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竞选村干部，第2次落选了曾经的本家兄弟都成了政敌，他很苦恼_风闻

二叔是我远房家的，从我记事起，他就是村里的能人。虽身为农民，但一直在市里做了个小包工头，过着富裕的小康生活。

前年，我在被誉为九朝古都的豫西某座城市工作时，他突然打来了电话，让我回村里参加选举（04年我从学校离职后，把户口迁回了村里），目的在于让我投他一票，这是他第二次参选村委会主任，第一次以三票之差败北。我借口工作忙，委婉回绝了。

拒绝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深刻的吸取了我父亲的教训。

老父亲48年生人，70年入的党。退休之前，一直在市医药公司工作，所以党员关系就一直存放在医药公司。退休后，叶落归根吧，他有事没事经常回老家居住。时间长了，本家的另一位叔叔，也是党员，还曾经做过一届村支书，就劝说他把党员关系转回村委会。

我知道这个事后，极力劝导老父亲不要这样做。奈何人老了比较固执，面情也薄，就把党员关系转了回去。

从此，老父亲的尴尬生活开始了，因为他介入了村里的选举，让他把关系转回村里的那位本家叔叔想再一次参选村支书。近几年党的政策好，做个村支书、村长，都是有月薪的。所以做个村干部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大家都趋之若鹜，歪好有一些能耐的，都想去参加竞选试试。是党员的，想当支书；是村民的，想当村长。

说实话，这些村干部们如果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事情，我心里是自有一杆秤的。可大家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你方唱罢我登场，村里的各项事情一点没见起色。

所以老父亲很为难，既然关系转回了村里，你参选不参选都是错，选这个不选那个更是错。自此，老父亲内心失去了平和。

现在这种境遇又降临我头上，我只有逃之夭夭，我的原则是绝不参与，根本就不开这个头。

进行农村基层选举，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方针和政策，可为什么到了基层，却把经给念歪了？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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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豫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现在统计的总人口380人左右，由于是山区，所以从我记事起，整个大队就分为四五个小队，零零散散的分布着。

我外公在世时是邻村的大队支书，印象中他一直就是他村里的支书，好像从来没变过似的。我伯父呢，我小时候也一直在我老家村里当支书，也一直干了好多年。也许是当时老百姓比较淳朴，没有经历过基层选举的方式，反正村民对他们的评价都比较高，口碑都不错，他们呢，也确确实实给乡里乡亲做了一些实事。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农村基层选举的尝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98年到现在这二十年左右为第三阶段。在98年的11月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核心是村民自治，主要包括四项内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也基本上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老家自然条件恶劣，没有可发展的支柱产业，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老家进城务工，然后又纷纷在市区或市区近郊落户。到现在为止，没有离开老家或者又返回老家居住的（过不惯城市生活）都是一些老年人，总共有30多人，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平常冷冷清清的小山村，每逢选举时候可真是热闹非凡，有选举资格的村民要么开车，要么坐中巴车（好像是有实力的村干部包租的）返回村里进行投票。

所有乱象都有可能发生。不同姓氏分为不同帮派，同姓的由于亲疏远近、矛盾摩擦也分为不同帮派，投票时干预选举的主要方式是拉票贿选。据我了解，支委选举支书时，每个党员如果选某人，就会获得500元红包（这两年应该是到了1000元）。普通村民选村主任，以前是发烟发酒，现在也发展到给红包，每人50--100元。

结果就是选上的春风得意、趾高气扬，落选的垂头丧气、权财两失。普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分为不同帮派，互相攻讦，经常抓住对方的小辫子，然后去镇里或市里去告黑状、上访。我老婆娘家村微信群里，落选的人愤愤不平，竟然直接在群里开骂，问候了不少人的祖宗三代。

每年清明时节，我都会回去老家上坟，能看到家乡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说心里话，国家的政策确实好，对最基层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确实大，通路通水通电、通移动通信。可离开家乡的乡亲们本应该在异乡守望相助、相爱相亲，现实呢？真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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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大家可以联想一下，现在的农村选举像不像西方的选举制度？本意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令人满意的带头人带领大家努力拼搏，发家致富，过上幸福生活，结果呢？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义是由人民执掌权力、治理国家，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教授王绍光的研究，民主这个词自诞生以来，含义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公元前500左右直至1945年左右，在这大约两千年的时间段里。在西方，民主一直被看成不好的东西。西方所谓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指出，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大家看清楚了，对的，是抽签。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民主的实现方式就是抽签。

平民大众怎么可能去当家作主呢？他们当家作主了，那些统治阶级怎么办？所以那些西方的哲人们、思想家、政治家为了统治需要，从来没有认可过“民主”一词。他们对人民的称呼是“乌合之众”与“群氓”。

第二个阶段，经过1800年到1945年前后这150年对民主的污名化、重新改造后，1945年至1975这30年间，民主的含义被重新定义，有了“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的一些新称呼。

这其中，对民主理论重建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一位经济学家熊彼特。其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其后又出现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这时的新说法就是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些说法和提法都避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含义。

我们现在国人所熟悉的民主理论，就是熊彼特改造过、加工过的民主理论。

第三个阶段就是1975年至今，西方实施的代议民主（就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制度和证券组织形式）作为唯一的民主形式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重新开始探寻实现民主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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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选举有三种预设：人是理性的、权力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可美国的调查结论是，早期说选民不够理性，后来是选民缺乏理性，再后来发现选民根本就是非理性。正如王绍光老师所说，理性要求占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识，缺一不可。

可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的现状来看，就拿我老家的村民来说，真的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所谓的“理性”二字，参选的人冲着每月的薪水，贫困村拆迁的补偿款而去；老百姓冲着家族观念，小恩小惠而去。哪一个人关心当选的干部是否真正为村里的长足发展和为人民服务。

再来看我国采取了选举制的台湾省。两蒋父子逃台之时，把大陆不多的黄金储备全部运走，并痛定思痛，反省了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在台湾岛内实行土地改革，并抓住了美国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政治上实行一党执政，台湾在短时间内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可晚年的蒋经国糊涂呀，看不准人，把老谋深算、隐藏极深的日本人李登辉选为了接班人，从此开始了台湾的衰退之旅。

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两党竞选更是加深了台湾经济的衰退。每一个候选人为了获取选票，把选举搞成了娱乐节目，花样百出；采取卑劣手段打击对手，抹黑抹红对方、、、陈水扁为了再一次当选，上演了“两颗子弹”的闹剧，种种乱象真是不胜枚举。可岛内百姓生活每况愈下，否则蓝营的韩国瑜也不会在绿营大本营的高雄市当选市长。

再放眼世界采取了选举制的各国，美国选出了房地产商总统特没普；大英帝国的全民公投使整个国家陷入两难，脱欧还是不脱都是问题；更不用说，步入西方制度陷阱的拉美地区，完全是一副失败国家的模样。

我家二叔还是没能当选。村里新当选的村干部，仍然是没有作为，尸位素餐。台湾和很多国家也还在乱着、、、、

最后，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选举制就是个屁，我国农村也不要采用了。好在庙堂之上的当家人们是清醒的，在高层采取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成功的，所以我天朝在如今的乱世可谓一枝独秀，继续坚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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