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到底做对了什么？_风闻

文 | 孙不熟

这两天，深圳接连荣登全国舆论场的C位，让人目不暇接。

先是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地球经济中心论”，然后是粤海街道办的突然走红，最新是政府出钱给高科技人才补贴个税，符合条件的紧缺人才，百万年薪有望少交30万税。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还发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浙大等顶级学府的毕业生，第一就业选择往往都是华为、腾讯、招商银行、万科等深圳企业。

深圳之所以受到舆论的如此厚爱，最根本的原因是自主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本土企业。

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这些优秀的企业像蚂蚁一样扎堆出现在只有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

区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深圳到底做对了什么？

回顾深圳的城市发展史，我粗浅地总结出这样几个东西，它们对深圳企业的发展来说，可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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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深圳最早给予了中国人创办企业的自由。能够自由地创办企业、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了。正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才能够吸引到一大批像任正非、马明哲、王石这样的优秀企业家。

任正非、马明哲、王石原本都成长于体制内，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社会风潮下，如果没有深圳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创业家至今可能仍在体制内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能够自由地创办企业，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风口。

王石刚到深圳时，做的最大一笔生意是倒卖玉米。1983年，赤手空拳的王石来到深圳后发现，由于航道运输问题，当时的玉米市场存在价格扭曲现象，于是他当上了大连到深圳的玉米中间商，靠着这个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任正非创业之前，是一家过期的中层干部，创业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公司做什么业务才赚钱，他甚至研究过减肥药这样的生意。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人介绍，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才算踏入了电信行业，这个业务一开始和王石倒卖玉米是一个性质。

马明哲创办平安，也离不开深圳的支持，如果不是在深圳，这家企业很可能就做不起来。马明哲18岁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回城后，他先被分配到阳春市八甲水电站，后被调到蛇口，从劳动人事处做到社保公司的经理助理。

工作期间，马明哲建议成立一支工伤保险类的基金作为职工的保障，这个提议得到了袁庚的认可，但马明哲低估了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一位银行副行长告诉他：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要做得成立新公司、申请牌照。马明哲这才知道这建议“玩大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牌照极少，想创办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也是极难的。

但马明哲的这个建议获得了袁庚的大力支持，在袁庚的帮助下，马明哲前往北京，单枪匹马“走审批”。2年后的1988年，平安保险正式成立，这家公司带有显著的蛇口“改革”气息，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保险公司。多年后，它和招商银行一起，成了袁庚履历表上最辉煌的“作品”。

现在复盘来看，无论是倒卖玉米、倒卖交换机，还是创办商业保险公司，这类“不务正业”的生意在当时只可能出现在深圳，只有深圳才允许、支持人们创办这样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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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深圳最早出现了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深圳虽为经济特区，但既非汇聚一省资源的省会城市，也不是位高权重的直辖市，并不拥有多少垄断性的、排他性的资源，唯一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的营商环境，鼓励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

在这座城市创业，不要指望“批条子”和“特许经营”这种捷径，从来都只能自力更生，按照市场的规则办事情，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这一点可以从众多深圳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可以看出来。

观察平安、华为、腾讯、万科、招商银行、中兴、金地等深圳企业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里面除了腾讯，其他几个企业的“老板”，几乎从未出现在媒体热议的富豪榜上。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万科是全球最大的地产商，招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或者CEO并没有因此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

他们只占据公司极少量的股份，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与分红，与其说是“老板”，不如说是高级打工仔。他们所在的公司也没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

股份分散成为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迹。即便是后起之秀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也只占据10%不到的股份，其对公司享有的是控制权，而不是控股权。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推动平安、华为、万科等企业建构了一套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让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培养市场意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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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圳最早坚持创新发展的模式。今天的中国，“科技强国”已成为基本国策，人人皆谈创新，人人都深知创新的重要性，但这个认知并非一蹴而就的，中国人集体谈创新，也就是最近五年多的事情。

十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十分热门的词汇，叫做**“山寨”，那个时候的深圳就是“山寨”的代名词，人们对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嗤之以鼻，殊不知十年之后的今天，“山寨”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深圳也从“山寨之城”，摇身一变，成为国人心服口服的“创新之都”。

深圳的转型升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各大城市热衷于卖地造城、招商引资的风口上，深圳就明确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

到本世纪初，深圳就率先提出创建创新型城市，2006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准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各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试点。把创新列为“一号工程”的城市，深圳是头一个。

在此背景下，深圳的产业政策非常成功，通过大力扶持高技术企业，培育了一大批本土创新企业。有人说，整个深圳市的发展模式，就是风险投资模式，狼性十足，敢于冒险，敢于对赌新兴产业，哪怕成功率只有1%，也勇往直前。

深圳市政府的创新发展理念，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企业，华为、平安、腾讯、万科纷纷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榜样。华为是今天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企业，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超过销售额的10%，比清华北大一年的科研经费总和还要多，超过A股400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的总和，其每年申报的PCT国际专利稳居世界前列。

平安、招商银行等金融企业，在创新上也毫不示弱，近年来大力推动“金融＋科技”的双轮驱动战略，每年用于研发的投入超过百亿元，是中国金融巨头中最重视创新的两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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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为什么如此成功？按照我的粗浅理解，一言以蔽之，永远对企业家友好，永远欢迎那些有志于创造财富的人，永远狼性十足，永远对外开放，永远拥抱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