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大脑戒毒 中国能做不能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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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去哪了？

5月11号《参考消息》选摘了一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报道，题为“上海试验脑手术戒毒瘾”。

“一号患者”身材消瘦，多年的吸毒史让他妻离子散、家财散尽、尊严扫地。去年10月，上海某医院的外科医生在他的颅骨上钻了两个小孔，将电极植入其大脑深处，以期这项技术熄灭他的毒瘾。

根据报道描述，脑手术治疗毒瘾效果明显，风险不高，大有前途。但这么一件连CBS都关注报道的事件，在国内却没有一家主流媒体跟进。过了几个小时，参考消息在自己的网站上删了相关新闻，若非我手里拿着一张实体报纸，恐怕都不会相信这篇报道存在过。

用“脑手术”、“治毒瘾”等关键词搜索相关报道，笔者发现了参考消息的操作有历史渊源：

**第一：**搜出来的报道数量有限，而且在时间线上断断续续。

**第二：**大多数报道对开颅手术治疗毒瘾普遍评价不高。有的声称实际效果没有宣传的那样好，有的认为损毁成瘾者大脑神经风险太高，而且违背医学伦理。

遮遮掩掩，褒贬不一的报道说明，虽然戒毒脑手术已经在国内实践多年，眼下却仍不是可以大张旗鼓宣传的成就。

但是，在毒品日趋泛滥、吸毒人群不断增加的今天，电击戒毒似乎又是唯一有希望的治疗路线，总是讳莫如深也不是个办法。无论如何，在做出取舍决定之前，首先我们得知道电击戒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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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瘾的确是“脑病”

毒瘾之所以难以戒断，在于它利用了每个人都有的生理机制“缺陷”。

现代医学已经发现，人类药物成瘾，源于大脑的“中脑——边缘奖赏系统”（也被称为犒赏回路）。这一系统是哺乳动物前脑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中脑腹侧被盖区、伏隔核、杏仁核等脑区。

每一代生物的大脑，都是在前辈基础上略加修改，而不能彻底推翻、重新设计，所以总的趋势是新一代脑器官包在原有大脑的边缘、外侧，形成更理性、更聪明的思考机器。胚胎的发育过程为我们重现了这一过程。

具体到毒品问题，“中脑——边缘系统”这一区域处于“本能脑”和“情绪脑”的交界处，“本能脑”来自爬行动物祖先，“情绪脑”是哺乳动物才出现的结构，这两部分大脑的互动，是在哺乳动物刚出现的时代就已经固化的机制，已经有了起码上亿年的历史。

在这一系统中，伏隔核是大部分神经纤维的汇聚处，同时也是多巴胺和内啡肽释放、传递的枢纽。多巴胺带来渴望和动力，促使人为追求幸福而努力；内啡肽则让人对当下的状况感到幸福和满足。

多巴胺和内啡肽联手起作用，形成了“动机——行动——获得满足”的正反馈循环，最终让哺乳动物占领了整个地球，让人类爬上了食物链顶端，但这一机制也导致了人类的药物成瘾。

伏隔核的位置与多巴胺在大脑中的传递路线

人在吸食毒品时，类多巴胺（冰毒）和类内啡肽（鸦片、海洛因）物质进入脑部，比人类日常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浓度高上千倍，迫使大脑神经元生出大量多巴胺和内啡肽受体突触，让吸毒者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而一旦停止吸毒，过多的突触会破坏大脑原本正常的“动机——奖赏”机制，从而带来对成瘾物质的更多渴求和难以忍受的戒断反应——冰毒的戒断反应体现为抑郁，鸦片类的戒断反应则体现为对正常生理活动感到痛苦不堪，这是一个必然会毁掉人生的恶性循环。

我们大脑巨大的灵活性不是无限的。相反，它会随着突触的形成被无情地、永久地用尽——这是经验本身带来的结果，这也是学习发生的方式，而成瘾其实就是一种扭曲的学习。突触的灵活性要么在从儿童到成年的健康成长中用尽，要么在药物成瘾的重复循环中用尽。塑造突触的不仅仅是自我提升和自我强化这样的螺旋式上升，还会因为强烈的情绪带来的能量而加速。成瘾性药物之所以让人成瘾，是因为它们释放的强烈情绪，这些情绪战胜意义和价值，从一个场合到下一个场合，结果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反馈回路：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被窄化，导致了我们积极感觉的受限，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我们的目标和行动更加受限，世界对我们的反应也被窄化了。没有人喜欢成瘾者，哪怕是其他的成瘾者也一样。积累的绝望导致了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让情绪之轮再多转一圈，把我们大脑中已有的凹槽刻得更深。

我还知道自我控制是种脆弱的技能，由一群位于前扣带回的和其他细胞一样需要营养的细胞支撑着。如果我们对这些细胞要求太多，强迫它们抵制诱惑太长时间，而没有环境或一段关系来支持它们，也没有一种哲学、信仰或故事来应对一部分压力，它们的营养就会枯竭，而自我控制也会随之失败。成瘾者的人生就是一个溶解、分裂的过程：丧失自我感，感觉失去了自己在这个充满了他人的世界上所适合的位置。前扣带回不得不持续地抵抗诱惑，直到意志最终精疲力竭，就像脚手架无法支撑大坝。讽刺的是，尽管成瘾者总是被认为缺乏勇气和决心，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在维持一种极为困难的平衡。

——《疯狂成瘾者》（Memoirs of An Addicted Brain），作者：马克·刘易斯

在人类对大脑生理结构和活动日渐清晰的今天，毒瘾应该被明确地定义为一种生理性、器质性的病变，是一种反复发作的脑病。毒瘾患者尽管明知吸毒的严重后果，但依然不断寻觅毒品,这种病必须得到治疗，至少也要强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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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停的“开颅治毒瘾”

但是，认识到毒瘾是一种脑病，并不等于找到了治疗毒瘾的方法。

在脑组织和脑部毛细血管网之间，有一层由星形胶质细胞构成的血脑屏障，能够将绝大多数大分子隔绝在脑组织之外。血脑屏障一方面保持脑组织内生化环境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我们以药物手段治疗脑病。所以，绝大多数健脑食品或药物都是智商税，而少数真有效果的，危险程度也可能不逊于毒品。

开颅手术虽然成本和风险都很高，但却是很多情况下治疗脑病不得已的选择

前面提到，伏隔核是毒瘾形成的关键部位，而研究者很早就发现，电击损毁动物部分伏隔核,能显著削弱获取毒品的欲望。这既证明伏隔核是导致成瘾机制的关键部位，也为手术治疗毒瘾提供了思路。

损毁部分伏隔核，本质上是为了消除毒品制造的新增神经突触，让我们的潜意识“忘掉”毒品。不过，神经元突触太小了，人类眼下还做不到精确手术切除。因此脑手术戒毒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借由破坏吸毒者的部分脑组织，来切断吸毒者大脑中被毒品控制的“动机——奖赏”回路。

对人类大脑组织进行不可逆的毁损，听起来就很可怕，很多报道因此把这类手术跟臭名昭著的脑白质切除术相提并论。但相比于更加可怕的毒瘾，各国还是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开颅手术治毒瘾也从实验室走向了临床实施。

1973年，Müller和Balasubramaniam等人率先实验，通过立体定向，毁损人的下丘脑和扣带回部分，治疗药物成瘾。

1998年，俄罗斯医生尝试用立体定向扣带束切开术削弱吸毒者对毒品的心理依赖。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圣彼得堡脑科研究所使用这项技术，一共为335名吸毒人员做了脑部戒毒手术。2002年该技术被俄罗斯政府叫停，但之前俄国人已经完成了超过2000例开颅戒毒手术（一说为500多例）。

中国的治毒瘾脑手术开始于1997年，少数医院尝试使用伽马刀毁损扣带回和杏仁核来治疗毒瘾。再后来，第四军医大学高国栋教授提出了双侧伏隔核毁损术。到2004年，全国开展手术戒毒的医院已经达到20多家，手术超过500例。

然而就在手术戒毒在国内遍地开花之时，中国卫生部办公厅于2004年11月2日发出通知,宣布暂不允许脑科手术用于戒毒治疗。

发出通知前，卫生部就脑科戒毒手术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结论是脑科手术戒毒在毁损位点、技术要点、适应症、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没有定论，只能科研探索，不能成为临床服务项目。

因此，开颅治毒瘾在国内目前依然只停留在医学试验层次，不可大规模推广。

CT扫描下的吸毒者脑部的毒品渴求区图像，集中于伏隔核附近

上图为开颅戒毒手术流程示意，在颅骨上钻两个直径不到1cm的小孔，各插入一根电极（直径1~2mm），测试单个细胞的电信号，进一步确定靶点精确位置。然后再通过在电极上通电生热或者导入冷冻液（如液态丙酮），对靶点处的组织核团进行毁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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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与未来

当前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于脑手术戒毒的争论，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

一是戒毒脑手术是否真的能有效戒毒？

二是为了戒毒，对大脑进行不可逆破坏，医学伦理上怎么说？

单纯从疗效来看，即使采用最不利的数据，国内接受过脑手术戒毒的患者的术后复吸率也低于40%，相比于传统戒毒方法高达80%-90%的复吸率，可以说是巨大进步。

但同时，的确有个别手术者在术后性格改变、情绪失控、失忆、抑郁，甚至有人在复吸后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毒瘾，其中的问题也不得不防。

从原理上说，开颅手术戒除毒瘾，无非是企图切断毒品成瘾的神经奖赏回路。但脑内的奖赏环路不仅与成瘾相关,还与认知、情感、本能反应等各种正常生理功能密切相关。另外，单个神经元虽然不可再生，但大脑却可以通过本身的调整，重建神经回路，替代原有的缺损功能。

以人类现有的技术手段，对脑内的几处区域进行物理破坏,既要消灭造成毒瘾的神经元，又要避免伤害其他正常脑组织，显然不现实。

更何况，当年国内很多医院的戒毒脑手术项目并非出于科研精神，而是为了经济利益强行上马。这些手术往往技术不精，论证不足，既未安排对照实验，也缺乏事后跟踪。再加上传统戒毒方案也有大批利益相关者，戒毒脑手术动了他们的奶酪，引来否定和质疑并不奇怪。

至于医学伦理方面的争议，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在于当代社会在对待吸毒者的问题上缺乏共识。

现代医学人体实验的伦理源自二战后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以及由此产生的《纽伦堡法典》。后来又有进一步发展的《赫尔辛基宣言》。

其中《纽伦堡法典》首次提出了医疗实验的三项必要条件，即知情、自由意志和有能力（拒绝），这其中，病人的自主权是所有权利的核心。

《赫尔辛基宣言》第8条：

虽然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但该目的从来不应优先于个体研究受试者的权利和利益。

《赫尔辛基宣言》第9条：

在医学研究中，医生有责任保护研究受试者的生命、健康、尊严、完整性、自我决定权、隐私，并为研究受试者的个人信息保密。保护研究受试者的责任必须始终由医生或其他健康保健专业人员承担，而绝不是由研究受试者承担，即使他们给予了同意。

也就是说，即使吸毒者自愿接受戒毒手术，因为这类手术目前风险不可控，伤害不可逆，医生仍然有违背医学伦理的嫌疑。

现代医学伦理的诞生自然有积极意义，但问题是，被毒品影响了大脑的吸毒者，能否还能按照传统伦理，定义为完整的、有自主能力的“人”？问题延伸到这一步，恐怕就要探讨自由意志和人类的定义了，而这个哲学问题并没有让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当然，不能说不等于不能做。全世界目前共有8个电击大脑治疗毒瘾的公开医疗机构，其中6个都在中国。很多中国家庭把吸毒的家人送去接受手术，就是因为宁可供养一个白痴，也不想和瘾君子相处。

本文一开始的报道中所提到的脑部电刺激手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已经是一种改进版的戒毒脑手术，它不再通过强烈电击来摧毁脑结构，而是在大脑中植入电极，对伏隔核区域进行低强度的电刺激，避免永久性地杀伤脑细胞。

从目前来看，其他戒毒方案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复吸率问题，脑部电刺激手术很可能是未来戒毒治疗的主流方向。这篇外媒报道，恰好说明了美国人也很关心中国的研究进展。

报道中还提到：今年2月，美国食药监局已经为国内的DBS试验开了绿灯，类似的试验和治疗即将在美国国内展开。

笔者在CBS网站上找到了报道原文，和《参考消息》的转载相比，原始报道果然多了一些内容。

CBS原文报道链接：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ina-tests-experimental-brain-implants-to-treat-opioid-addiction/

美国人其实早就对DBS感兴趣：  

“研究领导的调查人员告诉美联社，至少有两家美国实验室放弃了DBS治疗酗酒的临床试验。”

但这并不是因为担心试验设计和试验结果不理想，而是因为：

“虽然美国的医生有兴趣使用DBS治疗成瘾，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工作仍然集中在动物实验上，而不是人。”

虽然谈的是美国毒品和医疗技术问题，但美国还是想让中国也承担一部分责任。

“截至2017年的十年间，超过50万美国人因药物过量而死亡，其中死于来自中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的人越来越多。”

既然“贸然推广这个想法会带来很多风险”，且“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科学理解阈值才能设计出有效的道德实验”，**那么一边要求中国分享实验数据和治疗经验，一边继续站在道德高地上抨击中国漠视吸毒者的人权，**当然就成了美国人的最佳选择。

（作者：Harry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