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思路_风闻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思路 作者：张洋 

(美《原子科学家公报》统计的美俄核弹头数量比较)

战斗力竞争是军事战略竞争的核心，它针对己方面临的挑战和对手潜在的弱点，设计并发展非对称战斗力，形成“出敌不意、难以防御、难以攻破”等预期效果，并竭力使之直接决胜战局。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首先运用其空中力量这一非对称战斗力实施长达38天的空袭，再通过仅4天的地面作战就取得完胜，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前，美军已将建军重点由应对反恐战转向强对抗作战环境下的高端作战。在此背景下，美军依托对我国所谓“威胁”和弱点的分析评估，提出了第三个“抵消战略”（下称新“抵消战略”），出台了“国防创新倡议”这一顶层行动方案，正在高强度落实。该战略就是主要针对我军的战斗力竞争战略，而国防科技博弈则是其核心内容。

新“抵消战略”中国防科技博弈的核心思路是“以快制慢”

核心思路发生转变。美军第一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和第二个“抵消战略”（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核心思路均为“装备技术差异化”，分别通过“以核制常”和“以信息化对机械化”构建针对苏联的非对称战斗力。新“抵消战略”的核心思路则转变为“以快制慢”。美军认为，是否能快速引入新技术并生成战斗力将决定新“抵消战略”的成败。2014年11月“国防创新倡议”出台时，美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倡议落实负责人沃克明确指出：“美国的采办和需求制定体系必须在对手跟上来之前就将先进技术用于部队……否则我们将不断地败退”；2015年1月主管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韦尔比又强调：“国防部必须成为商用技术的快速追随者，若不能跟上商业世界的步伐，第三个‘抵消战略’将会失败。”

思路转变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美军仍占有明显的装备数量质量优势，无需刻意差异化。前两个“抵消战略”均针对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但当前美军对中俄仍占有明显优势：国防预算远超中俄之和，拥有核动力航母、隐身轰炸机等独有装备，信息获取与对抗飞机、加油机、运输机、核潜艇等装备规模超过中俄之和……因此，美军无需刻意寻求差异化，新“抵消战略”针对的重点也被定为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目标则是确保美军能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力量并在战区内自由行动。二是环境变化，难以再依托少数领域的差异化长期享有决胜战局的非对称战斗力。美军认为先进科技和装备全球扩散、商用技术快速发展和中俄等国的能力日益增强构成了挑战性环境。美国防部高官指出：具有潜在军事效用的商用技术天生扩散且快速演进，“当国防部更新一代技术时，商业世界已更新三代”；并称“大国对手不止能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能很快复制出实物”。因此，美军认为新“抵消战略”很难像前两个一样，依靠某个或少数领域的装备技术差异化发展来获得长期军事优势。

美军正在系统性地采取多项举措来加强和加速新技术的引入

为确保引入新技术并生成战斗力的速度始终领先于中俄等国，美军正采取以下四项主要举措。

1．灵活获取商用新技术，扩展技术选择

一是建立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提供决策支持。美前任国防部长卡特在2016年3月宣布建立该委员会，职责是识别新兴技术和推广创新文化，为美国防部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提供建议。卡特选择谷歌母公司的执行主席施密特担任首任主席，至当年7月已任命包括施密特、亚马逊公司主席、联合技术公司主管科技的副总裁及沃顿商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哈佛法学院教授等在内的全部15名成员。截至2017年1月已召开2次会议，提出任命国防部首席创新官（模仿谷歌等企业）、创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中心、评估先进武器的网络脆弱性等14条建议，大多被采纳。

二是建立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实现灵活获取。美国防部已分别于2015年8月、2016年7月和9月，在硅谷、波士顿和奥斯汀各成立一家“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职责是从三地高科技企业灵活获取并验证前沿技术。在硅谷首家DIUx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美国防部曾迅捷调整推出DIUx 2.0版，具备直接向部长汇报、拥有预算资源、可签订和管理合同、采用扁平的合伙人体制等新特点。美国防部在2017财年预算中为DIUx编列3000万美元，在2017年5月23日出台的2018财年预算中编列4500万或5400万（美国防部预算要求材料同时提供了这两个数据）；美国会特别通过法律条款，允许DIUx在收到提案后仅60天内就投资。截至2016年9月，DIUx已授出12份合同（3630万），资助了高速无人机、自主、网络安全、无线技术等领域的原型化工作。

2．大力推行原型化策略，加速技术成熟

一是在采办倡议中力推扩大原型化，并建立管理机制。美国防部已在《更佳购买力3.0》采办倡议中提出扩大原型化应用，并已将国防部研究与工程署的快速部署办公室更名为“新兴能力与原型化”（EC&P）办公室。为实施管理，该办已提出多轮原型化科研活动分类，目前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理验证型原型化，其经费一般少于1800万，实施周期是1～3年；另一类是工程研制前的原型化，其经费一般少于1亿美元，实施周期是1.5～4年。

二是针对部分重要科研项目，大胆采用原型化策略。根据美国防部指令，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正领导美空、海军实施“航空航天创新倡议X”（AII-X）项目，发展两型下一代战斗机技术演示验证机。DARPA还通过原型化策略发展了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在2016年将成果转移给美海、空军，将在2～3年内形成作战能力，使美军快速形成在GPS降级／阻断环境中识别并远程打击特定舰艇目标的战斗力。DARPA还正以该策略实施战术级高超声速巡航弹和滑翔弹等新的“填补空白”型科研项目，一旦成功，美军可能再次在短时间内将成果快速转化为实装、生成战斗力。

3．实施采办流程机制改革，加速技术物化

一是改革国防采办程序，突出快速采办。美国防部于2015年1月颁布的新版国防采办程序彻底突破了原有采办程序框架，突出了快速采办，这是美国防采办程序的一次颠覆性变革。新程序的最大特点是在6种采办模型中纳入了“渐进式部署软件采办模型”和“快速采办模型”，分别用于可在1～2年内有限部署的商用软件及可在2年内完成的紧急需求采办，将为美军更多、更频繁地快速发展并部署新技术、新装备提供便利。

二是加强或建立快速能力采办机构。美国防部逐年加大对“战略能力

办”（SCO）的投资，该办通过创新装备用途、发挥集群作用、融合军民技术3条途径，开展周期不超过4年的战斗力快速创新，已实施包括“标准”6防空导弹反舰、“灰山鹑”无人机蜂群在内的数十个项目。该办成立以来预算连年增长，在2017年5月23日出台的2018财年预算中编列12亿美元。此外，美空军赋予其2003年建立的“快速能力办”（RCO）更多职责，将2015年进入工程研制的B-21轰炸机项目交该办管理。美海军在2016年2月成立“海上加速能力办”（MACO），将MQ-25舰载无人机和AGM-158C导弹项目交该办管理。美陆军在2016年8月初建立“陆军快速能力办”（ARCO），重点促进网络、电子战、定位和授时对抗等能力发展。美海军陆战队在2016年9月建立“快速能力办”（RCO），作为从军种内部所有层级吸收革命性创意的工场。

4．推广开放系统和通用化，加速技术插入

一是通过“未来机载能力环境”（FACE）等标准实现软件模块复用。该标准的开放程度高于商用安卓系统，符合标准的软件模块可在不同的航空装备之间复用，支持美军从体系层面破解装备软件开发难、成本高、难复用等问题。美军已确定为下一代航空装备全面采用该标准，美空军C-130H运输机、美陆军UH-60直升机和美海军陆战队AV-8B战斗机等装备在升级改造中也采用该标准。

二是通过“开放式任务系统”（OMS）等标准实现任务载荷快速移植。符合标准的任务载荷可在军机或其他装备“即插即用、即插即战”，装备可根据使命任务的不同便捷地更换任务载荷，或将任务载荷在不同装备间快速移植。美空军已对数十种符合标准的任务载荷进行演示试飞，涉及平台包括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从最新报道看，该标准也适用于机载控制软件。

三是通过“通用武器接口”（UAI）标准实现机载武器的快速综合。UAI为平台、武器和任务规划系统提供标准化的可复用软件接口，可大幅度节约军机综合新武器时的成本和时间。美空军的实验证明：利用UAI可将武器综合周期由3～5年减至3个月，成本由2000～8000万降至250万。美军已将该标准推广至轰炸机、战斗机、无人机、空地弹等装备；北约组织已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北约组织通用武器接口”（NUAI）标准并推广，意味着美军军机将来还可快速综合其盟国的武器。

结束语

美军新“抵消战略”中“以快制慢”的国防科技博弈思路和举措，是根据对中俄弱点的长期分析，瞄准非对称战斗力生成，从技术来源、技术孵化、体制机制和系统设计这些方面“多管齐下”，全面破除持续、快速、大量引入新技术的束缚，形成美军依托全国以至全球科技进步、持续不断地引入新技术滚动提升战斗力的“新常态”，使美军引入和应用新技术的节奏一直领先于对手，对“强敌”持续形成“出敌不意、日新月异”等战斗力竞争效果。

若我们在思考国防科技博弈、研究应对新“抵消战略”时只考虑各项技术本身，将只能看到与美军之间的技术储备和水平差距；若进一步考虑到美军“以快制慢”的核心企图，那么我军今后面临的不仅是技术差距，而可能是多领域、多维度、高动态的“技术突袭”。因此，我军固然要关注美军在新“抵消战略”中的重点技术选择及其发展，关注美军其他对我具备优势的技术，但更要对其“以快制慢”的核心思路及其落实成效予以密切关注，并尽早应对。

第三次抵消战略：一种思维模式

编译：贺宇/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来源：美国《空军杂志》2016年8月刊

本文主要引述国防部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助理部长兼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史蒂芬·韦尔比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相关讲话，主要涉及：面对对手技术和能力快速发展的局面，如何通过第三次抵消战略保持美国的优势；第三次抵消战略在技术开发和利用方面遇到的困难，如何把尖端技术尽快转化为部队的实际能力等。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近年来，国防部领导者们多次警告说，美国在很多领域的军事领先地位正在逐渐丧失。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低技术的反叛乱作战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对手已经掌握了先进能力，美国曾依靠这些能力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之后的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优势。这些对手正在设法弱化美国的军事优势，建立对等能力。

这些对手正在列装先进的武器系统。

国防部采购、技术与后勤主管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四月份会见智库的研究人员时曾说，对手技术进步的速度“让我无法安睡”。

国防部的对策是“第三次抵消战略”。这个术语2014年由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提出，指为了超越对手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这些对手已经掌握了那些曾让美国在过去40年里维持军事优势的技能和技术，包括：隐身、先进传感器、电子战、太空和网络。

沃克的这个术语源于之前实施的两次抵消战略。第一次抵消战略是在1950年代，当时美国依靠庞大的核武库，不对称地威慑苏联强大的常规力量。第二次抵消战略始于1970年代，美国利用高技术常规武器系统抵消对手的数量优势。

沃克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已经两年，对这个术语的误读仍然存在。这不是人手一套最新版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兵器（译者注：指采购新型武器装备）的紧急方案。相反，第三次抵消战略高度关注技术——还有组织模式和新战术——尽一切可能扩大美国在诸多领域的优势。关键是能否快速列装并恢复与对手的“不对称”。

国防部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助理部长史蒂芬·韦尔比（Stephen P. Welby）说：“第三次抵消战略不会有专制者”。在《空军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兼任国防部首席技术官的韦尔比说，第三次抵消战略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没有永恒的强者”，任何军事优势都可能被超越。

“随着时间的推移，别人迟早会赶上来”，他说。

第三次抵消战略是“国防部的集体智慧”，他接着说，“关键是我们如何建立机制，并以新的思路设想未来”。

今天所称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在当时有明确定位，就是“大规模的实验……，涉及技术开发、军种内部和联合层面的组织体制”，韦尔比说，“我们希望第三次抵消战略也能如此”。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B. Carter）二月份告知国会，国防部在2017财年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相关工作申请36亿美元。在未来几年的国防计划（FYDP，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中，这些工作将共需要180亿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在未来几年的国防计划中，用于“研究、开发、测试、评价和获得适当的技术和能力，使我们的军队在未来能够建立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赢全谱冲突”的总预算是9510亿美元。相比之下，180亿美元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卡特在国会拨款委员会预算听证会上如是说。

刻意隐去

在预算中可以发现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一些投资领域，“但是，部分投资领域在预算中被刻意隐去”，韦尔比说。国防部不想和盘托出，也不想暴露自己的王牌。

国防部擅长把实用的计划尽快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很多能力起源于广为人知的先进概念技术演示（ACTD，Advanced Concept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s）项目，例如：E-8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Joint Surveillance and Target Attack Radar System）战场监视飞机、RQ-4“全球鹰”（Global Hawk）喷气式高空侦察无人机，MQ-1“捕食者”（Predator）中空侦察无人机等。

这些装备提供了非凡的新能力，但是快速列装也带来了问题，主要是如何建立相应的后勤保障系统。“全球鹰”的花费一度非常高，空军甚至计划砍掉这个项目。

“不要指望‘好产品自然有客户’”，韦尔比说。“我认为我们的一些先进概念技术演示项目已经做得很好，它们真正实现了列装，也真正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大到我们已离不开它们”。

国会对国防部的先进概念技术演示并不十分支持。但是，将那些刚刚走出实验室的技术投入实战，确实是又花钱又冒险，韦尔比说。“我们刚刚意识到”，理想的方式是使先进概念技术演示与部队常态任务相结合，“我们应当努力使这些项目常态化”。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办法”，包括“最大程度地利用商用技术和商业供应链，而不是建设军队专用的能力”。

他举例说，“苹果”iPhone的系统能够无缝地向上和向下兼容，用途不断拓展，而且升级换代的成本很低。这种商用系统与军队专用系统完全不同。“军队专用装备一旦列装，每个用户都将得到同样的产品并接受同样的训练”。

“我口袋里的iPhone没有寿命周期保障计划”，韦尔比说。使用商用设备并减少军队专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实现“计划性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只要价格和性能合适，就使用新产品，而且不用重建维修保障链”。

韦尔比想把这种思路用于武器装备，希望有一天达到“木弹（“wooden rounds”）”的标准——“在其被淘汰之前无需太多关注和维护”。

在科学与技术的竞技场上，有17个领域正在加速进行实验、原型化和列装。这些领域包括：先进电子设备、网络、电子战、飞行平台推进器、传感器、空间、武器、生物医学和材料科学。这些技术的应用领域“横跨”各个军种。

“我们要先于别人找到困扰自己的症结所在”，韦尔比说。

对会商的要求

“依靠21（Reliance 21）”是一个多军种、多机构的论坛，韦尔比借助这个论坛将国防技术专家召集到一起，掌握解投资组合的情况，“某些时候”还对技术专家提出质疑，协调实施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

这个论坛的名称意味着各个军种必须相互依靠。这个论坛让与会者发表见解，指出哪些领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者哪些机构藩篱阻碍了进步。韦尔比说，他和其它高级领导者的任务是“帮助他们统一认识”。

这个论坛能够提高投资组合的适应能力。17个兴趣社区今年会有所调整——韦尔比没有说明具体增加或减少哪些——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

“我们一度在应对简易爆炸装置（IED）方面投资很大”，他说，这是由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威胁决定的。“这方面的投资是增长、持平还是减少？我们需要进行会商”。

韦尔比说，科技企业很“幸运”，在一个财政紧缩的时代，它们的预算没有减少。

“我认为，在当前的预算环境下，‘持平’就是‘增长’”，他说。在这种环境下，必须慎重确定投资组合，优先考虑那些能够获得最大回报的项目。

韦尔比说，自主技术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领域，也是空军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五月份的时候，空军首席科学家格雷格·扎卡赖亚思（Greg L. Zacharias）在空军协会（AFA，Air Force Association）所属的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发表讲话说，自主技术有很广阔的应用领域，从“大数据”到可以自己飞行的飞机，还有飞行员用以评估态势和选择行动过程的显示器。他还说，空军要求工业界进行所谓“忠诚僚机”的概念演示，即：自主的无人飞机与有人驾驶作战飞机联合编队飞行。这项演示将在2020至2021年之间实现。

自主技术对美国空军非常重要，扎卡赖亚思的前任迈卡·恩兹利（Mica R. Endsley）为此专门设立了空军总体年度技术研究（entire Air Force yearly technology study）项目。扎卡赖亚思希望在今年秋天启动“自主技术远景”第二阶段研究，第三阶段研究将于明年启动。

有的军种原本就在某些领域领先——例如，海军在水下技术方面，空军在高超声速方面——各军种都将不同程度地参与集中式的科学技术研究。

自主“首先是一个形容词，然后才是技术”，韦尔比说。当自主用于海上领域时，海军就是主导。空军“在空中平台方面经验丰富，在这一领域提出了一些极具新意的计划”。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地面车辆领域具有核心能力”，但这两个军种“界限不清”，他说。自主技术将对后勤、计划制定系统、网络产生巨大影响，并将“涉及每个军种”。

类似的，高超声速和定向能技术也很受重视，被国防部官员看作是尖端能力的典型。

“空军和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高超声速方面的投资显著增加”，韦尔比说，“这印证了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电子战是每个军种和联合层面的必备能力，韦尔比说。每个军种应当及时了解其它军种的进展，因为一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可以用于其它军种”，也可以用于联合层面。

前任空军采购主管威廉·拉普兰特（William A. LaPlante）经常批评他所称的“死亡之谷”，这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一侧是前途光明的实验或原型，另一侧实现列装的预算限制。

韦尔比说，国防部领导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尽力让实验室的成果能够有机会实现部署。

韦尔比说，第二次抵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尝试新方法。

他说，198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装备实验，这相当于发酵剂”，例如遥控驾驶飞机（RPA,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和作战隐身。“这些计划的本意不是让技术成熟化”，而是“了解我们如何利用新装备作战”。这转而催生了需求，促进了计划的发展。他说“这种做法跨越了鸿沟。新装备不再是技术专家眼里的亮点，而是作战人员眼中的需求”。

实验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将新技术和现有系统相结合的途径，因为“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更新全部装备”，韦尔比说。空军的战略灵活性倾向于整合新技术，而不是等待下一场变革的发生。

卡特在预算听证会上说，“武库飞机”（arsenal plane）概念将与新的防区外发射弹药相结合，后者已经用于现有的多型作战飞机。新旧武器的组合运用将给对手带来压力。

卡特部长计划在2017财年投入第三次抵消战略的资金“很多将用于作战实验”，韦尔比说，“这些新系统要与现有系统竞争，借此发现新系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实验、原型化和演示，国防部应当成为“信息更加灵通的买家”，这一点很重要。

对速度的要求

速度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在“空中优势2030”（Air Dominance 2030）研究中，空军提出，如果用一个为期20年的计划去研制F-22的后续机型，“来不及”满足近期的战场需求。为了在空中作战中保持技术领先，应当采取渐进式的技术改进。

“我在国会上说过，我不希望再有长达20年的开发计划”，韦尔比说，因为“在我们形成能力之前，对手有20年的时间采取反制措施。我们必须设法尽快把技术列入开发计划”。

他说，国防部在调整采购策略、缩短采购周期和提高经费效能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在采购领域，“人们对现在的情况仍缺乏了解”，他说。“坦率地讲，我们在大型项目采购方面有很大突破，而且是前所未有的”。项目在成本和进度方面创造了记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更佳购买力（Better Buying Power）倡议。卡特接任肯德尔之后，继续推动和改进这项倡议。

韦尔比说，更佳购买力3.0计划是为创新采购系统“量身定做”，主要是为了“消除官僚习气和官僚机构”，加快从实验室到列装的速度。通过技术嵌入、模块化，以及更多地使用商业产品，力求“把能力尽快交付给用户”。

很多实验都通过技术与合同方式实现，旨在“缩短合同履约的过程”。通过合同条款激励提高速度，韦尔比说。

空军去年秋天签订的B-21轰炸机开发合同就非常强调速度。空军采购副主管阿诺德·小邦奇（Arnold W. Bunch Jr）中将说，如果合同按时完成，可以为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公司带来丰厚的回报。如果合同不能及时完成，回报就会缩小甚至“归零”。

在制空权2030研究中，空军探索大量使用廉价的、可重复使用的遥控驾驶飞机执行电子战、打击和诱饵等任务。它们的数量很多，即便损失了一些也没关系。同样应为数量太多，全部摧毁它们的任务量和成本都令对手无法承受。

这个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韦尔比说，“在这个领域正在进行有趣的实验”。这是与对手的“成本交换”。

“今天，随着自主技术和廉价网络的发展，把众多廉价系统组合起来的效能要大于单个系统效能的简单累加”。诸多廉价、小型系统“协同工作，可能比一个昂贵平台的能力更强”。这些小系统分布在广阔的空间内，追踪单个目标非常困难。

“它们具有很好的自恢复能力，即便损失了一部分，也能重新组织起来并继续作战”，韦尔比解释说。

沃克、肯德尔和其它人认为，在军事技术的某些领域无法维持40年的领先——全球变革的速度使得保持绝对优势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去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手在某些领域可能已经领先，例如电子战。但是韦尔比仍然持乐观态度。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能领先40年”，他说，“但是我确信有10年的优势”。美国的“天然优势”是“经受过世界上最佳训练和最佳演习的部队，这种优势是任何技术无法取代的”。这使我们“对对手形成‘超研发’态势”，左右他们的“OODA循环”，即观察、定向、决策和行动（observe,orient, decide, and act）。韦尔比说，仅仅拥有“银弹”是不够的，“银弹”必须分发给“训练有素的、创造性的操作者”。

他承认，对手追得很紧。美国首次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相比之下，对手用了很短时间就知道美国利用遥控驾驶飞机实现“实时连续态势感知”，并迅速认识到该技术的优势。

然而，“我们过去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对称优势曾经丧失，我们又想法打破了对称”。韦尔比说他很“高兴”看到国防部“完善了机制，并看到了更长远的危机”。