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是世界格局变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_风闻

一，     资本技术外流，西方相对衰落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如日中天，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了最佳和最终的模式—新自由资本主义。但好景不长，随后而来的全球化浪潮，给予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出现了这样一条全球价值链：西方资本向中国投资，中国向世界出口制成品，中国用出口所得外汇向美国购买国债，向美国，日本，西欧，韩国，台湾进口技术，机器和元部件，向澳洲，中东，巴西，俄罗斯，阿根廷进口大批矿产品，农产品和能源。一时间似乎每家都从这全球价值链中获利。

但是西方从这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得益方是资本技术寡头和大型跨国公司而非普通民众和政府。与全球化相对应，西方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失业和工资停滞增长，政府面临税收减低和国家能力下降，社会面临两极分化。

有人把西方的衰落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通过国家垄断组织低成本生产，不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剥夺工人罢工权，导致西方国家产业凋敝和大量失业。

这是首末倒置。首先问两个问题：第一，当今中东欧国家具备西方国家所要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为什么西方资本不去投资？第二，印度和越南近来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宠，印度的关税远高于中国，而且有明确要求外方转让技术的案例；越南的政治结构和中国相似，除劳动力工资外，其他综合投资环境不如中国，但为什么外资仍然投向印度和越南？

答案只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

第一，全球化背后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全面独立。这些国家从最初的发达国家原料基地和倾销市场逐渐向工业化转变，西方再也不能随意的支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只能以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方式进入这些国家，达到利用当地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的目的。东西方关系从原来的西方对殖民地的巧取豪夺变为“留下买路钱”和“有钱大家赚”，这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

第二，资本和技术从西方流向发展中国家是资本追求盈利的本能，西方不同国籍和体系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竞争激烈，这使得转移先进技术成为西方公司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之一。跨国公司为了贴近市场，降低成本更是主动推进本地化，建立研发中心，这样技术必然在当地传播，这些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外资的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益，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结归纳出的规律，是自由资本主义纲领《华盛顿共识》中承认的。

目前美国竭力向世界描绘西方公司如何在中国受到强行的技术转让胁迫和“偷窃”。但问题是：难道西方公司都是傻瓜？他们不做风险评估？不做成本分析？还前赴后继？真正的情况必然是双方都得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公司获利更多。中国在获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和艰苦的劳动，而这是美国保守势力和中国一部分公知故意视之不见的。

第三，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加速了资本的外流。西方社会是一种利益集团博弈型社会，资本的持续出走，必然导致内部各种力量博弈，并主要通过大选体现。为了大选胜利，政客们提出的政治纲领常常把党派，利益集团，地域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些政策常常以各种工资和福利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推高了西方国家的生产成本，客观上加速了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出。

总之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外流的根源是内生的，本元的，也符合当今国际发展的潮流。为什么西方国家整体上不能从这种资本和技术流出中获利是其制度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资本不受国家控制，资本和国家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冲突。

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出走出了世界东西方或南北方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第一步（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尼，南非等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都是南方国家）。2005年时，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20%，2014年达到30%，预计2030年达到60%。当前，西方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为55%左右，比上世纪70年代末下降了8%。

如果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真的达到世界GDP的60%，发达国家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只会下降。这种下降必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地缘政治，社会稳定，国家和民族关系等等。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围剿华为就是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二，必然的对抗

中国和西方接触始于70年代，80年代是蜜月期。然而西方和中国的交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被卷到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境地，就像一对经历风风雨雨后的恋人，渐渐意识到有没有未来。

中国纳入全球化必然有一个将国有和集体财产逐步资本化的过程，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资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必然分化社会。中国改革设计对资本对社会的分化作用认识不足，在引入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同时，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防止资本对权利的侵蚀，防止资本唯利是图对社会道德的腐蚀是到目前也没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度，中国的前景扑朔迷离，下一步往哪里走众说纷纭。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普世派的主张国退民进，建立真正完整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多党民主议会政治制度。

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全面国退民进会不会又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多党制会不会演变成强势利益集团的“元老院”？全面市场化会不会成为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的翻版？利益集团为各自利益的博弈会不会导致民族矛盾上升和国家分裂？

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各国造成的混乱告诫中国人要谨慎，而普世派并不能就这些涉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问题提供可信的回答。

18大以来，新领导层展现了一种新的路径：坚持一党制，通过强力反腐维持执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运用政府力量通过国企发展战略产业，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加强环保，大力脱贫。

18大以来的调整主要是应对国内的压力，而且中国政府反复声明中国追求的是美美与共的全球利益共同体，但中国世界老二的地位决定中国的内部调整必定对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根本上中国和西方的将来都取决于谁能控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谁占据上风，谁就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利润和税收，谁的社会就会更稳定。

中国明确表示要集举国之力发展战略产业，虽然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中国内政的急需，是提高工资和税收，改善环境，稳定就业的基础，西方还是认为中国发展高科技是向其发起了挑战。对比中国和西方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发展，他们感到很可能败给中国，因为中国有一套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模式可能比西方模式更有效。

美国保守派，民粹派和民主派都不能容忍中国的成功。美国保守派和民粹派遏制中国是基于地缘政治，种族意识和文明冲突；美国民主派基于抗拒中国政治模式对西方民主制的挑战。

在各派合力作用下，美国保守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态度出乎意料的坚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阻止中国5G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介入台湾和南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美贸易战已经超越贸易领域。美国不惜采用两败俱伤的手段强压中国接受“苦果”，令人怀疑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发中国内乱，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三，对抗的前景

面对发达国家的疑虑中国历来主张不断开放，在中国成为进出口大国的情况下，主动开放国内市场的确是化解西方压力的良策。

近来黄奇帆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如果中国实行“三零”（零关税，零贸易壁垒，领补贴），和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当于第二次加入WTO。“三零”为代表的改善商业环境加上庞大的市场规模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和研发设施置于中国。中国公司和中国城市在国际服务贸易争夺中（金融，物流，交易结算和法律服务）将获得竞争优势。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大力测试自由贸易政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已经承载了中国1/4的国际贸易。到2025年海南省将基本完成自由港系统建设（自由贸易）。

中国的不断开放政策有可能分化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力量。美国对华打压有四股政治力量，第一是是极端保守派和民粹派，第二是保守派中的建制派，第三是民主派，第四是资本和技术，既大型跨国公司。其中美国资本和跨国公司最为摇摆。

如果美国执意要围堵中国，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就应把美国排除出去，形成对美阻隔对欧，日，韩开放的格局，例如只买空客不买波音。美国资本必然不能忍受因美国政府的政策而长期被排除在世界第二大市场之外的局面。

要分化美国对华压力的关键是要让美国人认识到打贸易战得不偿失。 “和打不过的人交朋友”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哲学。以前中方一直试图通过让利达成贸易协议，但现在明摆着美国保守派要扼杀中国，绥靖只会换来进一步的压力，摊牌已不可避免。只要中国全力出战，美国就必然得不偿失，只有决心打，才有可能“和”。

中兴、华为等事件告诉中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必须全面进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教训和好处是逼迫中国加大力度建立关键的完整的技术体系。

事实上中国目前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已经进入快车道，形成了双轨局面：首先是国家协调，国有企业参与的大型基础研究和战略产业发展。中国宇航，军机，军舰，坦克工业的发展远远好于走充分开放和市场化道路的汽车产业，证明在开发自主技术上，国家协调，国有企业成效显著。

同时中国在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上力度很大，各种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人员技术入股的规定在西方也很少见，科技创业在年轻人中已成时尚。

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像华为，大疆一样的优秀民营企业，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目前华为碰到的围堵终将过去；59年苏联撤出专家，64年中国就爆炸了原子弹。2019年必将在中国自主技术的开发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贸易战以来经常看到各种奇谈怪论，这表明各种弊病使得中国社会不能高度同仇敌忾。因此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确是赢得贸易战的关键。做好自己的事涉及面广阔，这个话题需要一篇长文才能讲清楚。这里只能列出一些最急迫和关键的条目：

中国应探索如何通过加强新闻监督和严格实行法治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应继续加大扶贫和环境保护力度。中国应推进分配领域里的改革，（工资，税收，社保）摆正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一个公平的，开放的社会对赢得贸易战至关重要。这是对内争取民心，对外争取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党派支持的关键之一，是分化对手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