是厉行节俭，连他父亲英宗皇帝的治丧费用都要砍掉一大笔，这在把《孝经》擢为六经之首的北宋，无异于打自己的脸，平民百姓都知道“视死如生”、“死者为大”，再穷也不能慢待了生死大事，在朝臣们看来，花钱是小事，孝道才是大事。

偌大一个宋帝国，居然会出现国丧从简的咄咄怪事，但这就是新皇帝迫于现实的无奈，仁宗英宗两朝四十多年形成的惯性已经使得这个国家把蝇营狗苟变成了一种习惯，长此以往，国运将如何？年轻的皇帝心中恐怕不胜恐惧，文武百官们恐怕也都心如明镜，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打破这一局面，因为他们正是这个局面的受益者。

求变、进取是势在必行之事，只是如何求变，从何处入手却一时间并无方向。年轻的神宗皇帝开始四处寻医问药。

国士何在？

神宗皇帝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身处中枢的宰执大臣们，三朝老臣时任宰相韩琦是“孝道”的坚定支持者，在之前的濮议事件和英宗皇帝的治丧问题上已经得罪了大部分的朝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时候的神宗正想打压一下膨胀的相权，因此韩琦的职业生涯晚年基本已经快结束了，韩大相公宦海生涯数十年怎不知自己当前的处境？当神宗向他请教国策的时候，韩大相公毅然拿出了辞呈，神宗借坡下驴，送他去出判相州养老了。

同为三朝老臣、当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之一、现任枢密使的富弼深受神宗尊崇，但当神宗向他请教革痹、进取策略的时候，他却从本职工作出发，告诫神宗皇帝：“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神宗明白，此时的宋帝国确实没有能力对外用兵。但是这个老头不能光摆现实不给办法啊！老头给出的回答是：“天下安宁为第一。”言下之意，皇帝陛下应该以父祖为准，一切以稳定为要，二十多年前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今天竟也如此消极，这不禁让神宗惊叹。

怎么办，两个老头都指望不上了，神宗只好把目光投向一个相对年轻且敢说话的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喷子”司马光。神宗刚刚把司马光编纂的《通鉴》赐名为《资治通鉴》，对他的才学和历史观念颇为欣赏。但此人的治世能力到底如何，皇帝也没有把握。于是神宗召见司马光，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结果这位先生抛出了三点老生常谈的要道：选贤、信赏、严罚。

这三点很沉重，司马光一生以“君子”之道闻世，自然是令人信服的，可是这三点当中有治世之道吗？能解决眼下困难吗？能不能来点实在的？司马光这才抖出了点干货，他认为当下巨大的财政赤字根本在于支出没有节制。应当对国家各项开支做一次核查，姑且认为是一种审计吧，再决定具体节省支出的措施。

审计完了，接下来做什么呢？司马光沉默了，以需要大量精力为陛下修史书提供借鉴为由堂而皇之的回避了。

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就在神宗皇帝为变法人选的问题苦恼异常时候，一则朝野间流传甚久的说法到了青年天子的耳中——“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到这里神宗熙宁变法的主角才开始登场。此时的王安石为官已有二十余年，虽然长期不在权力的核心，但他早已是名满天下，声誉鹊起。但朝廷每次召他为高官，他都屡次拒绝，原因是什么？也许他还没有发现真正懂他的人呢？

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是当时还是王安石朋友的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朝野间的传闻多半也是出自司马光的评价。

神宗皇帝其实早就心仪已久，原因除了王安石的名声之外，还有神宗身为太子时候的侍讲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忠实粉丝，韩维经常在给神宗讲解的时候说这是王安石的意见。久而久之神宗对王安石赞叹不已。

那王安石在朝廷中的口碑怎么样呢？褒贬不一，韩大相公对王安石的评价是：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于宰辅之位则不可。韩琦认为王安石是个很会读书的书生，但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识。

司马光的评价则是：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执拗，此其实也。大概是认为王安石之固执和胸怀不足以为相。

总之此时的朝堂上王安石其实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普遍认为他才学过人，但治国，不合适。

翰林学士之争

然而神宗皇帝还是把他召进了京，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同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还有司马光（翰林学士是宋朝走向宰执地位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这也许就是两人成为政敌的开始。

他们很快就因为政见不同而争执起来，争执的问题，正好就是宋王朝的财经问题。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之所以如此困窘，是因为缺乏理财，现代人常说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古人不理财吗？不知道。

司马光立马站出来反对，他认为理财不过是在沿袭汉代桑弘羊的老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赋敛盘剥罢了。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妥妥的“零和”思想。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向司马光解释道：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具体的解释是加速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增值”。对王安石此说，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焉有是理？天地间钱财，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政府国库充盈，正是想方设法从百姓那里盘剥所得。这样做，比增加赋税更加可恶！

确实，在今天看来，理财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在千年前的封建农业社会，王安石的“现代经济观念”确实很骇人听闻，似乎有一种后世穿越的感觉。

他的“超前思想”不止司马光不能理解，朝臣们也不理解，神宗皇帝肯定也不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无法理解，但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能够把天子给忽悠住，他相信自己崇拜的人，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治国之道，也许，这也是神宗皇帝作为一个年轻人特殊的“经历优势”，也许换做未来老于世故的的他就不支持了呢？

总之，不管朝廷如何非议王安石，这个帝国的头号人物成为了他坚强的后盾，变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起码是可以召开手脚做些事情了。当然他的“超前意识”注定了他将集毁誉于一身，注定了他将是一个形单影只的人？

那么他为变法做了哪些努力？遇到了怎样的阻拦呢？

敬请期待王安石变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