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之殇| 长夜再来，北爱“冲突一代”的怕与爱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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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东方IC　　多年以后，面对北爱尔兰边境，45岁的英国人布莱恩（Brian McGilloway）仍会回想起父亲带他穿过边检的那个下午。边检士兵们层层重甲，目光严厉；父亲战兢兢地开着车，兜里揣着两盒布莱恩钟爱的爱尔兰黄油，从边境南端偷偷捎到北端——在北爱“硬边界”竖起的那三十年里，这被称为“走私”。

　　2019年春天，脱欧阴影笼罩北爱上空，“硬边界”的可能性一触即发。在位于北爱边境的家中，布莱恩告诉界面新闻，他没有想到，“硬边界”在倒下了二十年之后，仍有可能再回到北爱人的生活里。

　　像布莱恩这样的北爱“冲突一代”，少年时经历了教派冲突的血腥暴力、青年时见证了边界的危墙倒下，在重建和平的历程中度过了壮年，又在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眼看着自己居住了毕生的北爱边境，变成了脱欧博弈的前线。

　　冲突留下的灾难记忆仍然鲜活，“硬边界”的长夜似乎又将开启。这一代北爱人感到，在由布鲁塞尔、伦敦和都柏林主导的这场权力游戏之中，命运并不由他们自己掌控。

　　绿橙争锋

　　伦敦德里的困境似乎正映射了北爱人的经典难题：要在爱尔兰的“绿”与英国的“橙”之间，选边站。

　　布莱恩是《纽约时报》的上榜作家，在北爱的知识圈里小有名气。他出生于北爱边境城市伦敦德里。1972年，著名的“流血星期日”事件曾在这里发生，恐怖军事组织“爱尔兰共和军”（IRA）也在这里崛起。

伦敦德里在地图上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布莱恩在这里写下第一部小说时，曾给自己定过规矩：写小说，要去政治化。但他很快发现，在伦敦德里写小说，怎么都不可能“不政治”。

　　这座北爱边境重镇，迄今仍倔强地保留着两个名字：亲英国的新教徒习惯称它为“伦敦德里”（Londonderry），亲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则坚信，“德里”（Derry）才是它最正统的名字。

　　“Derry”在古爱尔兰语里原是“橡树林”的意思。将英国首都的名字冠在一个城市的爱尔兰名字之前，“Londonderry”的野心不言而喻：英国要宣告它对这片原属于爱尔兰领土的主权。

　　1922年，当爱尔兰从英国手中取得独立时，爱尔兰岛上仍有北方6郡留在了不列颠——这片区域后来被称为“北爱尔兰”。在新教与天主教长达数百年的对峙之中，伦敦德里的困境似乎正映射了北爱人的经典难题：要在爱尔兰的“绿”与英国的“橙”之间，选边站。

　　在北爱的语境里，绿色象征着爱尔兰的天主教传统（源自圣帕特里克的绿色三叶草），跟随者自称“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他们坚信，北爱应该并入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共和党人”（republican）。橙色则代表着英国的新教运动（最早从荷兰传入），拥护者是“联合主义者”（unionist），认为效忠大英政府/皇室才是北爱最好的出路，因此也被称为“保皇党人”（royalist）。

　　“你知道国际象棋盘吗？黑格和白格比邻而居，却又想方设法要把对方吃掉。把黑与白换成绿与橙，这就是北爱的现状。”

　　在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城内的教派隔离区旧址，50岁的出租车司机格拉德（Gerard Holden）对界面新闻这样说道。操着浓重的爱尔兰口音的他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正在经营一项自脱欧公投以来愈发受欢迎的生意：做关于北爱近代冲突史的导游，客户主要是对边境问题感兴趣的政治家、学者和记者。

　　对“绿橙之争”的极端执念，导致了1968-1998年间的军事对峙和流血冲突。英文里的“Troubles”一词，就特指那段暴力丛生的时期。亲历过“硬边界”的北爱人如今多已步入中老年，却依然心有余悸。

　　新教徒伊恩（Ian Marshall）是一位成长在边境上的农场主。生于1968年的他自嘲“与‘Troubles’同年出生”，童年都在对IRA的恐惧中度过。上学时，在校园里听到附近响起炮弹声，他担心父母的安全、想去探查，但又担心自己跑出去就会被子弹砸中。

　　“新闻里天天都在报道谋杀，”伊恩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我没见过真正的战争——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的——但那时的感觉是战争就在眼前。”

1993年爱尔兰知名乐队小红莓创作了反战歌曲《僵尸》，谴责IRA制造的爆炸　　危墙倒下

　　欧盟给出的选项，似乎为那个经典的“北爱难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法：除了“爱尔兰人”、“英国人”，你还可以是“欧洲人”。

　　转机出现在1998年。

　　那一年，在美国与欧盟的斡旋下，英国与爱尔兰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双方同意解除武装，撤销边检，并确立了北爱的自治地位：治理权力由联合主义政党与民族主义政党共同分享。“协议”还赋予了北爱公民同时持有英国护照与爱尔兰护照的权利。国境筑起的危墙终于在北爱倒下。

　　“1998年以后，边境线就几乎从北爱人的生活里消失了。”2019年3月，在英国边境小镇斯特拉班的家中，布莱恩这样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20年以来，边境居民布莱恩开始习惯一种“没有边境”的生活。工作日，他在小镇中学里教授文学课，班里一半的学生每天从对岸的爱尔兰跨桥而来。每到周末，他都会载上全家去到桥那边一所颇受天主教徒欢迎的爱尔兰教堂，四个孩子都在那里做礼拜。开车途中需要给车加油，他会熟练地换算一下欧元和英镑当天的汇率，来决定选择桥东的英国加油站还是桥西的爱尔兰加油站。

布莱恩在北爱边境小镇斯特拉班。摄 | laida　　昔日经历过的暴力，则被布莱恩写到了他的小说里。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后的那几年中，犯罪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在北爱文学圈里突然崛起。

　　“只有当暴力结束的时候，你才敢、才能真正地开始书写暴力。”布莱恩这样解释。

　　边境研究者加勒特（Garrett Carr）则指出，在20年的和平进程中，北爱边境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欧盟和平基金资助开通了越来越多的过境路口，越来越常看到新建的房子屋身横跨两国，曾经暴力丛生、长年宵禁的地带也开始被夜生活重新点燃。

　　“边境不再是阻止人们移动的地方，而变成相聚的场所。”在步行走过了500公里的北爱边境线之后，加勒特在一部作品中写道。

　　加勒特还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住在边境上的人似乎常具有一种“既谨慎又包容”的特质：谨慎，是因为曾经有过糟糕的战争记忆；包容，则是长期混居的训练结果。

　　“大家都心照不宣：两户邻居，不同教派，不谈政治，可以相安无事几十年。”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办公室里，加勒特对界面新闻记者这样说道，“他们会谈日常生活，谈共识——那就是，不要硬边界。反正在这里，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看起来都一样地远。”

　　在界面新闻记者到访过的五处“边境线”中，有的由不到二十米宽的伏伊尔河（River Foyle）自然分隔开来，有的则隐藏在绵展的公路之中，没有“线”、只有路牌上的指示由公里悄然变成英里。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高山大河的地理分界线不同，北爱边界更像是人为制造的结果。

北爱边境公路上的指示牌。摄 | laida　　“唯一让我感到国境存在的时刻，是收到移动运营商发来的过境短信。”在一座由欧盟资助的过境石桥边上，布莱恩边说边用手指滑亮了手机屏幕。

　　短信上写着：“欢迎来到爱尔兰（共和国）。您在这里使用流量不需额外付费。”那正是欧盟一体化的一个足迹：取消成员国之间的漫游费。

　　过去二十年中，欧盟为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助；2007-2017年间，欧盟资助约占到北爱GDP的2%。

欧盟在北爱投入的资金。制图 | 王磬　　欧盟给出的选项，似乎为那个经典的“北爱难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法：除了“爱尔兰人”、“英国人”，你还可以是“欧洲人”。

　　脱欧降临

　　DUP从一个被四分之三的北爱人反对的政党，变成了在英国议会里、在脱欧谈判中，几乎是唯一被听到的北爱声音。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

　　布莱恩与家人一起从电视上见证了宣布投票结果的那个瞬间。尽管55.78%的北爱尔兰人投给了“留欧”，但无力扭转脱欧的大势。

　　住在边境的布莱恩一家开始担心，消失已久的“硬边界”恐怕又要回来了。

　　在2015、2016年开展的脱欧公投运动中，“北爱边境”似乎从未进入过英国主流的讨论，占据舞台中心的议题是移民、财政预算、法律主权。直到脱欧谈判由于北爱边境问题在2017、2018年被拖入死局时，许多英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

　　但从界面新闻记者在北爱期间进行过的数十次深度或随街访谈来看，多数北爱人早在公投以前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一旦脱欧，北爱边境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只不过，关于北爱边境的担忧，被西敏宫（英国议会所在地）整个无视了。”克蕾尔（Claire Mitchell）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她是北爱最大的政治新闻网站Slugger O’Toole的编辑。

　　在克蕾尔看来，一方面，北爱在英国位置边缘、经济落后，向来不被伦敦重视；另一方面，从脱欧公投到谈判，“软边界”的支持者们始终缺乏在西敏宫的发声渠道，这主要是由于北爱民主统一党（下简称DUP）的意外掌权导致的。

　　DUP是北爱两大政党之一，持联合主义者立场；它与主张北爱脱离英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是对立关系。DUP不反对“硬边界”——早在1998年时，它就是唯一一个不支持《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北爱政党。到了2016年公投运动后期，DUP公开为脱欧站台。

　　在伦敦，支持”软边界“的新芬党由于自身立场一直拒绝参与西敏宫的议席分配，DUP因此成为北爱在英国议会里的最主要代表。加之在2016年，时任北爱尔兰国务大臣的保守党员Theresa Villiers也是公开的脱欧支持者。这些都让来自北爱的“软边界”呼声在脱欧公投时被选择性消音了。

　　2017年1月，北爱行政委员会因丑闻解散，至今未能再组建起有效政府。这一行政主体的垮台导致原本就纷乱的北爱政坛更缺乏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2017年6月，公投后成为首相的特蕾莎·梅宣布提前大选，却意外输掉了议会多数，不得不与DUP组成联合政府。DUP得以首次入主唐宁街，这大大加强了它在脱欧谈判中的话语权。

　　“就这样，DUP从一个被四分之三的北爱人反对的政党（编者注：DUP的支持率一般约在25%左右），变成了在英国议会里、在脱欧谈判中，几乎是唯一被听到的北爱声音。”克蕾尔表示。

　　面对脱欧，DUP发出的声音是：脱欧以后的北爱应与英国的其他地区保持一致，不被区别对待。这一强硬立场，成为了日后导致脱欧协议数次流产的手术刀。

　　边界求解

　　你把一个鸡蛋打在了一张摊好的鸡蛋饼上头，然后再想把这个鸡蛋收回来，这当然是很可笑的。而这就是脱欧的现状。

　　脱欧谈判以来，关于北爱边境曾有过许多设想。核心问题是：新的“边界”到底该画在哪里？

　　选项一是，北爱随英国一起彻底脱欧，将边界画在北爱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这虽然更符合脱欧的初始设想，但也意味着需要在爱尔兰岛重建“硬边界”。它不仅会让当地人重新回想起“Troubles”的糟糕记忆、重燃宗教仇恨，也有现实层面的困难。

　　自《贝尔法斯特协议》以来，这条500公里的边境线上，已建起了超过200个过境口，每天有30000人次从这里穿过，不需任何海关边检程序。边境两端的经济、产业也已经高度融合，通过与爱尔兰的边境，北爱对欧盟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57%。而从事跨境贸易的北爱商家中，八成都是中小型企业，即使只是走完生产供应链就需要多次穿越北爱边境。

　　在斯特拉班的边境桥旁开设加油站的企业主伊莲（Elaine Mclaughlin）向界面新闻表示，她日常的客流中，有45-50%都来自于爱尔兰。一旦边检重开，将大大影响加油站的客流量。

　　在伦敦德里经营肉铺的杰瑞（Gerry Lowry）也告诉界面新闻，店里的鸡肉约有一半都从爱尔兰采购，一旦脱欧，不仅交通不便、还可能被征新税。

　　“你把一个鸡蛋打在了一张摊好的鸡蛋饼上头，然后再想把这个鸡蛋收回来，这当然是很可笑的，”农场主伊恩说，“而这就是脱欧的现状。”

　　选项二是，避免“硬边界”，在北爱设置“共同管理区”（common regulatory area），仍将北爱看做是欧盟关税同盟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北爱与英国之间的爱尔兰海上设置边检，处理移民、关税问题，尽管北爱仍是英国的一部分。保障条款（backstop）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脱欧之后、在英国与欧盟达成未来贸易关系的具体协议之前，北爱与爱尔兰之间将维持现状。

　　这是DUP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它们担心，一旦设置了“共同管理区”，就意味着北爱将被英国“区别对待”——北爱会因此与英国渐行渐远，与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越来越近，同时还会让竞争对手新芬党做大做强。

　　DUP选民、“硬边界”支持者杰米（Jamie Brysson）告诉界面新闻，不管是看国际影响、贸易前景，还是看历史渊源、文化认同，对北爱来说，一个有远见的选择，“是且只是跟英国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29岁的律师杰米是位坚定的联合主义者，也是撒切尔夫人的忠实粉丝，在她保守主义疑欧立场的影响下，杰米从少年时期便支持英国脱欧。公投运动期间，他成立了一家颇受欢迎的网站，号召北爱人投给“脱欧”。他自称“支持硬边界、但不支持暴力”。在他看来，多年的和平进程之后，即使今天恢复“硬边界”也不意味着暴力会重现。

　　DUP没有让杰米这样的支持者失望。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接受了英国议会的三次投票，每一次DUP都投下了反对票。在保守党内部分裂、又与工党对峙的情况下，DUP的反对票无疑是压死脱欧协议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爱思变

　　越来越多对“绿橙分野”感到疲乏的北爱人，正在用行动做出选择。

　　不少北爱人认为，DUP要求的“不被区别对待”，其实是个“有点虚伪”的立场。

　　“当谈论别的问题时——比如LGBT和女性堕胎——DUP明明一直在要求’被英国区别对待’。”布莱恩说。作为一名持进步立场的小说家，他曾在作品里多次探讨LGBT议题。

　　文化保守的DUP，曾数次动用它在议会里的否决权，阻止相关法案通过。迄今为止，北爱仍是英国唯一一个同性婚姻与女性堕胎均未合法化的地区。对北爱教派纷争有长期观察的克蕾尔认为，DUP作为一个新教政党，价值观上却越来越靠近传统的天主教。

　　越来越多对“绿橙分野”感到疲乏的北爱人，正在用行动做出选择。

　　克蕾尔开始将目光转向绿党——但不是天主教的“绿”，而是生态主义的“绿”。在确认了“气候变化才是最严重的危机”之后，她成为了绿党的一员。

　　绿党也是北爱第一个不对“绿”或“橙”进行选边的政党。这种跨意识形态的尝试为它赢得了诸多年轻支持者，但仍极大受限于北爱的政治格局。根据《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的地区自治权力只能由民族主义政党和联合主义政党共同分享——这被称为“宪法问题”：一个政党，必须属于二者之一。

　　“绿党这样两边不靠的，连大部分支持政党发展的基金都无法申请，进入权力中心更是遥遥无期。”克蕾尔感到有些无奈。

　　农场主、新教徒伊恩则走得更远。2017年6月，刚赢下了爱尔兰议会选举的瓦拉德卡（Leo Varadkar）认为，自己的班子中应该要有“联合主义者的视角”。他向伊恩发出了工作邀请：来爱尔兰做议员。

　　伊恩欣然接受，但要求以独立身份参选。作为一个从小在英国长大的新教徒，他最初抱着去南边“看一看”的心态。后来发现，搞政治原来并不用“非橙即绿”，爱尔兰相对多元化的政坛为他的独立姿态提供了新可能。他开始奔忙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伦敦三地之间。

　　“脱欧以来伦敦一直有点焦虑，总觉得都柏林在跟布鲁塞尔联合起来，想要害英国，还要拉上贝尔法斯特。”伊恩笑笑，“这样的误解仍然每周都在发生。”

　　仍然住在边境上的布莱恩，则将变革的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他偶尔仍会想起自己在童年时“走私”过的黄油，想起边检士兵们战栗的目光，想起后来只存在于过境短信里的边境。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时常祈祷：愿北爱下一代人踏入的是和平与开放的田野，而不是“硬边界”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